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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译者：　沈苏儒


总序

宋庆龄（孙中山夫人）是在我们这个使世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20世纪中一位杰出的妇女。她的漫长的一生几乎绵延了整个世纪。她是1893年出生的，到1981年逝世。她同这个世纪里中国和国际上的许多重大事件都有联系。她的个人品格是既完美又独特的。凡是见到过她的人都能感受到她给予的温暖。她给人的鼓舞力量是不分中外、无远勿届的，因为它是同时代的脉搏谐和一致的。

这部通俗性传记的目的是使读者见到她。只要可能，有关她的事迹都是用她自己的文字和语言来叙述的。来源是所有能够找到的她所写的东西，包括数以百计的私人信函。在这些信函中，不少是她写给本书作者的，还有许多是她的其他同事和友人提供的。关于她现存的信件，应该指出的一点是，尽管数量很多，但远非她的全部通信。她在长期的地下政治活动中养成的习惯，使她对于留下有关她的活动详情的文字纪录十分谨慎。在必要时，她会要求受信人在阅后将信烧掉。保留下来的信件使人们更多地了解她的性格和友情，但往往都不直接涉及时事，或者只是附带地提一下。所以，关于重大的事件，有许多只能依据她的正式发表的著作。

关于较大范围的背景和侧面情况，取材于历史文献、当事人和目击者的回忆录或对他们的访谈纪录，还有我自己与宋庆龄在四十多年相交中的回忆。在1938至1941年和1942至1944年这两段时期里，我经常——有时是每天——看到她、同她一道工作。在其他时期——直到她1981年逝世，我们之间的接触不是那么经常。

宋庆龄在晚年曾多次表示过这一愿望，即在她身后由我来为她写一部传记（我自己从未对她说过这样的意思）。她第一次提出来是在1975年，在给我的信中写道：“很多出版社负责人和作家来同我联系，有的甚至还派代表到这里来找我，劝我让他们来写我的传记……我只信任艾培①来做这件事，因为他比别人更了解我。”到了1980年，她又提这件事：“我想请你在我死后写我的传记——我对别人不像对你这样信任。”当我向她保证一定不负所托时，她很快又写信说：“我终于可以这样对你说了——我最信任的朋友和同志已经同意承担为我写传记的事，我是多么骄傲和高兴……所有自传都免不了表现出自我中心，所以还是让我所信任的朋友来写我的传记。”②

①对爱泼斯坦的昵称。——译者

②宋庆龄致爱泼斯坦三信的日期分别是1975年5月28日、1980年3月15日及同年9月25日。

尽管在这里可以感觉到她想到了死，但这几乎是上了年纪的人必然会想到的事。鉴于她长期以来总能战胜病魔并且具有坚强的精神活力，她从未想到——我也从未想到——她的生命的终结会来得这么快。但令人悲痛的是，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并且是在我们共同计划的准备工作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之前——我们曾共同计’划进行系统的谈话和商量，但往往由于其他一些看来更急迫的、要她处理的事情而被冲掉了。我们以为总还会有充足的时间，实际上却并没有。

在她离开我们以后这些年里，我竭尽全力工作，以求最好地完成她交给我的光荣责任。我在多大程度上达成了这个目标，这要请读者来评断。我不以为这部传记是最后的或最完备的。但我已在我的能力和我所能收集或查询到的材料的范围之内，尽了我的最大努力，使宋庆龄真实生动地出现在所有读这部书的人的面前。

现在简述一下我的写作原则。

读者将会发现，在本书中，凡是宋庆龄的直接引语，没有一句是不出于她的口或笔的。如果是推测或解释——有时有必要这样做——那末就说明是推测或解释。我认为在传记（不论如何通俗或非学术性）和历史小说或历史剧之间应该有明确的区别。历史小说或历史剧也是一种有价值的形式，但那是一种不同的形式，允许有想像出来的谈话和情节，甚至可以创造出一些次要的人物，只要他们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就传记而言，除了作为儿童读物的故事书或者因为年代过于渺远而很少或全无原始资料，这样的作法是不容许的。

我称本书是一部通俗的传记，意思是说，我尽力避免使用学术性的写法和用词，并且避免在每一页上都是满满的注释，影响一般读者的阅读。对那些需要看这样的注释的人，所有的材料来源、参考资料和说明（除了早已为众所周知的事实之外）都在正文之后可以找到。有关她的史实，存在着一些空白点。很多材料已经散失或被毁了。当宋庆龄对我说，她会把她所有记得起来的事情全部提供给我时，我们都不知道给她留下的时间已经非常短促了。结果是，本来有些小问题她本人只须花几分钟就能说清楚的，现在要用几个月的功夫进行研究，才能弄清楚；还有一些问题至今尚未弄清楚，另有一些问题很可能永远无法弄清楚了。除少数例外，凡关于她的官方档案或家庭（如宋氏在海外的姊妹兄弟的家庭）收藏的史料，我都未能见到。这增加了我的工作的难度，自然也增多了本书的缺点。在这方面，我还应该提到，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写作传记，而七十岁以上显然已不是开始这样做的适当年纪了。

我希望本书对那些还不认识这位伟大女性的人能有助于增进对她、对她的时代、对她的国家和人民的了解和理解。我也希望本书能有助于为更多更好的介绍宋庆龄的著作的出现修筑道路——这样的著作是一定会出现的，不仅在我们这一代人、并且在未来的许多代人中间。如果本书对于有人想要抛出一些有关宋庆龄的不负责任的或怀有恶意的东西起一点阻碍的作用，那当然也是再好不过的了。

