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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只是稀稀疏疏地打了几枪。到了工人四散逃跑，警察就举枪齐射。一些警察追打个别工人。有个妇女绊倒了，四个警察上前按住，用枪托把她打得鼻塌脸肿。工人被打倒在草地上，或者四处乱爬，口吐鲜血。警宫站在跟前，开枪朝着他们的脊背打。种种惨状，都上了派拉蒙新闻片的镜头。工人被打死十人，打伤九十多人。记者说这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大屠杀”，可是汤姆·格德勒却说：“对于暴徒，不能留情。艺术家又是打架行家本文努托·切利尼【意大利雕刻家（1500－1971年），他的《自传》是有名著作，生平曾多次跟人格斗。——译者】不是说过：‘打得性起，拳头就不计轻重了。’有的倒是挨了几棍，可是那是因为他们惹气了人家，拔腿便跑的缘故。几个娘儿们给碰倒了。警察执行着危险艰巨的任务，娘儿们在那里干啥？”

派拉蒙的新闻片被禁止放映，借口是怕观众看了会闹事（其实他们早已多年习惯于看强盗打斗片了）。《圣路易邮报》揭发了影片禁映的内幕，可是《芝加哥论坛报》竟说那些徒手游行的人都“蓄意行凶”。麦考密克和赫斯特这两家的报纸都说产联那些人（言外之意是包括他们的老婆孩子）都是共产党。没人受审，尽管在罢工结束前还有八个工人被杀，其中之一是个残废军人，他不过是在罢工期间为产联举行的跳舞会兜售过入场券。罢工结束，资方仍没跟工会签订合约。格德勒手段高强，工人对付不了。

可是小罗伯特·M。拉福莱特能对付他。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毅然调查此案，这是三十年代最彻底、最值得纪念的调查工作之一。他所主持的委员会报告说：

『所谓引起警方反击的挑衅行为，不过是使用了侮辱性的语言，从游行队伍后头扔出几件东西。根据调查证明，我们认为警方使用的武力，显热远远超过当时的需要。这样使用武力，若不是警方执行任务十分无能，必是蓄意恫吓罢工工人。』

委员会把现场图片放大分发，本案的参与者和目由者的证词也予以公布，于是一向以为罢工的都是可疑分子的普通群众逐步弄清了本案的本末。最初伤亡名单发表时，罗斯福总统引了莎士比亚的话：“双方都该死！”【引自莎士比亚戏剧《罗密欧与朱丽叶》第三幕第一场。——译者】这大概是代表中产阶级的意见。刘易斯反驳说：“一个在工会寄过食、借过宿的人，在工人和敌人扭成一团拼死斗争时，竟然冒充公允，各打五十大板，可是不应该！”罗斯福只好解释说，他骂的是双方的极端分子。罗斯福素来是很少自觉失言出面解释的，后来查明出事那天南芝加哥全部极端分子原来都是工会的对头，他便进而站到工会这边来了。社会舆论也跟着站过来，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于是迫使格德勒低头屈服。小钢铁公司的工潮终于获胜，除伯利恒公司负隅顽抗外，各钢铁公司都成立了工会。

可是那年产联工人仍然不断有被杀害、被毒打的，劳工部长珀金斯收齐1937年各次工潮汇报之后，说这是二十世纪劳工史上斗争最残酷的一年。三十年代工人纠察队和资方的壮烈抗争，这时确是达到了高潮。据劳工部统计，1937年举行了四千七百二十起罢工，百分之八十二结局都是达成有利于工会的协议。到了年底，己约有八百万工人领了会员证。《幸福》月刊在年底发表评论，认为“过去四年半来，美国工潮迭起，几无宁日，真可以说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群众运动之一。”

