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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一九五七-第6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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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俐（梦中）——
先是听见了歌声，是熟悉的《西波涅》。我循歌追去，见辽阔的原野上有一个人在扶犁耕地，是冯俐。心中不免产生疑窦：冯俐咋老是耕地不止呢？我快步奔过去，叫她的名字。看见我冯俐朝我一笑，说你来了。我说来了。她没停下，继续赶牛向前犁，我跟在后面。她说今天天气好，争取多耕几亩地。我问耕完了地就播种吗？她说不播种。我不解，问不播种耕地干啥呢？她反问一句为什么耕地就一定要播种呢？这不是太功利了吗？我心想最近冯俐是咋的啦，怎么净说些着三不着四的话？我没吱声，因为我的注意力集中在牛身上，我发现牛走得极缓慢，老态龙钟，吭哧吭哧地直喘气，后来干脆停下来了。冯俐摇摇头说它累了，让它歇会儿吧。我说从前这头牛可是很有力气的，能拉着犁上山。冯俐说你见过？我说见过。冯俐说那时候它行。我问它老了吗？冯俐说老倒不老，如果和人相比，也就相当于你这样的毛头小伙儿吧。我说它的体力与年龄不相称。冯俐说这其中有个缘故。我问什么缘故？她说它阉过了。我有些吃惊，问好好的牛为啥要阉它？冯俐说这还用问么，干活的犍牛都是要阉的，阉了它就心平气和了。就说这头牛，阉之前可以用“初生牛犊不怕虎”来形容，干活是蛮有劲儿，可不听调理，还要耍威风，阉了脾气好多了，顺顺溜溜地拉犁。可见阉是大趋势。我听着不对劲，说这成什么话。冯俐说是的，阉是大趋势。我听她这么强调阉，意识中也似乎有些赞同了，也就不说什么了。这时冯俐说周文祥咱们一起唱个歌吧。我说行。她说唱啥呢？我说还唱《西波涅》。冯俐说不唱它，老掉牙了。我问那唱啥？她说唱《我们的田野》。我说好，就唱《我们的田野》。冯俐看着我，然后把双手举在胸前一挥，我们就唱开了……梦是在唱中醒的。这是我到我乐岭后做的头一个与冯俐有关的梦，所以记得很清楚。醒后心里极难过。这些年我一点不知道她的下落，不知她是死是活。
张撰——
张撰从场部回来取东西，神采飞扬的。见了我热烈地将我抱住，说又见面了老周，太高兴了。我说我也很高兴画家。我又说你给我画的那张画我一直珍藏着呢。他说现在有颜色了，可以画张彩色的。你想要幅什么样的呢？我想起不久前做的与冯俐在一起的梦，心里一动，就说画一个宽阔无边的原野，一个女孩子在扶犁耕地，拉犁的是一头牛（我本想说是阉牛，而转念一想阉牛又如何表现呢？遂作罢），背景里有一棵树。他听了微微闭目，我知道他是在意识里组合这个画面，他张开眼睛说听起来很美，也很有意境。下次回来就把这幅画带给你。因他急着回去，没说更多的话。
李戍孟——
在我乐岭头一眼见李戍孟明显感觉他苍老了。由此我想起小时候听爷爷常念叨的一首“人老先从哪里老”的歌谣，其中有一句是：人老先从头上老，白发多黑发少。这一句正对上了李戍孟。在清水塘时李戍孟便生出了白发，不多，星星点点掺杂在黑发中间，几年工夫，白发与黑发的关系倒置，是星星点点的黑发掺杂在棉絮般的白发中。其实李戍孟才四十岁出头。
