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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化物公司的大本营，苏黎世则是谷物产品公司的海外基地，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又分别是国际商用机器公司，昔兰尼人造丝公司和新泽西美孚石油公司欧洲分公司所在地，欧洲人对此又有何想法呢？

然而，撇开这些商业寡头们以势凌人的竞销不说，这个国家把最好的人才、最大的努力花在欧洲上面看来往往是白白糟蹋了。外援花了不止一千亿元，而大使馆竟然经常成为敌对示威的目标，迫不得已要考虑是否该安装防震玻璃窗，这点毕竟似乎是难于接受的。接受外援时倒是毫不迟疑，但在短短一个月之内，有时还不到一个月，收受礼物的人就会公开发表鄙视美元的言论。所以就在这杜鲁门时代，在欧洲颇有声望、但确非沙文主义者的美国知识分子路易斯·克罗南伯格也愤愤不平地写道：

『美国人开始在美洲艰苦拓荒，征服大地，接着驾驭电波，控制太空。对这种创业传统，他们完全有权引以自豪。美国人在开国时极其艰难竭蹶，而现在则非常舒适安逸，因此对其民族理想及其独特行为方式，亦应可踌躇满志。我们这样慷慨大方和殷勤好客；这样生气蓬勃，机警活跃；贫而无告的人在别国走投无路，而在我们这里则有无限前途。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感到骄傲呢？』

其他一些人也对欧洲的批评进行回击。《时代》周刊有一期把法国称做妓女，令人久久难忘（于是法国国民议会中又出现一次很大骚动）。毫无疑问，这时如果总统在预算中把援外项目全部削去，威望必会大大提高，但他从没有认真这样考虑过。连参议员塔夫脱也知道，现在不可能再退回到孤立主义，而作为美国总统，现在再也不能只考虑国内压力问题。在热核武器时代，整个地球比之战前已大为缩小，因此对别国人民的希望和意愿能否理解，已经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大事。正是在这方面，杜鲁门对他就任之初所定下来的规矩，一概置之脑后。他虽缺乏治国雄才，却能靠勇气和天赋的机灵，以补其不足。“杜鲁门政府站稳脚跟以后，”迪安·艾奇逊后来写道，“其各种政策显示出一种新的气象、视野和魄力，在我国历史中都有其新颖之处，而且显然还是集中计划和领导的。”他接着引述莎士比亚《亨利五世》的一句话说，在国际危机的最黑暗的时刻，总统会成为并不好惹的对手，表现出“黑夜里哈里的一点英雄形象”，因此他能够使得美国的盟国放心，敌人却无法得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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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柏林进行空运补给之前，整个春天，共和党人天天看着日历，愈看愈高兴。从罗斯福上台把他们打入冷宫以来，已经过去16个年头。他们对“那个家伙”的所作所为还是极不以为然。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当中的多数人还在把他当做竞选对手，但是他们认为他既已去世，他的魔力也即随之消失。共和党再也不会在那敌意的笑容、狂放的笑声、翘起的烟嘴和闪亮的夹鼻眼镜之前受到威胁了。

