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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离月球表面九点八英里处进人了一条低轨道，在一片可怕的满是高山和火山坑的月球荒野上飞行。这时，休斯顿的一部计算机开始在他们的仪表盘上闪光，向他们发出警报。现在已如此接近目的地，他们当然不能回头，于是他们就根据在休斯顿的一个青年指导官员的指示向前飞去，阿姆斯特朗掌握着操纵器，“嗡嗡叫”奥尔德林不停大声读出仪器上显示出的航行速度和高度。他们在下降的最后时刻，遇到了一些麻烦。当阿姆斯特朗发现他们将落在广阔的不可接近的西火山坑（因处于他们的目标之西四英里处，故有此称）时，“鹰”舱与月球之间的距离已不到五百英尺了。他向那火山坑外面飞去，但这计划外的延长旅程，意味着他快要用完燃料了；他必须立即作出决定，萝么转向那边去，要么冒坠毁的危险。就在这一刹那，他前面的仪表盘上发出了两道白光，显出接触月球字样。“鹰”舱己经着陆了。

他说：“休斯顿，这里是静海基地，‘鹰’舱已经着陆。”这时是1969年7月20日，星期日，东部日光节约时间下午4点17分42秒。

把仪器检查了三个小时之后，两个宇肮员向休斯顿，他们可否省去预定的四个小时休息时间而就在现在下机。休斯顿回答说，“我们支持你们这一行动。”他们穿上了价值三十万美元的太空衣，降低了登月舱内的压力。接着，阿姆斯特朗背朝外，开始从九级的梯子上慢慢下去。在第二级阶梯上他拉了一根绳子，打开了电视照相机的镜头，让五亿人着到他小心地下降到荒凉的月球表面上去。

他的九号半B的靴子按触到了月球表面，他说：“对一个人来说，这是小小的一步，但对人类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飞跃。”这时是下午10点56分20秒。他拖着脚步在地上走来走去。他说，“月球表面是纤细的粉末状的，它象木炭粉似的一层一层地粘满了我的鞋底和鞋帮。我一步睬下去不到一英寸深，也许只有八分之一英寸，但我能在细沙似的地面上看出自己的脚印来。”

阿姆斯特朗把那细粉放一些在他太空衣的裤袋里。接着，在他下舱后十九分钟，奥尔德林走到他身旁来说，“美呵，美呵，壮丽的凄凉景色。”阿姆斯特朗把一根标桩打入土里，把电视摄影机架在上面。样子象蜘蛛的“鹰”舱离镜头六十英尺远，正处于电视图象的中央，它后面就是外层空间的永恒的夜。这里的重力是六分之一个G，仅及地球上重力的百分之十六点六。电视现众们看到这两人象羚羊似的跳来跳去，并听到奥尔德林说，“当我要失去平衡的时候，我发现恢复平衡是十分自然而又非常容易的事。”他们树起了一面三英尺长五英尺宽的美国旗，它是用铁丝缚在旗杆上的；奥尔德林向它行礼。他们还存放了一个盛有七十六国领导人拍来的电报的容器和一块不锈钢的饰板，上面标着下列字样：“来自行星地球的人于纪元1969年7月第一次在这里踏上月球。我们是代表全人类和平地来到这里的。”

他们一面采集五十来磅石块供科学研究之用，一面测量他们太空衣外面的气温：阳光下是华氏234度，阴处是零下279度。他们摆出一长条金属箔来收集太阳拉子，架起测震仪来记录月球震动，还架起反射镜来把结果送给地球上的望远镜。他们在半夜里回到“鹰”舱，总共在月球上停留了二十一小时又三十七分钟之后，发动引擎离开了月球。（航控台说：“你们可以起飞了。”奥尔德林说：“对！我们是这条航道上的一号机。”）返回轨道之后，他们就和呆在“哥伦比亚”里的柯林斯会合。柯林斯把两个飞行工具重新钩在一起。他们就从管道里爬过去和他呆在一起，“鹰”舱则被放走而飘入太空，最后将坠毁在月球上。

