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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迷惘-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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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现在使自己遭受罪恶袭击的真正源头，更是冒犯加无知，无耻加愚蠢。（谈到这里，为什么把种族主义归罪黑人，把反犹主义归罪犹太人？为何不循着这可恶的逻辑得出结论，宣称受害者永远、在任何地方、为他们自己的被害负责？）
第24节：反思2：美国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前的情势）（6）
其次，沃尔泽唾弃了另外一种陈词滥调。看上去矛盾的是这一论调和上面的分析有联系，因为正是对淡化恐怖主义的拒绝、对放纵和推诿文化的厌恶、不去深入探究邪恶的原因和方式的决定，趋向于产生这种论调。他唾弃那种认为昙花一现的恐怖主义没有理性或逻辑，没有任何理由，终归只是一系列孤立、简单、病态和绝望的行动的观点。这个观点不符合已知的克劳塞维茨的有魅力的法则。沃尔泽反驳道，没有什么比传播甚广的“后克劳塞维茨”恐怖主义理念更明确的了；因为恐怖主义者也许没有一个克劳塞维茨用词意义上的“靶子”——这正是盲目袭击、不分青红皂白的打击的原则——但克劳塞维茨还有另外一个词来表示靶子和目标。根据克劳塞维茨所言，你也许没有一个靶子，但你也许仍然有一个目标，它的名字即是“战略”目标；恐怖主义分子难道不是有一个目标，或甚至一个双重目标，它一方面是全力以赴地进行在伊斯兰世界内的战争，另一方面是让他们憎恨的自由城市里的生活更不可行、更难以喘息？沃尔泽解释道，你需要把本·拉登想象为一个战略家；你需要想象他在其藏身处的那一刻（他说这“难以重建”，但他十分肯定这“确实发生”），他与其一群同谋“围桌”而坐，“讨论必须做什么”，在许多可能的选择中，冷酷地选择了大规模谋杀。你需要一劳永逸地习惯于恐怖主义包含战略性的、超克劳塞维茨的层面。
还有，远非对恐怖主义去历史化，也不是把它减低成为布什在“9·11”之夜所说的“突然袭击我们城市天空”的某种晴天霹雳，沃尔泽和他的朋友们——这里，我特别想到了保罗·伯曼的著作和研究——对把恐怖主义还原到它背景中有巨大和决定性的功劳。它真正的背景。它更大的背景。米兰·昆德拉说，非地区性的背景对正确欣赏文学至关重要，我确信，这也是把历史现象恢复到其适当规模的唯一框架。伊斯兰？是的，当然，伊斯兰，伯曼说。但也是墨索里尼式的法西斯主义，它培育了阿拉伯复兴党创始人、基督徒米歇尔·阿法克的一些信念。穆斯林兄弟会的先知库特布，明确地阐明要遵循法国诺贝尔奖获得者艾利希斯·卡瑞尔的优生学。该运动的发起者巴纳从不掩饰他对褐衫党的“相当大的崇拜”。然后，非常坦率地，种族主义、反犹主义、暴力崇拜、热爱死亡，那种只能用血来写历史的思想——这恐怖的灾难剧曾加速了欧洲的毁灭，如今在毒害本·拉登的追随者。我们明白，在读伯曼的时候，这现象既陌生又熟悉。我们感到人类同时离我们这么遥远又这么近——野蛮人，当然，但怪诞地酷似我们的野蛮人，是我们幽灵的野蛮人，他们从我们最坏的品质，最隐秘、最羞耻的方面汲取力量。换句话，我们对自己说，我们正在这里应对一个古老革命的新阶段，这场革命承继于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如今以本·拉登分子的死亡小组作为令人毛骨悚然的当代转世现身。然后，我们明白了——这仅是这些著作最起码的功劳——在这场对抗中，我们的意识形态遗产并不像有些人愿意相信的那样完全贫瘠，他们通过把恐怖主义局限在其有限的背景中，把它变成一个不透明的、不可理喻的结果是无法治愈的现象。我们并非如此贫瘠，因为，从我们此前的遭遇，从我们与这只怪兽的过去化身作斗争的代价高昂但无可否认的胜利中，我们继承了一个丰富的、准备好再次用于作战的武器库：它叫做反极权主义。
也许这些作者之间的共性比我倾向于认为的要少。
也许使他们分开的——在这个或那个领域——比使他们团结的因素更有实质性。
也许我应该考虑到那封题为《为何而战》的著名“美国来信”，这封信紧接着阿富汗战争之后发表，60多位学者在信上签名，包括福山、亨廷顿，以及……沃尔泽！
也许我应该把这封信与“另类左派”——作家乔姆斯基、维达尔、博伊尔和桑塔格是其代表——的令人瞩目的自我表达进行比较。两周后，在题为《美国公民致他们的欧洲朋友》的第二封信中，他们努力证明反对恐怖主义正义战争的主张站不住脚。
第25节：反思2：美国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前的情势）（7）
简言之，毫无疑问，美国知识界的面貌比我在完成对当前状况所做的暂时的、不完整的评估时所感到的更为复杂、多层面和矛盾——也许我在想象，在梦想，这“第三种体系”被赋予一种超凡的力量，它能超越亨廷顿和福山合伙起来的反对。
尽管如此。
在这一系列的姿态中，有一些强大而不同寻常的东西。
在这一系列著作中，有一个真实的理论企图，去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对思想发动的攻击。
在思想和文字领地，其范围从沃尔泽自己的杂志《异议》到《新共和》，的确，远不止于此，有一种知识分子的狂热、骚动或创新，我们在欧洲对此一无所知，结果这成了此次考察的极大意外。