在过去几年收集材料的过程中，许多机构和人士给了慷慨的帮助。我衷心地感谢所有这些机构和人士，但为了不使这篇序言长得过分，我不能在这里—一指名道谢。但在注释中，所有来源都是作了具体说明的。

我必须在这里特别提到的机构有：北京的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和宋庆龄故居；上海的中国福利会，上海孙中山故居、宋庆龄故居和陵园管理会，上海市档案馆；广州市文化局；孙中山原籍广东省中山市孙中山纪念馆；宋庆龄祖籍海南省文昌县宋庆龄基金会。

在日本方面，我要衷心感谢宋庆龄日本基金会及该会常务理事和事务局长、长期潜心研究宋庆龄的学者久保田博子夫人（她也是本书日本版的译者）；感谢孙中山的忠实朋友宫崎寅藏和梅屋在吉的后人宫崎艹路艹冬和宫崎千代以及小坂哲郎和小坂珠访子（主和子）他们家庭收藏的有关孙中山和宋庆龄的信件和其他史料十分丰富，极有帮助。这些珍贵资料历经这个世纪中频仍的战乱而仍被细心地——并且奇迹似地保存下来，这件事的本身就是日中两国人民之间忠诚持久的友谊的证明。

在美国方面，我要衷心感谢已故的马克斯·格兰尼奇（并承伯莎·陶布协助），提供了在一个长时期内宋庆龄的信件；纽约市立大学思派亚学院A·汤姆·格隆菲尔德教授，主动地从他的研究工作中抽出时间来寻找和复印很有价值的材料给我；西乔治亚学院的乔纳森·戈尔茨坦教授，为我增添了宋庆龄在梅肯市上大学时期的史料；南希·史迪威·伊斯特布鲁克夫人，使我得以了解一些史迪威将军家庭的情况并利用收藏在史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史迪威日记。

在中国，我曾访问过许多人，其中有：已故的廖梦醒，她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保卫中国同盟的老同事；张彦，他是《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社前第一副总编辑，让我分享了他访问宋庆龄母校美国乔治亚州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成果；傅伍仪和张爱荣，她们也曾由宋庆龄基金会派赴美国访问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已故的章克，告诉我他在1927—1929年同宋庆龄在武汉、莫斯科和柏林一起工作时的宝贵的回忆（还有中国红十字会的顾锦心，她告诉我关于章克的一些事）。另外就恕不一一列举了。

最后，我还要感谢《中国建设》（现名《今日中国》）杂志社，使我在任职该社期间能有许多时间用于写作本书；新世界出版社的陈休征接受了出版本书英文版的任务并耐心地等待它的完成，该社的林黎明和其他同志在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同我一起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劳动。

以上我只举出了一部分机构和人士，但这丝毫也不意味着我对其他不及列名的机构和人士的感激之情会比对他们稍逊。

在写作本书的十年中，在我自己的家人中，我得到了已故的妻子邱茉莉（我们共同生活了40年，她和我一样也在宋庆龄手下工作过）以及现在的妻子、在宋庆龄创办的《中国建设》的老同事黄浣碧的耐心合作和毫无保留的支援。

不论是哪一种文版，我都要为本书的中文译者、我的老同事沈苏儒和日文译者、前面已经提到过的久保田博子夫人致特别的谢意，因为他们两位“超越了本职工作的范围”，订正本书英文原稿上的若干讹误，提出改进的建议，从而在总体上为本书所取得的一些优点作出了贡献。

至于本书存在的缺点，那完全是我的责任。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

　1991年12月于北京

中文版序

在这篇序言里，凡在总序中已说过的我就不重复了，我只特别指出几点。

这本传记，同已经出版的中文宋庆龄传记比起来，更多地依据和引用了宋庆龄用英文所写的作品——英文是她最便于用书面表达的文字。这些作品不仅有文章（它们多数已都有了中文本，不论最初是用什么文字写的），还有几百封信件，有写给外国人的，有时也有写给中国人的，如廖梦醒及其他人。我还利用了许多——可能多于中国读者过去已知的——外国人的著作，这些人在宋庆龄一生中不同的时期认识她或观察过她。

这不只是简单地一个文字不同的问题，而是为了在一种特殊的背景——国际的和二元文化的背景下来描绘出宋庆龄和她的时代的图象。在宋庆龄身上，国际主义和二元文化思想总是同爱国主义密切结合的，后者是前两者的永恒基础。

爱国主义——热爱和尊敬她自己的国家和人民，这是她的坚强和永生的根，不仅表现在她的政治立场和行动上，而且溶入了她的整个身心。她所具有的是那样一种民族自尊心，使她既无民族自卑感、又无民族优越感——前者是爱慕所有外国的东西，认为中国事事不如人；后者则是夸耀所有中国的东西，对一切外国东西都不屑一顾。作为一个中国人，她昂首挺立，同外国人完全平等。她要使祖国昌盛并为此而奋斗。从少女时代起直到暮年，她对中国人有能力攀登一切成就和知识的高峰，始终满怀信心。她是民主的——从这个词的最深刻的意义上说。对她来说，国家就是人民，而人民不仅是指某些社会上层（虽然她自己出身于社会上层），而是广大的劳动大众。

她亲身参加了中国革命的几个阶段，深知革命的必要性，在危急关头坚定不移，在胜利中同庆共乐，但始终意识到前面的道路漫长。长期的经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