取代他的职位的是一个卑微得多的政客，看起来很像个纸糊草扎的人。杜鲁门外貌丝毫不像罗斯福，他身材中常，戴副普通眼镜，说话时音调很高，却又平板，缺乏他前任那种有教养的特别预科中学学生的腔调，使人一听就显得身份显赫。人们认为罗斯福本人有惊人魅力，所以能把主张塞进他的政纲。从这点出发推论，在下次四年一度的总统选举时只要美国人民表态，很明显所有这些政纲，例如宪法第18号修正案【指由1933年宪法21号修正案所废止的禁酒修正法案。——译者】，都可以全部废止。到了11月2日一切就都行了，他们简直急不可耐了。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杜鲁门已经完蛋了。”康涅狄格州选出的秀丽的金发女议员克莱尔·布思·卢斯说。民主党人退避了，但没人出面反驳。自从1946年11月中期选举共和党大获全胜以来，每次民意测验，每次政治分析家的调查分析，都是一个调子：如果哈里·杜鲁门竞选总统，就注定要失败。按照盖洛普的民意测验，在1947年10月至1948年3月之间，认为总统干得不错的人大大减少，比例降至36％，如果他竞选的话，无论对手是杜威、史塔生、麦克阿瑟，还是范登堡，他都会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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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杜鲁门被提名为候选人，”约瑟夫和斯图尔特·艾尔索普兄弟写道，“他就会被迫进行近来最为孤立无援的竞选运动。”甚至他本人也有顾虑。1947年秋天，他又一次向艾森豪威尔试探。他请陆军部长肯尼思·罗亚尔告诉这位将军，如果艾克愿意作为民主党候选人竞选总统，杜鲁门很愿意当他的竞选伙伴。艾森豪威尔请罗亚尔转告总统，表示衷心感谢，但同时又表示遗憾。也许他想的是，如果杜鲁门当他的副总统候选人，他的竞选就会失败。

1947年11月中旬，总统的特别顾问克拉克·克利福德向总统送上一份长达35页的竞选连任方案。他指出，杜鲁门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大多数人认识所及。他使农场主得到不少好处，他把约翰·刘易斯挫败了，他热烈支持犹太人复国，犹太人是拥护他的。他任命了一些黑人军官，黑人也拥护他。他把三军改组，统一指挥，又否决了一些反劳工法案。至于大规模建筑民房的计划，那是国会山上那些共和党反动派塔夫脱、惠利、米利金、布里奇斯、乔·马丁和查利·哈勒克等人拒绝讨论的。一项社会保险法案的基本部分，即对老年人进行医药照顾，也是他们反对掉的。克利福德认为总统应在不利条件下，在第80届国会反对派占优势的情况下进行竞选。

杜鲁门建议艾森豪威尔竞选这件事，回忆录里没有提及。他给人的印象是，他从没考虑过靠边站。事实上，直至1948年3月1日，他还是犹疑未决。那天他在基韦斯特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还说，他自己由于“对外事务和其他情况，忙得够呛，还没空去考虑总统竞选问题”。接下去一周，产联表态坚决反对亨利·华莱士出任第三党的候选人。看来这事使他认为有可能获胜。3月9日，他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霍华德·麦格拉思请来，对他说：“好吧，霍华德，如你认为可以，那咱们就干吧。”麦格拉思给他弄得有点糊涂（他原来没有要总统竞选，他只不过是要他做出是否竞选的决定而已）。但是他在外面大厅，却勇敢地对白宫的新闻记者宣布说：“总统授权于我说，如果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提名他当候选人，他将接受提名进行竞选。”于是，杜鲁门就开始了竞选。

大多数民主党领袖们立刻要求他退出竞选。纽约市布朗克斯区的民主党头子、前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爱德·弗林，不肯在纽约和总统在同一讲台上露面，总统的一个魁梧的助手实际上把他从车里硬拉了出来。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奥林·约翰逊当众怠慢杜鲁门。阿肯色州的富布赖特提议他辞职，干脆马上让一位共和党接替他，以便国民恢复信心。由于杜鲁门政府要取消种族隔离而产生隔阂，一个由斯特罗姆·瑟蒙德为首的南方六州长代表团，准备退出民主党，另外支持一名来自南部的候选人。这样，这次总统竞选就成了四党竞选，其中两个是从民主党分裂出去的。在纽约曼哈顿区，民主党主席麦克格拉思原定邀请党内大亨们开会，请他们捐款支持竞选，现在宣布取消，因为只有三个人肯予出席。有一次，他在洛杉矶的群众集会中提到杜鲁门的名字，嘘声竟使他讲不下去，提出责难的人原来是由詹姆斯·罗斯福及其他一些新政热情拥护者领头的。他们是志同道合的一帮。在倒杜鲁门派的人中，还有詹姆斯的兄弟埃利奥特、利昂·亨德森、佛罗里达州的克劳德·佩珀、切斯特·鲍尔斯、沃尔特·鲁瑟、威尔逊·怀亚特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年轻市长休伯特·汉弗莱。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头子杰克·阿维也宣布他不再支持杜鲁门，而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则提出一个《时代》周刊称之为“别出心裁的意见”。这的确是惊人的。为什么以前没想到呢？原来他们想硬拉艾森豪威尔将军作为民主党候选人。

