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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第16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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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但是，6月18日华盛顿清晨2时，国务院的一个值星官把杜勒斯叫醒。原来李承晚已命令士兵把战俘拘留营的铁门打开，把二万五千名反对共产党的北朝鲜人放走了。这次行动的准备工作是煞费苦心的：南朝鲜警察对这些逃出的人们都提供食物、住所和便服。杜勒斯把总统叫醒，这是艾森豪威尔在白宫八年唯一的一次在睡梦中被叫醒。艾克大吃一惊。果然，共产党在那天早上攻击联合国和李承晚“蓄意合谋”，并要求“立即”把战俘都抓回来。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于是他们在6月20日停止谈判，并发动一次大攻势。
杜勒斯并不灰心。他对艾克说，如果对方象他所分析那样急于停火，那么只要作出新的姿态，他们是会接受的。“如果向他们提出适当保证，他们会放过李承晚这次急躁行动，愿意签订协议。”北京通过新德里证实了他的着法。剩下来就是保证的问题，而这就要向这个倔强的李承晚进一步施加压力。艾克给这个南朝鲜总统去电报，说他已使联合国军司令部陷于“狼狈处境”。他派远东事务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逊去和他面谈。罗伯逊到汉城坐下来，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一天又一天听着这个怒气冲天的老头子将憋着的怨气发泄出来，最后，李的脾气发够了，罗伯逊便将美国的困难处境向他解释。过了两个星期，李承晚终于让步。
※※※
在举行签字仪式之前两个星期所公布的停战条件，是没有谁会满意的。经过三十七个月的流血。死了二百万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平民，五万四千是美国人），朝鲜还是回到以前的原状。李承晚多得了二千三百五十平方英里，金日成则多得了八百五十平方英里，但是在其他各方面，只能说是双方不分胜负。并没有保卫什么原则。联合国想建立一个可靠的监督制度，防止金日成再次发动进攻，也没有成功。本来在杜鲁门总统任内就已开始进行谈判了，但他的条件可严厉得多。现在谈判的结果就是这样。正如保罗·道格拉斯所说的，“如果杜鲁门当初接受现在的协议，他就会在华盛顿到处受到痛斥。”
一个摄影记者问艾森豪威尔有何感觉，他只是说，“战争结束了，我希望我的儿子能快回家。”此外，白宫对这即将来临的停战就没有发表其他议论了。华盛顿的官方反应，只有国务卿是表示满意的。他说：“一个国际组织对抗侵略者，这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所有自由国家，不管或大或小，现在都比以前安全。因为集体安全这个理想已经实现了。”
这也是自由派人士的解释。那时他们还是忠干罗斯福和杜鲁门的世界政府的概念，对联合国第一次为了维护和平所作的努力，总想尽可能宣传得好一些。他们认为朝鲜战争是个光辉的胜利。理查德·罗维尔对他们这种信念是这样阐明的：
『美国已在朝鲜证明，它说的话和它的契约一样有效——甚至比契约还好，因为当初并没有什么契约。历史将会把朝鲜引为它是集体安全试验场的例子。到这次为止，集体安全只不过是似乎可以成立的一种理论而己。历史将会把它引为是对抗共产主义的世界性斗争的转折点的例子。』