1941年，福特和伯利恒这两家公司也为工潮漫侵，参加工会的增至一千万人，到了四十年代后期继增至一千五百万。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刘易斯大失众望，因为他声言要阻碍运媒给军事工业，未免有讹诈总统之嫌。同时产联又发现，内部原来真的有共产党人（李·普雷斯曼有个时期曾任产联法律总顾问），感到尴尬，不得不实行清洗。可是工会原定目标已经达到，再无得而复失之忧；美国工人工作有了保障，地位也提高了，到了经济再度繁荣，他们就也都迁居郊外，挤入不断扩大的中产阶级。

1939年2月27日，最高法院宣布静坐罢工不合法，可是当时谁也未加理睬，因为情况大异往昔，合法不合法似乎不成其为问题。自由派的论调是，要是工人在进行伟大斗争时偶尔越轨，那准是由于资方挑衅。有谁说静坐罢工是集体使用暴力的一种形式，只有受到驳斥或者蔑视。有些事件，例如田纳西州阿尔考镇美国铝公司的工潮血案，又如劳联产联纠察队争夺地盘的纠纷，劳资双方一样使用非法手段，可是有谁要是指出，也难免遭到白眼。

可是一个国家要摆脱历史的传统并非易事。成例在先，人们不会忘记。尽管工会的行动乃是顺应当时美国历史的潮流而发展的，先例依然是先例。他们确是顺潮流而动的，恰恰为此，未来的造反派就更加决心起而效尤。美国独立、解放黑奴、征服西部并予以开垦，无不是靠暴力而来，现在工人从工业最底层崛起，还是靠了暴力。工人也许事后忘怀，变得保守，可是自由派再也不能否认，别的受压迫的集团同样也有权造反。这样，尽管出于无知，甚至是出于理想主义，未来的痛苦的种子已从此播下了。

1937年夏来，总统觉得应该离开首都，到外边“走马观花”一番。9月里，他那十节调温车厢的列车从联邦车站缓缓开出，向西进发，沿途在事前选好的地点停靠，以便从车后平台发表简短的谈话，对选民谈谈自己的政绩（“你们新办的中学办得不错吧？”），感受他们的衷心爱戴。在爱达荷州博伊西镇，他对听众说，“我跟美国人民一接触，就像安泰【在希腊神话里，安泰是个摔交家。只要脚踏大地（这是他的母亲）就浑身是劲，谁也打不败他。】一样全身又来劲了。”人民的欢迎，似比上次竞选还要热烈，这一点记者注意到了，可还看到了别的问题。总统在停车靠站时请谁上车谈话，有个很有意思的格局。凡是反对改组最高法院的民主党人，如内布拉斯加州参仪员伯克，蒙大拿州参议员惠勒，怀俄明州参议员奥马奥尼，他都故意不请。在怀俄明州卡斯帕镇，总统对群众说，有些政客也高谈什么理想，可是没为实现理想出过一分力，这种人对选民是没有多大用处的。

有人看出这是给那些不听话的民主党人一个警告，可是总统的行动暂且到此为止。他探讨向题，照例是几方面同时并进，既考虑新法案，又在展望即将举行的中期选举的形势，权衡可供选择的外交政策，注视正在举行的罢工，还在暗地寻思预算问题，因为他首次竞选就许愿说过要平衡预算的。直到此刻，平衡预算还是不可能，可是如有可能，他就想办到。今年似乎是有指望的。年初《时代》周刊就报道过，“上星期，大萧条已成往事，繁荣征兆到处欣然可见”。现在财政部长又不断上报，说国库节余不多，却在逐渐增加。不错，工程兴办署经济专家利昂·亨德森又在担心物价上涨，他送来个顾虑重重的备忘录，担心工商业又要倒闭。罗斯福读过这份备忘录，可是他答应过平衡预算，不想食言。在最高法院问题发生争议时，他对副总统加纳提出过保证说：“1938财政年度务要收支平衡，我已经说过五十遍了。要是你认为有必要，我就再说一遍甚至五十遍也行。”