据说人的早衰与多种因素有关，如遗传、营养不良、体力透支、骤然打击、精神悲观等。李戍孟属哪种因素所致？难以论断。如果硬要从其中选出一样，我想归于精神是不会错的。因为从生活境况上讲，大家都是一样的，一样的伙食，一样的劳动强度，别的待遇也都差不多。不同处惟在各自的精神世界里。李戍孟的精神一直是压抑的，这一点毫无疑问。他很投入地写作，恐怕也是一种自我排解方式。我和他在我乐岭监舍里的头一次交谈是背对背的，各人拿一张报纸佯看，轻声地说话。话音被报纸反射到对方耳畔，如果各自将报纸弄成一个弧形，就会合拢成一个小小的话语封闭区。这种不知被哪个犯人发明出来的伎俩被我们犯人广泛地使用，并称之为“我乐岭交谈”。那天我与李戍孟的我乐岭交谈大致如下：
李老师久违了。
五年了吧？
清水塘之后又转了几次场？
三次。团河、广河、我乐岭。
还好吧？
老了，成了白毛男。
我也成了三十多岁的小老头。
你还有几年呢？
不到十个月。
望见地头啦。
你呢？
还有三年半。
也快了。
出去到哪儿？
不知道。
你呢？
不去想。
为什么？
不愿想。
别太消极了，怎么说苦难也是暂时的。
对我无所谓。
不能这么想。
真的无所谓。
李老师你的小说写完了吗？
快完了，剩了个尾巴。
尾巴有多长？
和我剩下的生命一样长。
李老师真逗（后来的事实证明可不是“逗”）。
你想看我的小说吗？
我？可以吗？
想看吗？
想看的。
我给你。
……
高云纯——
K大校友，《有头脑的人，不要这么想》的作者，自称是共产党的不同政见者，对打成右派不鸣冤叫屈，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人，我们在我乐岭不期而遇了。
高云纯高高瘦瘦的，显得有些佝偻，长条脸上架着一副眼镜，常面带笑容。笑的时候眼眯成很细的一道缝，一副天真相。腰上常年扎一条草绳，别一条擦汗的毛巾，拼命地抽烟。他的全部业余时间是到处搜罗卷烟纸，据说窘迫时曾到厕所捡过擦腚纸，当然此说有遭践他之嫌。他卷烟的技术一流，随便撕下一块纸，再从烟荷包里抓出一撮烟末，三卷两卷一根标准的锥形烟卷就夹在指缝里。他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烟鬼，不仅自己抽还蛊惑别人抽，他的说法是烟是好东西，对犯人而言更是好东西。饿了的时候顶一碗饭，冷的时候顶一件衣裳，病了的时候能顶一服药。这人的模样也有些怪，上下不协调。把他从下往上看，不折不扣一个潦倒庄户人模样，可脖子往上，就是另一番“景观”。那颗晃来晃去的头颅以及眼镜后面闪闪发亮的眼神，断不会让你觉得这是颗庄稼人的脑瓜。他的这种身首迥异的情状会使人想到埃及的狮身人面像。细想想这种“狮身人面”现象差不多是我们这些右派犯人的普遍形态，只不过高云纯比别人更分明些罢了。管教人员不断训斥我们说改造得不完全、不彻底，大概就是指这个头颅还没一起变过来吧。
那天头一眼看见扎草绳挂毛巾狮身人面的高云纯，我第一感觉就是此人不一般。还没等生出第二感觉他就从老远向我伸出手，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握着，摇着。说听说你是K大的，我只主动跟K大的人握手。
那天我们没有机会说更多的话，但他还是拣最要紧的一桩告诫我：记住呀老周，站在傻朱面前千万别忘了摘眼镜。
也是后来才知道，这是他的经验之谈。有一回傻朱打了他个冷不防，将眼镜打碎了，差一点儿刺瞎了他的眼，所以他让我这个也戴眼镜的人防备着傻朱的这一击。
张撰——