1948年这个民主党人支持艾森豪威尔竞选总统的运动，富有喜剧味道。他们并不知道他已经两次拒绝总统的类似建议，也不了解艾克自认是个保守的共和党人（这点连杜鲁门也不知道）。于是，期望艾克作为他们党的领袖人的，除了上述那些倒杜鲁门派的人以外，又加上泽西市的弗兰克·黑格、康涅狄格州的约翰·贝利、肯塔基州的哈皮·钱德勒、佐治亚州的理查德·拉塞尔、芝加哥市长爱德华·凯利以及亚拉巴马州的参议员利斯特·希尔和约翰·斯帕克曼。而最滑稽的事——也是一件难以原谅的无礼行为——就是华盛顿州的民主党领袖休·米切尔给白宫一封电报，请总统担任动员艾森豪威尔当民主党候选人的行动委员会的主席。

这个“无艾克毋宁死”的竞选运动非常受人欢迎。只要这位将军还有可能改变态度，很明显，杜鲁门就不可能得到提名。但是，到了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艾森豪威尔直截了当表示拒绝考虑。他宣布：“在任何情况、任何条件或任何前提下，我都拒绝接受提名。”民主党的党员群众这才放弃了这个想法。代表们也情绪一片消沉，他们确信11月大选会失败。为了尽可能减少损失，他们请先在费城的大会堂召开代表大会的共和党把他们用过的旗帜装饰就地留下，以便再用。显贵的人物总是助人为乐的，共和党人慨然答允了。民主党对此表示的感激之情，简直令人可怜。他们已在考虑尽力节约，为1952年度的总统抢先作好准备。也许到那时候，艾森豪威尔会同意出面领导他们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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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杜鲁门的班子则忙于修饰杜鲁门的“肖像”，这是克利福德所用的词儿（那时“形象”这个词还未通用）。总统是不屑向群众展开宣传的，他认为这是“玩弄骗术”。但他爱好斗争，一想起要对共和党控制下的国会展开进攻，他的斗志就来了。在他的宏大战略中，第一个战术行动，就是每星期一向国会提出一份受人欢迎而估计塔夫脱和他的同伙们又肯定会搁置不议的议案。杜鲁门一个接一个的提出开建圣劳伦斯河航道、扩大民权、联邦政府兴建民房、援华【指国民党政府。——译者】、延长战时管制条例、建筑公路和扩大互惠贸易法等一系列法案——这一切最终都成为11月大选时引起争论的问题。

如果民意测验果真可靠，那杜鲁门获胜的前景，在4月份时最为暗淡。但是，就是在这个时候，他的竞选班子突然异想天开，想出个好主意。后来克利福德、乔治·埃尔西和查尔斯·墨菲三人都没一个记得起究竟是谁的主意，可见当时一片混乱的情景。他们都知道，总统从来没有学会怎样念讲稿。他低着头看稿子，不知道该在哪里停顿、哪里强调，往往该是鼓掌机会，他却继续念下去。但另一方面，离开讲稿来即席发言，他却讲得非常生动，效果很好。既然如此，为什么不劝他在大型集会中即席发言呢？他觉得这主意不错。4月17日，他在美国报社编辑协会念了一份准备好的讲稿以后，接着临时讲了半小时美苏关系问题。和念讲稿时相比较，其效果是惊人的，也是令人鼓舞的。记者们在他结束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