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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第2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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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越南，克赖顿·艾布拉姆斯将军采用的战术是要降低美国伤亡人数。这种战术和执行大规模的一面搜索一面歼灭的任务不同，以一个有代表性的日子为例，一次派出不下于一千个巡逻队，每队一百到二百人；他们的职责是尽可能歼灭故方的部队和给养，但要避免流血。“最大的压力”已为“保护性的反应”所取代；进攻性姿态已变成防御性姿态。可是，这在华盛顿听来比实际更为动人。两支大军仍然留在战场上，每支都能重创对方，并且各由爱寻衅的司令员领导着。在7月5日结束的这个有代表性的一周中，公布的小规模战斗只有四十六次，美国兵被杀的却有155人。但艾布拉姆斯的保守姿态并不能排除随时爆发大战的可能性。
这场大战终于在8月下旬在著名产米区岘港西南的岗峦起伏的山区爆发了。一架直升飞机在那里坠毁，机上的八个人全都丧命：第196轻步兵旅的两个连奉命去寻回他们的尸体。就在这时候，有一千个北越人正在那里集结起来准备袭击协德的首府。两军无意中突然相遇，共军撤进密布地堡和战壕的迷宫中去。当美军追踪进击时，碎牛肉排山的局面又重演了。经过不断的增援，最后与北越的第二师相对抗的美军和南越军达三千人。双方都争取占领一个叫做102山的沼泽中的高地。这场战斗直到第196步兵旅的怨气兵到达高地顶上时才结束——但故军已全部撤出了。一个美军军官说，“这可是老一套了，五天异常猛烈的战斗，到第六天上，他们轻轻松松把一块地方扔给你。”但是在产米区方面却出现了新的一套，那可是大为不详的。第196轻步兵旅的A连不肯服从上级的命今进入迷宫去把坠毁的直升机上的死者带回来。最后，A连的士兵们还是去了，但抗命的幽灵却就此出现，这使得为越南问题引起的喧嚣又添了一个刺耳的调子。
※※※
总统在谈到国内的犯罪率时，把自己的手抬到脖子的高度对记者们说，现在人们“的厌恶情绪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了。”在美国，当时的确已变成一个无法无天的时代：联邦调查局报告说，重罪比上年增多了百分之十点六，偷窃罪增加了百分之十九，强奸罪增加了百分之十六点八，抢劫罪增加了百分之十二点五，还有一种犯罪行为更是一日千里：空中劫持飞机。在1950年到1967年之间，据报各条航线平均每年发生二点三次空中劫持飞机案件。1969年，发生了71组（其中58起都是飞往古巴的飞机）——为上一年的三倍。约翰尼·卡森在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的《今夜的节目》上说，“空中劫持飞机案件层出不穷，所以有一家航空公司把它的口号改为‘飞啊，飞啊，好啊。’”
各航空公司也的确尝试过各种办法。在机场设立标语牌，警告说，空中劫持飞机可以判处死刑，旅客持武器上飞机者将判处徒刑，对旅客可以搜查等等。还要求公众提出建议。于是有人提出了下列的一些令人难忘的建议：把女服务员训练来勾引空中劫持飞机者；要求旅客不穿衣服上机；在空中劫持飞机者站立的地方装上活板门；机上人员通过扩音器演奏古巴国歌，然后把每一个站立起来的人逮捕起来。只有一个发明创造起了作用。虽然没有一家美国的航空公司有去古巴的定期班机，但每个南行的驾驶员都带有进入哈瓦那何塞·马非机场的地图。它们经常收到古巴通过瑞士政府送来索取着陆费以及其它各项杂费的帐单。
