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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我们熟悉同样主题的最新变种。我们熟悉反全球化运动对于这甚至超越美国之外的帝国主义庞然大物的强烈批判，美国不仅仅满足于用它低劣、罪恶的商品来淹没世界，不满足于把人饿死，或更糟，毒害他们，不满足于以为寡头集团的利润而掠夺其他国家财产的重要原材料资源——特别是石油——为唯一目标，它居然还有脸（包括不知廉耻的“原教旨主义”信徒和新保守主义的威尔逊“救世主义”）把它的征服伪装成“人道主义干涉”，把它的战争重新命名为“维和行动”，把恐怖主义利用为一个不可思议的惊奇，让美国重新塑造全球秩序，去阻吓和防止任何要求与之竞争的政治领导的朦胧冲动，并最终给这个自从苏联解体以来已经消失的敌人一张脸孔：昨天是伊拉克，今天是伊朗，明天是中国——对它的妖魔化正在由新施特劳斯马基雅维利主义和学术的东方主义这两种相连的思维策划中。

问题是事实摆在这里，如果美国有能力做得最好与最差，如果这个杜鲁门、尼克松、如今乔治·布什的国家犯下过错误，在有些情况下，犯下过罪行；如果它在拉丁美洲谋划了萨尔瓦多·阿连德的倒台，在欧洲支持希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独裁政权；如果它有时背叛过它自称为受上帝指派的救世主的天命，正如作家亚历山德拉·阿德勒在《美国之旅》中所揭示的，摆在这里的事实，则把美国视为一只嗜世人之血的恶狼的过于简单化的看法变得复杂。

事实：在他们的历史进程中，美国人的殖民主义，比英国人、法国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当然，还有俄国人要少得多。

事实：美国的力量，我们在欧洲倾向于视之为一个阴谋产物的臭名昭著和邪恶的超级大国，总是，或几乎总是，我们欧洲缺点的结果，我们的放弃和失败的代价。

事实：大多数美国近期的干涉，导致它脱离系统的孤立主义的大多数行动——这种杰斐逊传统的孤立主义构成美国在与外部世界关系中最鲜明的分歧——或者出自于杰克逊主义对袭击做出回应的希望（你可以，我最后再次重申，认为把反击巴格达作为对曼哈顿和五角大楼受到袭击的回应是反效果和荒谬的——但无论如何，这个袭击发生在先是无可否认的），或者来自汉密尔顿主义的维持国际商业事务的治安的需要（这是第一次海湾战争及火速援助科威特石油的决定的推动力之一），或再次出于威尔逊主义的不仅对世界秩序，也是对国际组织无力执行的一种“自然法”的责任感（难道这不是在种种推脱之后，做出介入波斯尼亚事务、然后是科索沃的决定的全部原因吗？）。征服的愿望从来不是动力。这些行动从未导致长期占领。1954年当沙特阿拉伯要求撤空达兰空军基地，后来，1966年3月，当戴高乐将军要求撤空夏托鲁机场，当1991年菲律宾参议院要求关闭苏比克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时，每次，这个帝国都服从并撤营。

另一个事实：美国有一支无与伦比的空军（正如我在科罗拉多的空军学院所目睹的）。它有一支足以使斯蒂芬·B。卢斯、艾尔弗雷德·T。马汉和一个世纪前海军战争学院战略理论支持者们欣喜的潜艇舰队。除此以外，他们的陆军，这支应当是为今天和明天的帝国战争打前锋的部队，这支照理该平定被占领土——现在的伊拉克——的军队，是平庸的、非专业的、装备不足、训练欠佳。是否一半的伊拉克远征军由非美国人组成，他们参军为的是加速他们的归化进程？是否最敏感的任务——例如，保卫政府大楼和美国大使馆——委托给私人安保公司招募的雇佣兵？这真是现代帝国军队吗？这真是巴格达只是其长征第一站的先锋队？对于那些渴望与古代世界相比的，着迷于特奥多尔·蒙森、爱德华·吉本、古朗热的人来说，美国不像伟大的帝国时代的罗马，而更像衰落中的雅典，柏拉图将此归咎于偏爱桨胜于矛和盾——或甚至像商业的迦太基，如福楼拜在《萨朗波》中写道，在第三次古迦太基战争中，它已经变得无力维持一支舰队和一支外国雇佣军……

第33节：反思3：美国疯了吗（7）

另一个事实，或不如说是另外一连串事实，与我们通常在欧洲关于帝国的想法不一致。首先，一个奇特的替代，我在明尼阿波利斯的美国购物中心看到了它的一个例子，其结果是最传统的制造业活动在第三世界国家进行；事实是，这个原则上占主导地位的国家的银行、州政府、财政部、商业，因而养老和退休金全部依靠巨额国外赤字，由帝国理论上主导的经济体提供资金支持——尤其是依靠印度、俄罗斯、日本特别是中国资产。这样，我们面临一个极端不寻常的模式，它的坚固性建立在两方面，一是在它所主导的地区——包括中国和印度，坚信在美国银行、美国的财政体系以及美元中它们的投资有最好的收益率；二是与此相关的坚信，除非另有告知，世界各地必须继续输送它们的精英、研究者、未来的主管、商人到美国大学、科学研究机构和公司接受训练。简而言之，这历史上独特的、现实中极为脆弱的、看上去矛盾的制度，使美国力量依赖于每天注入的自信的力量，更准确地说，依赖于美国人本身对世界赋予美国人信心的信心，或不如这么说（尽管有点绕圈子说话），美国力量依赖于这最终一点：全世界对美国人的信心来自于美国人现在拥有的，并继续拥有的对全世界现在对美国人持有的、美国人希望他们继续持有的信心——但这信心能保持到何时？