我的结论是：也许因为他们遭此厄运，这次，发现他们处在前线；也许因为他们有如此可怕的经历，仅这一次，遭受了比他们欧洲盟友更惨烈的肉体上的袭击；也许也因为他们得益于一种意识形态传统，不像我们被早期的向专制制度屈服而致残；也许，换句话说，在这方面，因为他们没有那么多需要隐藏、羞于见人的东西，不需要为放任红色或褐色法西斯主义的漫长历史祓魔驱邪：这些美国知识分子正当其任，他们处在思考这第三波法西斯主义、这第三代法西斯主义的最好位置。
或许，有一个保留。
我仍然需要介绍一个细微差别，一个对这情景的异议。
在我看来，似乎沿着这种思考得出它自己的结论，完成这条思路，充分探讨这种对于恐怖事件的反法西斯主义的解读，我们还需要反思恐怖主义给美国带来的间接影响。
在我看来，确切地说，没有关于这个罪恶与恐怖的年代、或关于我们如何从中摆脱出来的真正的反思，可以省却对其他三种现象的分析，这些目前呈现的现象就是虐待、关塔那摩和阿布格莱布。
这是揭疮疤。
不想（有何权利？）给任何人上课，我有一种奇特而又持久的印象，就是在这三个领域，这些同样的知识分子，这些美国反极权主义左派的发言人，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看法最不令人信服。
关于阿布格莱布，关于国民警卫队虐待毫无防御和被剥夺了法律保护的伊拉克拘禁者，迈克尔·沃尔泽的确评论道，这违反了“正义战争理论的基本原则和《日内瓦公约》”。除他而外，如果我们想再与法国做个比较，例如，如果我们同意重新翻开我们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及其所犯下的国家罪行的档案，这也许会使美国看上去好一些：一方面，审查制度，报纸被查封，我们的记者被侵扰或被投入监狱，贿赂法国官员，使他们至今已达40多年来缄口不言；另一方面，消息不胫而走，西摩·赫希的报道刊登在所有新闻网上，虐囚图像出现在互联网上，高层官员马上承认事实，一个伟大的透明时刻，一堂民主课。即便如此，美国是否对发生在那里的事情的严重性有所交代？美国是否已经审视自己的良心，这对理解那些残暴景象是必不可少的？美国是否已经承认，特别是，何以解释这些带着照相机咧嘴大笑的男女，他们好像在夏令营或在狩猎探险，在对他们自己的囚犯进行羞辱和人格侮辱时，彼此拍照？美国是否已经反思——早在阿布格莱布监狱很久以前，早在那些照片很久以前，在美国社会最隐秘的地方，在它与自身的暴力或“敌人”文化的亲密关系中——是什么把这些年轻的美国人，不带任何错误感地变成了施虐者？为什么，简而言之，在这同样反对专制主义的运动中，在这群不会受对共和党政府敌意牵制的有思想的人当中——恰恰相反——美国没有把自己提升到像圣战者的攻击那样的全神贯注的高度，为什么没有出现一些类似苏珊·桑塔格的作品，她的文章在阿布格莱布丑闻曝光后发表在《纽约时代杂志》上？（这篇文章的影响力不幸地下降，因为作者此前宣扬自杀性炸弹袭击者的“勇气”）
关塔那摩。当然，关塔那摩引起了美国反专制主义左翼的义愤。当然，我遇到的所有男人和女人都表达了他们反对这座非传统监狱在关塔那摩湾、在这个国家的边缘存在。但对愤怒的表达多多少少有着激进的方式。如果我听到许多我的受访者告诉我，关塔那摩达不到任何目的，如果我读过许多文章，报道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关押在关塔那摩的人真的只是一些小人物，最非同寻常的杀人犯被秘密囚禁在更令人发指的监狱中，处在与美国结盟的流氓国家的监视下。换句话说，如果明显流行的是合适性和成效性的主题，我很少听到另一个关键问题被提及，一个纯粹的原则问题，它来自这样一个没有法律，没有权利，既不在国内也不在国外，介于地狱和真实世界之间的地带的存在，在那里非民主的方式被用来和民主的敌人作战。又一次，这里有两种可能。我们要么相信美国处在战争中——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被囚禁的人理应享有战俘待遇，并根据《日内瓦公约》而获得保护。或者，我们赞成历史终结，赞成警察处理方式——那么习惯法通常赋予犯人的所有权利都应得到承认。但这中间的情况，这种法定的畸形怪物，关塔那摩的犯人既没有战士也没有犯人的权利，最终没有任何权利，这些无限期的拘禁没有任何公开的起诉，这些对一个伟大法治政府——这就是美国联邦政府——的所有原则的系统违背，是一个与合适性考虑毫不相关的丑闻，我没有听到对它毫不含糊的谴责。有多少美国人大声疾呼，坚决反对随心所欲地剥夺自由，即使是以效率的名义？在这些有勇气接受一场反对圣战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战争思想的、有政治觉悟的公民中，有谁真正意识到这个事实，即接受关塔那摩，容忍一种以战争状态为借口的紧急状态，使严格的法律条文松弛（即使在边缘部位），而这些法律的全部价值在于它们绝对和形式上不能受到限制？有谁意识到这就像把一只蛆塞入水果，或把病毒嵌入一个计算机程序？有谁充分意识到，对美国也对任何民主来说，这是一个可以造成严重后果的危机的根源？
第26节：反思2：美国意识形态和恐怖主义问题（当前的情势）（8）
最后，至于说虐待，这可能甚至更糟。再一次，我们在法国熟悉它。再一次，在同样的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我们在法国目睹了，一场特别是由亨利·阿莱格关于虐待的书《问题》而引发的知识分子的激烈战斗。除了这个不同，这次，法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团结一致，坚决而彻底地反对这一行径。另一方面，在美国，我们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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