可是平衡预算这个药方，胡佛不能用，罗斯福同样也不能用。股票又暴跌了。总统想说情况“基本上好”，——他真的这样看——可是想起他的前任胡佛也说过这话，就没开口。可是说与不说都一样，到10月19日即“黑星期二”，股票抛售一批接一批冲击着市场，行情报单比市场交易落后二十五分钟，而且新的抛售还源源而来，赶办不及，说明价格还要下降。此后整个冬季，都不时叫人想起1929到1930年的痛苦经历。

人们互相埋怨：纽约股票交易所怪证券和交易所委员会，委员会又怪交易所：工商界责怪政府丧失信心，新政派则背地嘀咕，说什么“资本家罢资”。没有疑问，那年发生的罢工，涉及一百九十五万工人，未免在经济上留下创伤。对于总统和整个国家，这一年本已不是什么好光景，如今又来个所谓“衰退”，情景就更加暗谈。这次股票暴跌，其实比1929年股票市场大崩溃后最初几个月还要厉害。到了1938年春，那在1933年以后找到工作的五百万人又陷于失业，全国百分之十四的人口只能靠救济过活。

平衡预算的想法，罗斯福不想放弃，可是他跟胡佛不一样，成百万群众的匮乏比曼彻斯特派的经济理论【即古典派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的理论。——译者】更能使得他动心。况且这已经不是1930年，民主党内高谈凯恩斯学说的与日俱增，亨德森和总统的儿子詹姆斯也在其内。罗斯福没读过凯恩斯的著作（同样的知识，如果他跟人谈一下就能得到，他是决不去读书的），1938年2月1日凯恩斯远从英国寄来长信，劝他实行大量的赤字开支，他也并不以为然。（凯恩斯说，“三年前晋谒，承惠予接见，现不揣冒昧，略陈管见如下。”）大量赤字开支是办不到的。有些目标，在学院中看来尽管令人神往，在政治上却是达不到的空想。不过，有限的赤字罗斯福倒是试过，而且行得通。1934、1935这两年，就是凭着这个方法使得局面好转，银根松动，推着股票指数也上升了。白宫的顾问既然推荐凯恩斯的对策，经济衰退又逐月加深，罗斯福只好屈从。4月2日，他由温泉乘火车回华盛顿，途中进午餐时对哈里·惠普金斯和全国青年总署署长安德鲁·威廉斯表示，决定放弃平衡预算的打算。十二天后，他发表炉边谈话，对全国说明，他计划要求国会拨款三十亿元增办公共工程、救济事业、防洪设施和兴建房屋。6月间股票市场又重新活跃，八个月后，道·琼斯的股票指数就由99激增至158。虽然好日子还没到来，好一点的日子已经在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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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则情况好转，批评总统的人并不以为有什么了不起。叫嚷最厉害的那些人，早已不再认其探讨当前情况，却只管闭起眼睛专事诋毁总统。发表4月份要求拨款的炉边谈话后一周，总统对这些人士嘲弄了一番。他抨击大企业，说他们操纵“别人的钱财、别人的劳动、别人的生活”。果然这帮人唾沫四溅，立即上钩，活象巴甫洛夫那群狗一样。凯恩斯认为这样招惹对方未免孩子气。在2月1日来信中，他已经对总统就资本家的心理状态提出看法。他说，企业家不是张牙舞爪的野兽，“虽说豢养不当，也未经驯服，但他们本性还是属于家畜一类。”

凯恩斯这项劝告，罗斯福收到后连信也未回。让这个英国人坚持己见去；罗斯福自己才是熟谙舆论的头号里手，他才不打算向死敌伸出橄榄枝呢！而且不管怎么说，总统同美国企业界的争吵已经势成水火，和解无望了。双方都话说得太多，白眼相向太久，咒骂太凶了，怨毒太深了。

威拉德·M。基普林格是那时畅销企业界的每周新闻筒报的编者，他后来说，自1934年3月1日起，富豪们就对政府产生反感了。到了9月，《时代》周刊发现，“企业界对新政私下冷嘲热讽、百般指摘，几乎成了每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