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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叛乱，被迫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閬州（今四川閬中）一带。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朝廷召他為补京兆功曹，他却不去任职。

　　　　二年正月，严武再任职成都，几次写信希望杜甫回来。六月，严武表荐杜甫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又称「杜工部」。

　　　　永泰元年（765）正月，杜甫退出严武的幕府。四月，严武病逝，杜甫失去依靠，於五月离开成都乘舟南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至云安（今重庆云阳）。

　　　　次年暮春迁居夔州（今重庆奉节），甚至以船為家，「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杜甫诗有「名岂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居夔州近两年，写诗四百餘首。

　　　　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携家出三峡，经江陵、公安，暮冬抵岳阳。之后，诗人漂泊湖南，贫病交加，濒临绝境。

　　　　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病死在湘江舟中，时年五十九岁。杜甫因「风疾」病逝。

　　　　杜甫的逝世至今都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话题。一些专家认為杜甫是因糖尿病而死，并在杜诗中找到证据，「我多长卿病，日久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长卿病是指司马相如患有的消渴症，即糖尿病。

　　　　一说杜甫人在耒阳，為洪水所困，十餘日未进食，后来耒阳聂县令雇小船来接他，并且赠送许多牛肉、白酒款待。杜甫一夜食尽，竟大饱而死。郭沫若据此认為杜甫是吃了「天热肉腐」之物，因食物中毒而亡。

　　　　杜甫灵柩停厝在岳阳，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於河南首阳山下。但现在杜甫的坟墓有八座，分别位於河南巩义市、河南偃师市、湖南省耒阳（今耒阳市）、平江县等地。

　　　　杜甫诗歌现存1400多首，写诗可分四个时期：

　　　　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杜甫曾先后游歷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有诗赠李白，「余亦东蒙客，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堪称快意。

　　　　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於东鲁，可惜的是，由於两人后半生际遇都相当坎坷，这次分别之后便没有机会再见面了。

　　　　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仅获得少许资助，过著「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然衣不盖体，常寄食於人」，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

　　　　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為著名。标誌著他经歷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陷贼和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一边，独自去投肃宗，中途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

　　　　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任职左拾遗。由於忠言直諫，上疏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九岁）：

　　　　随著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铮�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在严武的帮助下，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

　　　　严武入朝，蜀中军阀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閬州。后返成都。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

　　　　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千餘首，佔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深刻地反映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20多年的社会全貌。

　　　　杜甫诗「有集六十卷」，早佚。北宋宝元二年（1039年）王洙辑有1405篇，编為18卷，题為《杜工部集》。钱谦益编有《笺裕Ф殴げ考�》。杨伦说：「

　　　　自六朝以来，乐府题率多模拟剽窃，陈陈相因，最為可厌。子美出而独就当时所感触，上悯国难，下痛民穷，随意立题，尽脱去前人窠臼。」

　　　　特色，杜甫是社会派诗人，趋向现实主义，内容广泛，富时代性，取材於政治兴亡，社会动乱，战事徭役，铮�饿贫穷和贫富悬殊。

　　　　杜诗善於描写当时歷史实况，反映唐代由盛转衰的现况，故有「诗史」之称。从安史之乱至入蜀之前，杜甫经歷了大时代的动乱，写下大量的实录式写实名篇。其名篇中，特多写实之作，如名作《丽人行》，反映上层社会的奢淫。

　　　　思想方面，杜诗中有儒家思想，悲天悯人，忧国忧民，洋溢著仁民爱物的情怀和浓烈爱国主义色彩，有「诗圣」之誉。

　　　　杜诗善用理智去仔细观察人生社会的实况，从自己的生活经验去体会人民的苦乐，有强烈政治意识，继承并发扬诗经、汉乐府民歌及建安学的写实精神。

　　　　手法方面，杜诗善写人物对话和独白，选取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和事件来描写。杜诗也善於抒情，结合抒情和叙事，又结合抒情和写景，寄情於景。杜诗叙事注重客观描述，让故事身直接感染读者，而少发议论。

　　　　语言方面，杜甫写作态度非常严肃，语言精炼，用字準确，形象生动，多礀多采，并善於运用民间口语。

　　　　体裁方面，杜甫作品眾体兼善，五七言古体、律诗绝句，无所不工。他往往用不同的诗体，表达不同的内容，叙事多用较少格律限制，便於铺叙描写的古体诗，抒情则多用近体诗。

　　　　杜甫大量创作七言律诗，作品内容广泛，技巧纯熟，注重声律对仗，格律严谨，语言锤鍊，為歷代典范之作，达到极高的成就，使七律创作臻於成熟。他又开创「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描写社会的民生疾苦。

　　　　风格方面，杜诗主要风格是沉鬱顿挫，风格多样，丰富多礀，或雄浑奔放，或清新细腻，或沉鬱悲凉、或辞藻富丽、或平易质朴、或通俗自然。杜诗融冶吸收前人艺术技巧，发展成一种独特的新风格。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為具有「沉鬱」的特点，「沉鬱」一词最早见於南朝，「体沉鬱之幽思，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鬱顿挫」四字準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於沉鬱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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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十章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眾的讚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於「沉鬱顿挫」。

　　　　吴沆《环溪诗话》评杜甫晚期诗句「恣肆变化、阳开阴合」，又云：「惟其意远，举上句，即人不能知下句」。

　　　　吴沆又说：「凡人作诗，一句只说得一件事物，多说得两件。杜诗一句能说得三件、四件、五件事物；常人作诗，但说得眼前，远不过数十里内，杜诗一句能说数百里，能说两军州，能说满天下，此其所為妙」

　　　　杜甫的诗歌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於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沉、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顏、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

　　　　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於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礀，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眾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於斯也。」

　　　　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羈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

　　　　唐代的大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章在，光焰万丈长」。唐末王叔当永贞革新垂败时，反覆吟诵杜诗「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以抒悲愤。

　　　　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妫�」的成就。陈善《捫蝨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

　　　　蒋士銓《忠雅堂集》卷一《杜诗详裕Ъ�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胡应麟在《诗藪》中说：「唯工部诸作，气象巍峨，规模巨远，当其神来境诣，错综幻化，不可端倪。千古以还，一人而已。」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鍊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鍊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

　　　　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於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於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

　　　　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為杜诗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証史，所以称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另一说是，杜甫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

　　　　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為村夫子。」

　　　　影响，中、晚唐写实诗人如张籍、白居易、元稹、杜荀鹤、曹鄴、皮日休均受杜诗影响。

　　　　杜甫开创「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描写民生疾苦，下啟中唐新乐府运动。韩愈诗气势雄壮，沉雄博大、奇险生硬、拗折艰涩、喜以為诗，乃受杜诗影响。

　　　　李商隐诗浓丽沉鬱、气象高远、造语精工，亦受杜诗影响。

　　　　宋代孙仅《读杜工部诗集序》说：「公之诗，支而為六家。孟郊得其气焰，张籍得其简丽，姚合得其清雅，贾岛得其奇僻，杜牧、薛能得其豪健，陆龟蒙得其赡博。」

　　　　唐人学杜诗的较少，叶少蕴《石林诗话》说：「唐人学老杜，唯商隐一人而已。」王安石亦称「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唯义山一人而已」。

　　　　李调元《雨村诗话》认為：「学杜而处处规，此笨伯也，终身不得升其堂，况入其室。唐人升堂，惟李义山一人而已。」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

　　　　他在世时关於他的参考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