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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学会因何而发生？乃是有数十青年同志，既慨民族之衰亡，又受现下时代之影响，知非有一班终身从事社会改革之青年，不足以救吾族，于是不度德、不量力，结为斯会，以‘社会活动’为旗帜，奔走呼号，为天下倡。凡加入‘少中’会友一律不得参加现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中，不请谒当道，不依附官僚，不利用已成势力，不寄望过去人物；学有所长时，大家相期努力于社会事业，一步一步来创造‘少年中国’。如今我们反而回来了，要走回头路，这是对本会成立宗旨的背弃！”
　　　　“可如今我们已经不能安坐在这里研究学术了！大家看看，自民国成立之后，军阀主政而***也如故，士大夫之肥家养己与醉生梦死也更有甚于昔日。若不从政治改革转向到思想改造，达成改造国民性的影响，如何可能救得中国？”
　　　　“本会成立的宗旨，是本科学的精神，为社会的活动，以创造少年中国。基于这样的理念，又有鉴于往日旧政治的教训，我们才希望学会的会员们远离现实政治，专心从事社会活动，尤其致力于思想文化的社会传播，以此为理想中的‘少年中国’打下根基。‘少中’学会非一种纲纪严整、规律详密、服从某一领袖、遵守某一主义之集团，而是一种追求光明的运动。本会坚决反对封建主义，祟尚进取，重视新知识，思想自由，不受约束，虽所持信仰亦不一致。然我会员平日言行一致，以虚伪、敷衍、放纵、标榜诸恶习为戒。故能风声所播，全国掀动。而今却要改弦更张，是何道理？”
　　　　看着激烈争论的青年们，江雪莹想起了自己在学校读书时的时光，心中禁不住泛起阵阵涟漪。
　　　　“少年中国学会”于1918年6月30日，由王光祈、曾琦、黎寿昌、周元、雷宝菁、陈愚生、张尚龄等人在北京发起。此后，经过长达一年的酝酿与筹备，1919年7月1日正式在北京成立。
　　　　“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不久，便将中国最优秀的青年聚集到了一起。这些充满理想和激情的青年厌倦了混乱的时代；厌倦了朝秦暮楚的政府，厌倦了现实政治，乃至于厌倦了父兄辈的谆谆说教。他们想要用自己的力量，为混乱的中国，寻一条新的出路。
　　　　但少年中国学会的活动，一开始就坚持了会规中“不得参加现时的污浊的政治社会”的规定，远离政治活动，而将主要精力放在了社会活动中，包括教育事业、出版事业、新闻事业、以及各种改造个人生活的乌托邦试验。基于这样的认知，归国青年胡适打出的“二十年内不作政治运动”的宣言，得到了王光祈和学会高度的认同，王光祈宣布：“吾人须从今日起，即以毕生精力投之于社会事业。若思想不革新，物质不发达，社会不改造，平民不崛起，所有其他一切政治改革，皆是虚想。”
　　　　远离现实政治，让少年中国学会有了一种与众不同的良好氛围。并得到了外界的高度评价，
　　　　在社会活动的基础上，青年们先后创办了《少年中国》月刊、《少年世界》月刊以及《星期日》周刊，先后出版“少年中国丛书”30余种；《少年中国》月刊畅销九省，远至***，影响力与《新青年》并驾齐驱；又成立了“平民教育讲演团”，倡导推行了“新村运动”实践、“工读互助团运动”实践。
　　　　“我们‘少年中国’的理想，不是死板的模型，是自由的创造，不是铸定的偶像，是活动的生活。我们各个不同的‘少年中国’的理想，一定都集中在那光明里成一个结晶，那就是我们共同的‘少年中国’，大家都在共同书写这一部‘少年中国’史。我们理想中的‘少年中国’，就是要使中国成为未来的大同世界的一部份，使中国人民的风格，制度和学术生活等等都能适合于世界人类进化的潮流。”
　　　　“但要救国而又不及政治，这当中乃是具有言行上的矛盾的。本会会员中有信仰国家主义的，有信仰社惠主义的，有信仰安那其主义的，而且各会员对于他自己所信仰的主义，非常坚决，非常彻底。如果学会的活动局限在社会活动中，信仰的不同并不是非常要紧的事情；但倘若涉入到政治活动，信仰的不同就足以造成学会的分裂。象甲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过去的德意志；乙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现今的***，丙会员理想的少年中国，容或是现在的俄罗斯。所以，本会搞社会活动还是搞政治活动、能不能搞政治活动，当有定议。”
　　　　“这种主义信仰的不同，不是坏事，反是好事。因为我觉得现在中国人的思想行为，无论在什么主义之下，都不能生存。要想中国人有适应多种主义的能力，非先有一番预备工夫不可，换言之，我认为当日国人的思想陈旧，不足以成为任何主义生存的基础土壤，故而首要之务不是决定采取何种主义去进行政治活动，而是先必须用社会活动来更新国人的思想。单纯地抄袭美国宪法，模仿英国政治，是不能成功的。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一切主义必须的预备工夫，先决问题，是这个预备功夫，也就是革新思想，改造生活。我不是反对鼓吹主义，我是反对专鼓吹主义而不设法训练。少年中国学会的任务便是从事各种主义共同必需的预备工夫。把这第一段路走完了，再商量走第二段的路程。”
　　　　“列宁的俄国定会导致国家权力入侵私人生活，该国列宁等所奉的马克思之国家社会主义，采集产制度，国家权力甚大，究竟与个人自由，有无妨碍，实在是一个疑问。我极反对机械的个人生活，受这种劳农政府支配的国民，处处都有一种国家权力紧紧跟随，个人生活便成一种机械了。”