上午1点56分，柯林斯使“哥伦比亚”朝向地球，就发动引擎，使指挥舱摆脱了月球的引力。回程需要六十个小时。那天晚上，宇航员们通过电视送到地球上来一幅摄自十七万五千英里外的地球本身的照片。奥尔德林说：“坐在这里看着地球变得越来越大而月亮变得越来越小，这情景多美呵。”阿姆斯特朗说：“不管你航行到哪里，回家总是好事。”星期四，他们以每小时二万四千六百零二英里的速度航行，在太平洋上空七百五十七英里高处重新进入了地球的大气层。在这一阶段的最关键时刻，宇宙飞船的挡板被四千度的高温烤焦了。云把指挥舱包围起来，因此无线电联系中断了三分钟。

守候着的航空母舰“大黄蜂号”上的雷达已探测到正降落的“哥伦比亚”在十三点八英里外，在三个八十三英尺的橙色和白色的降落伞下疾降。接着，这指挥舱就溅落在海面上，激起六英尺高的大浪，并倾翻了。但经舱内三人努力把舷边的气袋充了气，就立即使它恢复了平衡。“大黄蜂”号上起飞的直升飞机在头顶盘旋，引导这只飞船开往目的地。尼克松总统在舰桥上挥动双筒望远镜。舰上的乐队吹奏起了“哥伦比亚，你是海上明珠”，在整个美国加许多外国城市里，教堂钟声四起，气笛长鸣，汽车驾驶人都按响了车上的喇叭。

※※※

理查德·尼克松给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们的贺电是在总统开始他的为期九天的环球旅行时发来的。在这次旅行中，他访问了六个亚洲国家：非律宾、印度尼西亚、泰国、南越、印度和巴基斯坦。他到那边去的中心目的是要表明他的决心，决不容许再有越南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在去马尼拉的中途，他在关岛停下来过夜的时候，对记者们提出了尼克松主义：“亚洲的和平不能来自美国。它只能来自亚洲。亚洲的人民，亚洲的各国政府——它们必然是起主导作用的。”在曼谷时他说他愿坦白地说：“知果侵略者的统治能摧毁一个民族的自由，那么过多地依靠一个保护人，最后也将完全腐蚀掉这个民族的尊严。”

这话听起来非常明确，但记者们懂得，每当这位新总统答应把某件事说得非常明确时，那便是这件事快变得难以理解的时候了。这次亚洲之行也正是如此。甚至当他悲叹美国在越南承担了过多的义务时，他还对那边的美国军队说，他认为“历史将标明现在也许是美国的黄金时代之一。”他还向泰国人保证说：“美国将自豪地支持泰国反对那些想从外部或内部威胁它的人。”把自己认为别人要听的话告诉别人是尼克松的一个老弱点；如果他的东道主听到他保证说他将送给他们几块月球上的石块而不感到高兴，那看来他马上会暗示他可能派几师兵去。

还有另一种解释。这是他对共产主义的态度的一个转变时期。他有一半仍然是那个随时准备按受住何赤色分子的挑战的冷战战士，而他的另一半则认为全球的稳定有赖于以华盛顿为一方，莫斯科和北京为另一方的双方之间的和解。在这个意义上说，似乎存在着一个新的尼克松。在他这次旅行快要结束时，他的灵活性能突然出现，他在布加勒斯特停留下来和罗马尼亚总统尼古拉·齐奥塞斯库一起过了一天，为证明他的友谊，他的座车在倾盆大雨下敞开顶篷在街上驶过。群众的反应是惊人的；沿途的人不仅起劲地欢呼，还互相抢着去捡拾落在人行道上的美国小纸旗，而不去捡本国的旗子。