张撰再次回来仍然情绪高涨，所以能记住他的情绪高涨是因为这里的人都难以情绪高涨。他把我要的那张画画出来了，交给了我。画是用水彩画的，根据我的描绘复原了我的梦境：深褐色原野上一个长发姑娘在扶犁耕地，是背影，人与牛向画面的纵深处走去。树画在右下角，树冠一直向上延伸，一片树叶夸张地伸出来，透视着天空。叶子中间有一个圆洞，一半涂黑一半涂红，我看了不解，问是不是虫子蛀出来的洞。他抿嘴笑笑说可以这么认为，也可以认为是挂在天上的太阳。我说哪有这样的太阳，一半黑一半红的。他说有的，你想想，发生日食的时候不就是这样么？我觉得有道理，也没再多想，就谢了，小心地将画收起。这时他又拿出一幅画给我看，是一个姑娘的肖像，用炭笔画的，我脱口说句：王丹凤？他仍然笑眯眯的，问你看像王丹凤？我说像。他说那就是没有把她画好，她比王丹凤美。我问她是谁？他说谁能这么美？只有王妃了。王妃？我的头脑终归不算太迟钝，一下子想起帽儿山劳教农场五妃子的故事。还记得当时张撰还以五妃子的存在论证他的“美无处不在”的理论，又说很想让妃子们给他当模特儿。就问王妃是不是指帽儿山五妃子中间的一个。他点点头，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得意，说她姓王，名正言顺的王妃哩。我又端详起那张肖像，我不知道画中人是否被张撰美化了，确是美丽非凡的。那宽宽的额头忧郁的大眼以及好似经严格打磨了的面庞透出一种高贵，这一刹那我竟又想到俄国随十二月党人丈夫流放的女人，不同的是王妃并不是“罪人”的家眷而自己是“罪人”。端详着画中的王妃我产生出一种深深的忧伤，我不由想起了冯俐。当年冯俐和王妃在一起，如果能有机会见到王妃，一定要让她讲讲冯俐的事。
我问王妃是什么时候来到我乐岭的，张撰说也是前不久转来，在妇女队，眼下也是抽出来演节目。我问她是怎么被尼泊尔王子列入妃子名单的。张撰说她原来是一家百货店卖金银首饰的营业员，尼泊尔王子在随从们簇拥下给他的妃子们买礼品，一见到她王子的两眼就直了，问这问那。出于礼貌她一一回答。她被捕后审讯员让她交待里通外国罪行，她压根儿就没与尼泊尔王子联系起来。营业员天天同顾客打交道，也不可能联系起来，早忘到九霄云外去了。说到这里张撰激愤起来，骂道封建这东西真是坏透了，应该从根本上剔除。一个尼泊尔腚盘大小的地方，顶多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一个县长的儿子就满世界去选妃，好像浑身都长鸡巴似的，凭空害了这么多无辜的人，真他妈不是个好鸟……我想那个混账王子是该骂的，可也有些冤枉。说到家那仅是他的一厢情愿，他并没有权力将这些中国姑娘抓起来再判以重刑啊！我叹了口气，问张撰与王妃是否有“戏”。张撰也叹了口气，苦笑笑说，谈不上，谈不上哩。我看得出，他对王妃是有情的，说不上“戏”已开场了呢。
高云纯——
高云纯在学习会上惹了事。学习组长张克楠念报纸。文章是写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从苏联转道来中国访问，参观了北京的菜市场后发表观感。他盛赞中国的西红柿便宜，四分钱就能买到一斤，而在苏联四个卢布才能买到一斤。艾地还说了其他一些吹捧中国的话，这话要是当着苏联人的面说也算他有种。可不是这样，他是在舅舅面前说姥姥，在姥姥面前说舅舅。一个堂堂的共产党主席这般，大家嘴上不说，心里却很不屑。问题是我说的“大家”并不包括高云纯。高云纯听完报纸就刷刷地卷烟，点着了烟便开言道：中国农民穷就穷在西红柿太便宜上，如果中国的西红柿也能卖上四块钱，农民就富了，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问题。我想艾地这人可能没学过经济学，才犯了这常识性的错误。话音刚落，立刻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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