那一年空中劫持飞机的活动在11月间达到了最高峰，当时环球航空公司从洛杉矶到旧金山的八十五次班机的唐纳德·库克机长接通与地面联系的电话说：“这里有一个人要到某个地方去，他为自己包了一架飞机。饮料是免费的。”此人是二十岁的前驻越南海军陆战队退伍兵拉斐尔·米尼奇洛，他拿手抢对准驾驶员的脑袋。米尼奇洛不肯痛快说出自己要上哪里去。库克后来说，“我马上想到我们大概得往南飞去买几支雪茄了【意谓飞住古巴的以产雪茄著称的哈瓦那。——译者】，但结果并非如此。”飞机劫持者命令他飞向东去。
在班戈和爱尔兰的香农加油之后，他们最后来到罗马的达芬奇机场上空。看来米尼奇洛这个出生于意大利的人现在是想家了。他命令指挥塔让他们在机场远远的一个角落上停下机来，接着他说他要一个没有武装的警察作为人质。罗马警察局长自告奋勇。飞机劫持者就叫警察局长开车送他到乡下，然后把他放了。几小时之后，米尼奇洛在一个教堂里被逮捕了。他说，“我也不知道我到底为什么要干这件事。”他的姐姐说，“我想是战争伤了我弟弟的脑子。”意大利公众似乎把他看做一个英雄——他毕竟开创了飞机劫持的新纪录：在空中经过了十七个小时和六千九百英里——但是他们的政府却抱有另一种看法。他被判处六年零五个月的徒刑。
虽然这个有点儿发疯的米尼奇洛可算得犯罪世界中的一颗彗星，但他还不是那年最著名的犯罪分子。此项殊荣要属一个没有透露身份就离开出事地点，因而遭到控告的汽车驾驶人。这一失检行为后来所以弄得臭名昭著，是因为此人是美国一个出身名门的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同时因为这一事故产生了很可悲的后果。在1969年7月18－19日夜间以前，特德·肯尼迪在民主党下届总统候选人提名中一直是领先的，并且可能胜过尼克松和他的少数党。特德在他哥哥鲍勃的葬礼上的那篇悼词感动了全国的人，而他在1月间由于在党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一举击败了路易斯安那州的拉塞尔·朗，代替他担任了参议院的民主党领袖，显示了他家传的善于争取人心的手段。这位年轻的肯尼迪似乎马上便将直上青云了。但这时发生了查帕奎迪克事件。
特德从他哥哥们那里承袭下来的许多责任之一是要提高那些忠实地为他家进行竞选活动的人们的士气。7月18日那次野餐就是为此目的而特意举行的。东道主是特德和儿个朋友；他们的客人是六个姑娘，她们上年在罗伯特·肯尼迪的流产的总统竞选中曾自愿在“锅炉房”（慕后）中担任单调而乏味的工作。请客的地点是查帕奎迪克岛，该岛离科德角南塔克特海湾里另一个名叫马撒氏葡萄园的岛只有二百五十码。
根据六个月后肯尼迪在审讯时所作的证词，他和其中一个名叫玛丽·乔·科佩卿的姑娘一起坐着他的克莱斯勒汽车离开大伙儿时大约是下午11点15分。玛丽·乔是一个很动人的二十八岁的姑娘，她的朋友们都称她为“M。J。”。这位参议员后来说，当时他们驶往那里的双车渡船码头，以便回到马撒氏葡萄园去，那边他们已在不同的旅馆里登记了房间，但提审的法官不相信他，许多别的人也不相信。玛丽·乔把皮夹子忘在野餐的地方了。她既没有告诉那边任何一个人说她走了，也没有向她的同房间的女伴要旅馆房门的钥匙。她和特德开车离去时，他们把十个人（包括克莱斯勒车的司机）丢在那里，这些人都是不打算在野餐的地方过夜的，而在大车开走后留给他们的就只有一辆显然装不下他们那么多人的小型出租汽车。最后，最令人不能相信的，还有一个肯尼迪的车子的方向问题。