保守派是不会这么容易相信这种说法的。沃尔特·李普曼在《先驱论坛报》说，“实际的情况是：双方和有关方面都受到相互威慑的条件的约束。”共和党元老派又有他们的看法。按汉森·鲍尔温在《纽约时报》所说，极端保守派认为“如果要阻止亚洲共产主义的蔓延，（朝鲜就是）在正确的地点，在正确的时候进行的一场正确的战争，”这是一个信念问题。他们没有忘记，共和党在纲领上曾经指责过杜鲁门，说在他的领导下，这场战争是由“一些没有胜利信念”的人所打的，而由于他们的“相互牵制的命令”，已经“出现了僵持不下的局面，还要和敌人进行丢脸的讨价还价。”现在朝鲜也和德国一样，分成两个了。在他们看来“杜鲁门的战争”已经变成了“艾森豪威尔的姑息”。
印第安纳州的詹纳和内华达州的马隆都认为即将实现的停火，是中国人的胜利。马隆在参院里发言时质问说，“我们这位尊贵的参议员先生能否记得：在杜勒斯先生任职以来……我们国务院在政策上有没有任何变化呢？”詹纳回答说：“我没有发现任何变化。”
在一次电台广播谈话中，有记者问加利福尼亚州的诺兰说：“我们将要到手的是荣誉的休战吗？”他回答说，“我并不认为这样。”他还预料，在这样休战的条件下，“我们将无可避免地在亚洲失却平衡。”马克·克拉克将军在朝鲜说，“此时此刻，我并未发现有什么可高兴的。”在签字仪式后要负责保管联合国方面协议文本的詹姆士·范佛里特将军，在记者问到他的看法时，他避开了。“我不知道，”他守口如瓶地回答说，“这个问题应由上级回答。”共和党元老派是会大闹一场的，他们只是等候罗伯特·塔夫脱发出信号罢了。
可是他没有发信号。这位俄亥俄州的参议员就象七年前的阿瑟·范登堡一样，现在正经历着一个心理学所谓转换时期。在罗斯福和杜鲁门时代，他是个惹人讨厌的人，老是使政府提案在参院通不过。而现在，他就成了新政府力量的支柱。1953年4月30日，在内阁会议室里，就曾出现过危机。艾森豪威尔那时召集国会领袖们开会，向他们透露一个坏消息：和他的预期相反，他无法使他的第一个预算平衡。这个预算本来是由杜鲁门草拟的。当时预料赤字是九十九亿。艾克说，他可以把赤字削减为五十五亿，但不能再砍，否则就会危害国家安全。接着财政部长汉弗莱，预算局局长约瑟夫·道奇，和国防部副部长罗伯特·凯斯，分别申述他们支持这个预算的意见。概括起来就是，把国家从静止的防御态势改为活动的态势，做到随时可以对付外国侵略，这需要花很多钱，不能再减少了。
塔夫脱听后大发雷霆。他再也控制不住。他用拳头捶着桌子，用尖锐刺耳的声音大声叫起来，说这个共和党政府变得和民主党政府没有多大区别。五角大楼还是一样贪得无厌。这个预算超过了国民收入百分之三十，未免太多了。除非政府增加税收——而这在目前又是很难想像的——这个赤字简直是令人不能容忍的。他高声叫道，“我们对美国人民许下的最主要的诺言，就是减少开支，按照这样一个计划，到了1954年国会竞选时共和党就再不能取得优势了！你现在就是把我们引向杜鲁门走过的路子。这是把我们竞选时所许诺的东西全部否定了。”等他讲完以后，艾森豪威尔对着塔夫脱审慎地说：“美国的全球战略有几个要点。要了解是不难的……”接着，他就简要地介绍了冷战的战略。
这是个关键时刻。如果塔夫脱退出会议，向记者们谴责总统的预算，在国会里成立影子内阁来和政府的外交政策作斗争，艾森豪威尔提交国会审议的立法计划可能就垮了。元老派本来对艾克就是不友好的，只要这位强有力的多数党领袖说一句话就行了。但是塔夫脱留了下来。他镇静下来以后，表示他只不过希望明年的预算有大量的削减——艾森豪威尔向他表示说这个希望完全是有理由的。
