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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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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为了反对北洋军阀，他曾寻求与南方的将军们结盟。因为这方面的努力失败，他才强调要建立一支革命的武装力量。没有它，中国就不能粉碎内外反动势力所加的锁链。
但是，对他来说，军队是实现文治目的的工具。他厌恶和鄙视军国主义及军队中讲究服饰和派头的作风。
孙的侍卫副官马坤曾讲过这样一个故事。1923年，广州政府要发行纸币，需要用一张孙的头像，请孙中山在一批照片中挑选一张。他把全部照片都给了孙夫人，对她说，“亲爱的，请你挑一张你喜欢的，只要我不穿军服就行。”在此之前，他曾穿了大元帅军服照过一张相，这套军服有金色绶带和帽沿上插羽毛的军帽，当时的总司令都是这样打扮。这是别人要他这样做的，他后来想起来就觉得蹩扭和后悔。
马坤还谈到，孙中山平时虽然非常讨厌军人那套威风，到真正的战场上却显得沉着勇敢，这是他曾亲眼目睹的。有一次在同一个叛变的南方军阀作战时，广州形势突趋危急。孙中山和夫人正在饭后闲坐休息，听到报告，孙马上离开庆龄、乘汽车赶往前线。庆龄逢到这种情况，尽管为丈夫担心，却从不阻止他。一路上，孙中山碰到一些溃逃的军官，他用劝说和自己的示范行动，使他们的情绪稳定下来，转身回向前线。在前线，他的位置在敌人机关枪射程之内，但他沉着指挥，使正趋瓦解的防御阵地重获巩固。他的四周都有士兵阵亡，他的随从中也有人受伤倒下。但他坚决拒绝在战况稳定下来之前隐蔽自己。有人觉得这样不妥当、他却带着歉意地说，“我已经让部下不必要地冒了许多危险。”①
①沙曼着《孙逸仙：他的一生及其意义（评传）》，（英文）。
苏联军事专家A．I．切列潘诺夫曾讲述孙中山只要有机会就去战地，而且有时还亲自指挥。作为一个政治领袖，他了解军事的重要性，并且从不躲在后方，让别人去冒险。①
①《双枪科恩》（英文），第97、98—100页。
一位德国作者这样谈到孙中山：“在有些地方，没有人想到会隐藏着对他生命的威胁，却突然出现了危险。……但他丝毫没有惊慌的表现”（作者举了一些实例）。作者接着说，“这种正气凛然的沉着态度，由于孙夫人以无畏精神同他站在一起而更增强。”①孙氏夫妇在为人处世上的勇气也是很突出的。当朋友或部属们受到不公正的攻击或诽谤时，孙氏夫妇总是站在他们一边，并希望他们能站起来为自己说话。
①A．1．切列潘诺夫着《一个苏联军官在中国的札记，1924—1927年》（俄文）。
宋庆龄在1924年5月写给朱卓文的一封信说明了这一特点。朱是美籍华裔，老同盟会员，1915年曾同女儿慕菲娅一起帮助宋庆龄离开上海到日本同孙中山结合，1922年任广州兵工厂厂长时曾运送机关枪给总统府卫队以抵抗陈炯明叛军的攻击，从而保卫了孙氏夫妇的生命。但这时国民党内有人诬陷他在广州兵工厂长任内有财务不清的问题。朱一怒之下写信给孙氏夫妇，说要辞职返美。庆龄在5月26日复信道：
“我对你的友谊使我不能保持沉默……”
“我知道你同我一样，对这些卑鄙的家伙深恶痛绝，但为什么你就应该被他们的卑鄙行径赶到外国去呢？你是不是明白，你去了外国只能使你自己受到更加恶劣的攻击？别人告你把公款拨给私人。‘一走了之’是你想用来回答他们的攻击的办法吗？博士（指孙中山）在这些人面前几次三番说你是清白的，并且告诉他们，他对你的正直和诚实是绝对相信的。
“你去国外，只能使他们越来越猛烈地攻击你……你要是走了，你就永远不能洗刷你的名声或为你自己辩护。
“你在这里有几百元钱薪水。但是你却喜欢到国外去而不帮助博士。由此得出的逻辑结论是什么呢？那就是你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钱过日子，不要别人帮忙了。
“我知道我这封信写得十分粗鲁。但我的目的是要激起你的感情。面对那些告你状的人，不要让他们有机会损害你的名誉。但不管你做什么，请记住：博士绝对地相信你，你一定不要使他感到失望，而是要证明你决不辜负他的信任和热爱。”
你的忠实的朋友，
R．S．（宋庆龄英文名字的缩写）
“又，博士想见你，要你明天下午随便什么时间来一趟。——R．S。”
朱卓文这件事情的结局如何，没有材料说明。这封信所显示的庆龄的性格是很清楚的。文雅，但绝非软弱。对所信任的人充满热情。在原则问题上坚定不移。一个鼓励别人在困难面前不要退避的战士。
对公款分文不沾、私生活极端俭朴，孙中山和宋庆龄无论在当权的时候、还是在流亡的时候，始终如此。他们的一个朋友的女儿①，在到广州大元帅府去看望他们时曾问道，为什么他们房间里不装纱窗以防蚊蝇。庆龄告诉她，“孙伯伯没有钱”。他们又不允许用公款来装修自己的住处。他们留她吃便饭，她见他们吃得很简单、很省。在仪态上，“孙博士平易近人，也很文雅。同他们两人在一起，我感到很自在——一种毫无拘束的感觉，丝毫不觉得是同‘高级’人士在一起。”
①古斯塔尔·阿曼着《孙逸仙的遗教》（英文），第108—109页。
她还接着说，“孙夫人很美。别以为只有男人才喜欢看美丽的女人，女人也同样喜欢看。”
（七）犯难北上：为了团结和斗争
1924年秋，南方的革命在北方引起了一次强烈的回响。被称为“基督将军”的冯玉祥控制了北京，赶走了由“猪仔议员”贿选出来的“总统”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清帝溥仪逐出了紫禁城。体格魁梧的冯玉祥是行伍出身，一个民粹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同帝国主义没有瓜葛。当时他刚同一位有进步倾向的基督教女青年会干事结婚。①他对原来的上司直系军阀吴佩孚发动了一次突然的反抗，然后进军首都，将所部易名为“国民军”，并联合吴佩孚的对头、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现已年老的皖系军阀段棋瑞，组成一个政府。他取得张、段同意，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和平统一大计。孙中山虽对此不抱幻想，但还是同意北上。他觉得举行这样一次谈判不会有什么损失，而且随着全国民族和民主情绪的高涨，可以借此使全国振奋起来。但有一点他决不妥协，即统一的目的是为了取消军阀主义和同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召开国民会议是必需的。