最后，还没有算上（并且，这也是一个事实），对于帝国主义的迷思，世界历史被简化成美国怪兽与抵抗它的天使的决斗，在这个宏大的二元妄想故事中，一切等于是阴谋，一切都有含义，在这里，没有被提起的是这个所谓帝国的特点，它的克制、它的退却、它的迦太基品质、它不用占领军的占领，它所部署的不是重装备步兵军而是斯巴达奴隶，他们，正如在所有妄想逻辑中，变成了自身的对立面并且更具罪恶性的“帝国化”，因为它已经变得更加阴险和难以觉察。然后，这种固执的迷思的最终效果，在我眼里，为害非浅，它不动声色，败坏名声，在一个没有意义和不可知的地牢中，把当代历史呈现为完全不同的样子：一种既不与美国斗争，也不屈从于美国的历史；一种既不特别支持也不特别反对帝国主义的历史；一个把所有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具体故事混合在一起，不管你怎样寻找它们，它们从未出现在反帝进步主义者建立的大范畴里的历史中，虽然这些大屠杀和种族灭绝处在最恐怖战争的源头，尽管这些战争导致不是上千而是数十万甚至数百万人的死亡，突然不再是任何人的兴趣所在……

当然，我不是在说，在美国不存在帝国主义的诱惑。

我们太知道，那些已经握有权力的人出于对极端权力的爱好，看不到这届政府业已被我此前提到的傲慢所攫住的可能性。柏拉图写道，这是和平的对立面，比“Polemos”更甚。

此外，我不喜欢对与美国外交立场相左的支持者的“惩罚”方式。

我不喜欢前几届政府，甚至共和党政府，都采取行动避免的单边主义支持者的自我中心的傲慢。

同样令人憎恶的不祥之兆是，在伊拉克危机处于高峰时，一小撮政府官员试图利用老套的、带有仇法偏见的那种犬儒主义，它不比法国的反美陈词滥调强多少。

于是，当前事件外，有迹象显示威尔逊总统的美国，这个发明国联并倡议建立联合国的国家，对国际法及它的机构、它的刑事法庭、它的协议规章《京都议定书》的草草视之——众多相互印证的迹象，使你显然不能排除在某一天看到这个新迦太基试图多少模仿一点罗马。

但这种帝国主义的诱惑，眼下依然只是一种诱惑。

我们不得不承认，通过排列对比，所有这些产生出一个非常独特的结合：权力与克制；对世界的关切与无动于衷；也是强大与虚弱（最令人不安的）；权威与潜在的不稳定；一种目前无与伦比的发号施令的能力和一种预感到某一天（它可以在任何时候到来），被压迫的世界大众，或者，更简单地说，一个对手将会意识到，主人的霸权只是由欲望、利己主义和附庸的心甘情愿的服从来维持。我们不得不承认，所有这些产生出一个统治政体，一种帝国模式，无法再用两个相反、但时下流行的、在某些条件下又同流的理论来解释，他们或起源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帝国主义，最后阶段），或来自列奥·施特劳斯（伟大的犹太知识分子，弗朗兹·罗森茨威格的同代人，为了继续传播——反对罗森茨威格——“耶路撒冷与雅典”，他需要相信，并使他的信徒们相信，帝国刚从德国转移到美国）。

第34节：反思3：美国疯了吗（8）

因而，我只看到两种可能的方法去理解这个混合物——来自政治光谱的两个不同方面。

一个由法国式的自由主义思想的现代理论家提出——雷蒙·阿隆，在《和平与战争：一种国际关系理论》中，用保罗·莫朗的话来形容美国：一个“不情愿的帝国”。

另一个，由意大利知识分子托尼·内格里提出，他是60年代末一个激进的左翼组织的创始人和近年来最引发人们对现代主导机制进行思考的作品之一的作者（与美国文学批评家迈克尔·哈特合著《帝国》，法国评论家亚纳·穆利耶－布唐为该书做评）。

一个帝国，内格里说道，是一种对他所说的“众体”的兴起的回应，而不是相反。

在这个顽固的斯宾诺莎者看来，一个帝国和一个众体像一个单一物体的两个不太对称的特征，因为众体首先来自一个单一本质，这是世界真正的本质。

并且，他对帝国的定义超越在他看来基于一种过时的思想之上的所有阐释。这种思想认为一个首屈一指的国家，通过扩张，制造其以后能够仲裁的中心冲突，继而施以统治。

新的帝国没有中心。

没有像罗莎·卢森堡、布哈林、希法亭所描述的那种意义上的跳动的心脏和思考的头脑。

或者说，有，那里当然有头脑。控制器官。但它们是银行和黑手党。如七国集团和八国集团那样的全球政府首脑峰会。如微软那样的跨国公司，它正因为侵犯一个陨落的帝国的前主权而被告上法庭。恐怖主义组织，它的帝国覆盖财政系统和我们生活的威胁在增加。群众性工会组织。舆论。是的，当公众舆论有组织并且强大时，它本身参与到帝国化的扩散中。不再是这个或那个特殊国家的一统天下。不是任何具体的国家。没有一个国家有，或将有，通过扩张去建立它的帝国的力量。一个非本位的帝国，因为它与多中心的、后国家的、非领土化的世界同在。

我最后再一次思考有关美国帝国即将衰落的那场奇特的、而且奇特地重复出现的辩论。

我在思考保罗·肯尼迪的论点，以及孟德斯鸠在《对罗马兴盛和衰亡的思考》中的精神；我在想那些相反的观点，认识到在佩特罗尼乌斯和尤维纳利斯的严厉谴责与罗马帝国真正开始衰落、伯里克利的警告和提洛同盟溃败，随后长墙被毁之间间隔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它们得出结论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