在英国，尼克松为了和哈罗德·威尔逊首相会谈作了短暂的停留。这是他五个月中第二次访问欣洲。他就职还只有十七天，就宣布要去比利时、英国，西德，意大利和法国这几个他所说的“热门股票一样的国家”旅行。他一向认为自己在外交方面有特殊的才能。他的确也和一些其他国家的元首交上了朋友，虽然其中最重要的，如威尔逊、库尔特·基辛格总理和戴高乐总统的在职时间不会太长了。新总统在那第一年里故意对许多国内外人士，包括他过去曾经非常冷谈的某些人，表示亲热。他飞到独立市去把一架曾一度放在白宫里的大钢琴送给哈里·杜鲁门，并在这架钢琴上弹奏了“密苏里圆舞曲”——杜鲁门由于礼貌没有告诉他自己是一向厌恶这支曲子的——他还吹捧即将退休的首席法官厄尔·沃伦为“公平、正直和尊严的象征”。

虽然那时尼克松对新闻界采取回避的态度，但记者们对他却很热情。《生活》杂志的休·赛迪写道，总统是“按照自己的形像——规规矩矩、考虑周到、能干胜任、小心谨慎——在设计一个政府。”虽然采访白宫新闻的记者们都感觉到他在公开场合的露面是勉强的，但他们仍相当钦佩他勉为共难，深知在这种情况下他是很不自在的，他们很欣赏他为了避免显得颚下有垂肉而注意饮食，很欣赏他为了在电视中露面坚持晒得黑一些，也很理解他为了要在服装上给人以高雅大方的印象而不借花费时间来选择衣服。

在他的总统形象逐渐形成的过程中，他越来越显得象一个沉思的、很孤寂的人，常常花费许多时间在白宫的一些密室里，特别是林肯卧室旁的一个书房和街对面行政大楼中一个密室，俯身在一堆颜色已发黄的法律文献上面。他比林登·约翰逊更爱日常的公文，不爱接近人。那有四十二个按纽的电话机己搬出了椭圆形办公室；尼克松只需要六个按纽。他对新闻，甚至关于自己的新闻的兴趣，看来也比约翰逊淡薄。前届政府的电传打字电报机和电视机被移到了外面一间办公室去。他喜爱的电视节目是秋冬两季星期六下午的足球赛，他几乎总能找到时间来观看它们。他说，“我知道我所担任的工作是世界上最困难的工作，但对我来说，它还没有成为某些人所描述的那种令人畏惧的巨大负担。”

“中部美国”是新闻界目前流行的一个用语，而新元首则是中部美国的最高代表。他喜欢文斯·隆巴迪【隆巴迪（1913－1970年），美国足球教练员，曾使其带领的足球队获胜和取得足球赛冠军。——译者】的竞争精神、盖伊·隆巴多的乐曲，艾伦·德鲁利的小说、比利·格雷厄姆的虔诚、鲍勃·霍普的机智和沃尔特·汤普森的销售术。虽然他大半生的精力都花费在公务上，他对联邦官僚机构却怀有中产阶级的那种不信任感。他的第一条法令是取消遴选邮政局长的酬谢制度（下一年在他的请求之下，议会设置了一个独立的美国邮政机构）。作为一个中部美国人，他相信专家的意见。他最爱听的是约翰·米切尔、亨利·基辛格、约翰·埃利希曼和霍尔德曼的意见。赛迪指出，虽然总统的一些计划在字面上显得中间偏左一点，但“他给高级职位配备的人却都偏向其他一面——而在华盛顿，经验表明，归根到底主宰行动计划的是人。”对尼克松自己来说，主义说来说去似乎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他有中部美国的那种爱好，总想各种方法都试试，从一个中心曲曲折折绕出去希望找到可行的解决办法。1969年，他几次提议过改革赋税，调整了最高法院的思想均势，降低了在越南的军队数字，把冲绳归还给了日本，设法要改变福利制度，取缔细菌战，并想了各种办法抑制通货膨胀。在那第一年里，他也表现了中部美国人节制的精神。他刚从他的第一次欧洲之行回来，他的顾问们围着他向他祝贺的时候，他却制止了他们。他说“还太早、还太早，得到一年之后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