从野餐处到渡口的那条黑色路面的路是查帕奎迪克岛上唯一的有路面的路。特德没走这条路而走上了一条通往海滨去的崎岖的石子路。他后来说，这是他走错了。但是这个转弯处是一个向右折回的急转弯，其入口处又被灌木丛掩盖着，因此你要不是有意寻找，几乎不知道那边有路，法官坚持说，这位参议员一定是明白这一差异的：他那天已经在这两条路上行车不止一次了。
特德和玛丽·乔所进择的那条崎岖的路叫做戴克路，离它半英里处就是那座狭窄的拱形木结构的戴克桥。这桥在泥路左边，与泥路构成二十五度角，然后升高上去越过坝下一条细长的水渠，它右边海湾里的海水就是通过这条水渠流入和流出波查池的。这座桥正是他们的祸根。特德没有作二十五度的转弯，因此他所驾驶的克莱斯勒车就向桥的右侧猛冲下去，落入十英尺深的渠底，翻了个个儿。在审讯中，肯尼迪作证说，直到“我在桥边翻下去的那个瞬间”我才知道走错了路。
『……我能记起的第二件事是旁边的玛丽·乔的活动，她挣扎着，也许是在打我踢我，这时我张开眼睛，才明白我已头朝下，水正向我冲过来，四周是漆黑一团……我记得最后完全被窒息的感觉，而且显然是半个肺里吸满了水，感到我就要淹死了，并且完全明白，那天夜里到黎明以前决没有人会去寻找我们，因此我决不可能活着走出车去了，后来，我记得自己尽最后一点力量推呀、挤呀，终于挣扎到水面上来。』
被潮水冲到岸边后，他又跳水回去，潜入十英尺深的水底去找玛丽·乔。他作证说，他作了七八次拯救她的尝试，但到后来他已弄得上气不接下气，只能把头埋在水下两三秒钟了。他在河滩上躺了十五到二十分钟，把水呕出来。他说，接着他就“尽我所能地快快地走着、跑着，跌跌撞撞地”回到举行野餐的地方去。到了那边之后，他就把经过告诉了两个人，表弟约瑟夫·加尔甘和协助肯尼迪竞选的保罗·马卡姆。加尔甘和马卡姆同他一起回到了出事地点，潜下水去找玛丽·乔，但无法找到。这两人也象他一样是律师，因此他们对他说，这事必须报告。他们后来回忆说，他当时心情非常不安。他一直叨叨着“我简直不能相信竟发生了这样的事。”
在他的请求下，他们驾车把他进到渡口的船台上。水道那边可以看到马撒氏葡萄园岛上埃德加镇的灯光。他叫他们回到举行野餐的地方去，但不要告诉姑娘们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于是他“突然跳下水去，冲动地游到对岸。”当他游过这条狭窄的海峡时，“水比早先更冷了，潮水在那个晚上第二次又要把我拉走了，我知道我马上要淹死了。”但最后他又爬了上来，在沙滩上歇了一会儿，最后步行到他居住的郡城旅馆去。
在旅馆里，他的行为变得越来越不可理解了。据他自己后来说，“在后来的几个小时里，我的行为和谈话，就我记得的而论，我自己也觉得是完全不可理解的。我认为我没有把这件事立刻报告警察局这一点是不可原谅的。”他作证说，他“怎么也没有那股力量，那种精神上的力量，在清晨两点钟的时候去叫醒科佩卿夫人，告诉她，她的女儿死了。”
他当时只是换上干衣服，向旅馆老板之一抱怨隔壁房间的聚会使他没法睡觉。早晨，他和两对夫妇讨论周末的快艇竞赛。接着，加尔甘和马卡姆来了，他们听说他并没有把翻车的事报告警察局都吓呆了。在审讯时他解释说：“我把我游过那海峡时的思想和感受告诉了他们，并说我如何老是希望玛丽·乔仍然活着。”他还说，他要打一个电话，但埃德加镇上的电话显然都不行；他走过两处电话机，两处都在户外，而且都是公用的。他由加尔甘和马卡姆陪伴着搭渡船回到查帕奎迪克时，在对岸的渡船码头上打了一个电话。渡船上的工人问他们有没有听到过翻车的事。他们中一个人回答说。“我们刚听到。”只是到了这个时候，即出事后将近十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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