①据1987年在北京对年逾八旬的徐英（琼·徐）的访问。徐英（弗兰克司徒夫人）是一度为国民党左派及中国基督教界名人的徐谦（乔治·徐）之女。他们父女俩风云变幻的生活反映了中国的万花筒式的变化。徐谦（1871—1940）安徽歙县人，光绪进士，翰林院编修，法部参事，成为中国现代第一位法官，曾主持对汪精卫企图谋刺摄政王一案的审判。但
后来他自己也参加了国民党，曾任司法部长。他的女儿在中国的美国教会大学上学，本世纪20年代曾在北京参加一次遭到警察开枪镇压的学生反帝反军阀示威游行。后经苏联协助离开北京并赴苏联政治避难。
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登“永丰”舰启程北上。这条忠诚的军舰三年前在抵抗陈炯明叛军和援救孙氏夫妇脱险中曾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现在，它又要在革命高涨的形势下，送他们登上去首都的旅程，到那里去同朋友们会商、同敌人们谈判。他们在黄埔军校作短暂停留，受到全校师生热烈欢迎和欢送。这次活动是由周恩来组织的，孙中山发表了讲话。
动身的前一天，在各界欢送会上，孙中山说，他这次北上的目的是“拿革命主义去宣传”。他还勉励大家“同心协力把广东的基础弄得很巩固，做一个革命的好策源地”，“并且要把北伐军前进到武汉，和北方响应。”①同军阀谈判没有实力作后盾是不行的。
①冯玉祥夫人李德全以后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长，冯于建国前的1948年去世。
孙中山和宋庆龄在香港换乘客轮于11月17日抵达上海。他们受到了群众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1922年他们回到上海时实际上是作为逃亡者回来的，这次完全不同了。他们是在革命力量正在加强的形势下，为了统一和和平而来的。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四天，同支持者们就召开国民会议的问题进行商讨。
上海最有地位的英国报纸《字林西报》对孙中山的“欢迎”，却同当时中国民众的情绪完全唱反调。它发表了一篇神志不清的社论，居然说，“孙博士在政治上是个不受欢迎的人，他目前在上海居留将会毁坏上海的中立地位并危及安宁”，因此必须禁止他进入上海由外国人管理的区域①。孙中山立即针锋相对地驳斥道，“以外人而发为是言，实太不自量。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吾人分明居主人之地位，彼辈不过为吾人之客，一般宾客并无拒绝主人入门之权利，倘租界当局有意阻碍在租界之居住，则吾对之有出坚决手段之决心”。外国在华租界是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应该同不平等条约一起取消。②
①中文引文据刘家泉着《宋庆龄传》，第96页。
②引自“萨奇塔里乌斯”（H．G．W．伍德里德的笔名）着《孙逸仙博士的奇异的神化》（英文），116页。这本殖民主义著作对孙中山采取完全敌对的态度。
他们从上海乘船到日本神户。在海上，他们一定想起和谈论过去来往于上海和日本之间的多次航行。为准备应付将要来临的局面，他们一起工作、商量，作为锻炼，还认真地在甲板上散步。
神户是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孙和庆龄曾在这里度过蜜月。这次他们在这里停留了近一周。老朋友们，还有其他许多同情中国和中国革命的人都来欢迎，但没有一个重要的日本政界人物。即使像大养毅（他这时是交通大臣）这样的老熟人也觉得以躲开为妙。另外一个老熟人，留着白胡子的黑龙会激烈分子头山满倒是来看了他们，并且据说还曾请他们到他家住。但是中国和日本的民族主义发展现在已肯定地分道扬镳了。
不管怎样，孙中山在日本发表的演说，仍然强调泛亚反帝合作，日本作为第一个在近代获得独立和富强的亚洲国家理应帮助其他亚洲国家摆脱殖民地或半殖民地的奴役。孙说，如果日本负起这个责任，它将成为一个解放者，而不是掠夺者。但局面已经定了。日本已经走上一条帝国主义的道路。从前，当日本自己还受不平等条约之苦时，它是赞成取消不平等条约的。现在，它对此已不感兴趣了，因为它在分享着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所给予外国的好处。
至于孙中山关于组成包括日本和苏俄在内的反帝大联合的新思想，犬养毅公开表示，他很讨厌孙的转向苏联。他私下里对孙提出，如果孙同意把中国的东北（满洲）送给日本统治，孙将得到东京的支持。孙当然加以拒绝。
多年以后，在30年代中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们（包括一些国民党中曾显赫一时的人物）把孙中山的一些言论——特别是1924年在神户的演说，作为“中日共存共荣”的依据。实际上，这次演说以及日本对它的反应（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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