　　　　“现今的中国到底应该如何？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既非共和也非复辟。如此这般的所谓政治革命对于改造中国完全无能为力，这在过去业已被证明，现在也在被证明着。所以，吾人必须为之努力的，只有社会革命之一途。”
　　　　“我们要创造一个天机活泼的生活，打破形式主义，打破不自然的个人生活，我本是一个极穷的小子，未曾受过家庭一文的遗产，也未用过官厅一文的公费。我所有已过去的生活，都是半工半读。这个世界是我们活动的舞台，一切不平等、不自然的束缚，我都要彻底的脱离。”
　　　　此时，一位操着明显而浓重的湖南口音的年青人，正在那里侃侃而谈。
　　　　“我数年来的梦想新社会生活，一直没有办法。去年春季，想邀数朋友在省城对岸岳麓山设工读同志会，从事半耕半读，学生每天睡眠8小时，游息4小时，自习4小时，教授4小时，工作4小时。一边读书、一边工作的‘工读主义’，是一种创造性的新生活；这种新生活，是创造新社会必需的细胞。”
　　　　“我希望，新学校里的学生，能够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种子，新学校中学生之各个，为创造新家庭之各员。新学校之学生渐多，新家庭之创造亦渐多。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此种‘新社会’的蓝图，当要有公共育儿院、公共蒙养院、公共学校、公共图书馆、公共银行、公共农场、公共工作厂、公共消费社、公共剧院、公共医院、公园、博物馆、自治会等。此种新社会，就是一个个财产公有，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人人平等，互助友爱的‘共有主义’细胞。”
　　　　听了这位名叫刘德声的青年关于“新社会”的构想，江雪莹的眼中闪过一丝讶异之色。
　　　　此时，江雪莹并不知道，在遥远的广州，另一位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正在给那位《***操典》的作者，讲述着她在北京的经历。
　　　　“在‘少中’会的时候，实在没有给人留下半点不良的印象。这与当时很多人所过的党人政客的生活，和政治上一切勾心斗角的把戏，真是截然不同，而具有充分的人味。”
　　　　坐在岸边礁石上的杨朔铭，一边听着面前姑娘的讲述，一面仔细地观察着她的反应。
　　　　傅卓瑶注意到杨朔铭一直在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她的心里不由得一阵慌乱，但语调和语气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
　　　　“虽然大家对现实政治往往有自己独立的认知，但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底线，就是学会达成理想的‘少年中国’的手段，绝不能是政治的，而只能是社会的。”
　　　　“青年人的性子都比较急。”杨朔铭注意到了她雪白的脖颈间泛起的淡淡红晕，不由得微微一笑，说道，“通过社会改造来造就新中国这条路，路漫漫其修远兮，我想有部分青年显然是等不及了。”
　　　　傅卓瑶有些吃惊地看着面前这个已经成为自己“丈夫”的年轻军人，虽然现在她和他之间，并没有夫妻之实。
　　　　眼下两个人之间的谈话，更象是好朋友和同学之间的讨论问题，虽然现在是他们俩新婚的蜜月时光。
　　　　“你说的一点儿也不差，我记得最后一次参加全会时，黎寿昌同学就首先站出来，要求学会确立自己所信奉的主义。他给出的理由有两个，一是学会已经有了两年的切实研究，该对主义问题做个结论。二是这段时间社会上冒出各种团体，都有鲜明的主义的旗帜。有部分会员甚至提出了‘必须采用一种主义，而且必须是社惠主义’的要求呢。”
　　　　“果然不出所料。”杨朔铭不动声色的点了点头，他没有对此做出什么评论，而是取过一个瓷瓶，将里面的液体倒入了一个青花瓷杯中，递给了她。
　　　　傅卓瑶用双手接过了杯子，小心地放到嘴边喝了一口，顿时一股清新之意直沁心脾，她忍不住将杯子里剩余的液体也一饮而尽。
　　　　“好喝吗？”杨朔铭注意到她眼中的讶异之色，微笑着问道。
　　　　“嗯。”刚才喝下去的饮料味道让傅卓瑶想起了在北京夏天时喝酸梅汤的时候，她双手将杯子还给了杨朔铭，杨朔铭看到她一举一动都透着恭谨和拘束的样子，不由得在心里又轻叹了一声。
　　　　对于傅家送来的这个美女，他这些天其实一直是很犯难的。
　　　　傅家的用意，他心里是非常清楚的，但他现在，是根本不可能拒绝的。
　　　　他之前并没有想到，傅家会和海外华商集团的联系如此紧密。
　　　　而通过和傅卓瑶的谈话，他对傅家的了解，又更进了一层。
　　　　“你的同学们实际上是在用‘少年中国学会’来表达对现实政治的彻底绝望，表达对上一代先贤志士‘政治改良’理想的否定，也表达了对上一代革命者的‘政治革命’理想的否定。”杨朔铭紧紧盯着傅卓瑶，意有所指的说道，“这个时代输掉了他的青年们，青年们抛弃了他们的父兄，已经义无反顾的走上了另外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
　　　　听了杨朔铭的话，傅卓瑶大胆地迎上了他的目光。
　　　　“听瀚之的话里，似乎是担心我们这些人会‘赤化’。”傅卓瑶想起了自己现在的身份，不由得顽皮地一笑，“我忘了，瀚之可是军阀啊，而且是‘高科技军阀’。”
　　　　“这些青年们追求的，是那种一劳永逸的强国之法，可是，真有那种绝对的、唯一的、根本性的解决政治改革的方案存在吗？”杨朔铭笑着摇了摇头，说道。“我并不担心你们‘赤化’，虽然，现代中国的政治已经完全堕落，不正之风横行甚至要甚于清末的时候，学问艺术方面更是停滞不前。然而中国的国民从来是不走极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