风暴过去了，从那时起，塔夫脱就成为支持总统的最重要的人物。在私人谈话里，他对朝鲜的停战条款讽刺挖苦，但是他压制着自己的情绪。对报界谈话时，他比诺兰、詹纳、马隆之流更为审慎。可以肯定，他是可以象以往那样直言不讳讲话的。（他有一次就说过，“讲话讲究策略就是不老实。”）他承认这个分裂的朝鲜的前景是“非常讨厌”的，因为他创造了“随时可能引起战争的条件”，并使中国人可以腾出手来进攻越南。但是，他不愿制造分裂，也不赞成悲观失望。
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记者们开始注意到他的变化。这个多数党领袖六个月来为自己党的总统工作得十分出色。他们说，自从就职典礼以来，他的唯一目标就是使共和党政府取得成功。他是在孤军作战。其他右翼的参议员们对他这样忠心耿耿，感到莫名其妙。而对民主党人说来，他从来就是，而现在也是一个毫不妥协的对手。而且，他现在还有一个新的思想负担，虽然他们还未知道。在过去几周内，他愈来愈感到自己的健康不行了。
他不知道什么原因。前一年他开始竞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他曾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体格检查，医生们都说他的健康从来没有这样好过。到第八十三届国会开始的头三个月，他是国会里叱咤风云的人物。到了4月中，他和艾森豪威尔在奥古斯塔打高尔夫球时，他突然感到臀部剧痛难忍。接着那个星期，他总是不能入睡。吃了大量的阿士匹灵也无效，5月份在蒙太拿州白硫磺温泉休息也没好转。6月12日，他入纽约医院进行一系列检验，用的名字是“霍华德·罗伯茨”。
那里的医生建议用X光进行深度透射，并服用可的松，要他拄着拐杖走路，要他设法减少臀骨压力，并认为他必需把多数党领袖的日常事务工作放下来。6月10日，他把日常事务的处理交由诺兰负责。这是暂时性的。只要治疗条件许可，塔夫脱还要继续处理政策性问题，参加白宫的会议。他预计在下次国会例会召开之前，他就可以回来，而且身体比以前都好。最后一个见到他在国会山上的是少数党领袖林登·约翰逊。塔夫脱向他招手并大声叫了两次：“我一月份就会回来的，我一月份就会回来的！”
那年6月，罗伯特·塔夫脱的表现，确有点英勇过人。尽管他忍受着难以相信的剧痛，他还是和他的夫人玛撒勉强参加华盛顿的花园茶会。玛撒本人是残废的，完全要靠他扶着，而他却没有把自己的病告诉她。象政界很多显赫人士一样，一旦踏进自己家的门槛，他就放下严峻的面具。对玛撒说来，他是个忠厚体贴的丈夫。他的四个儿子叫他“戈普”，他是他们郊游露营的好伴，他爱玩“红桃”牌戏，吃橡皮糖，和他们谈吉尔伯特和沙利文【19世纪末英国著名歌剧作家，前者写词，后者谱曲，共同写作流行歌剧。——译者】的故事，他这方面知识渊博，可以谈几个小时不停。
7月初，他又进了纽约医院。健康情况据说还是“良好”。医生们估计年底他就可以回去办公，而在这以前就可以在竞争剧烈的问题上投票。他准备7月23日出院。突然，他们又宣布他要进一步治疗。在验血时发现了白血症。于是，他回华盛顿就无限期推迟了。在板门店的进展继续很顺利。中国人刚在那里修建了一座新的高塔。7月27日早上10时零1分（即华盛顿7月26日下午8时零1分），在一个新涂上油漆的桌子上，签署了十八份停战协议的文本。签署人是代表联合国的威廉·哈里森将军，他没有戴领带，也没有佩上勋章；北朝鲜的南日将军，穿着肥大的军衣，挂满着各种勋章。没有说话，没有握手。根据李承晚的命令，南朝鲜没有代表参加。
还不到一个小时，艾森豪威尔总统就在电视上出现。他说：“我们怀着特殊悲痛、特殊感激的心情，怀念那些在辽远的地方献出他们生命的人们；他们又一次证明，要在地球上保持自由，就必需要有勇气和栖牲。”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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