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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七八岁，一顿就着半块萝卜咸菜吃两个大饼子，喝两碗白粥，干活也有力气，吃粗粮比吃细粮好。你姨奶奶那个时候小，只有四五岁，不喜欢吃饼子，天天挨骂。这还是过好日子的时候，我嫁到二十里铺之后，过了多少个灾荒年啊，天天吃红薯片，还吃不饱，没红薯片的时候就吃糠咽菜，那个菜实际上就是草，苦的很，在锅里把苦味煮淡了，和糠揉到一起，吃那个糠菜团子。放到以前说，你们过得算是好日子了。”

　　　　姐姐还是觉得饼子难以下咽，只吃了半块。

　　　　“也不知道小羊儿吃没吃饭？”奶奶又说。

　　　　“他还吃饭？饿死他算了”，爷爷气冲冲地说。

　　　　“那也得让他吃饭啊，我出去找找他”，奶奶说着便出去了。

　　　　一会儿，爸爸和奶奶一起回来了，奶奶给爸爸盛了白粥，爸爸拿起饼子便狼吞虎咽起来，一顿饭吃了四个饼子，喝了三碗白粥。

　　　　“天塌下来，你也还是那副死样”，爷爷看着爸爸吃饭的样子说。

　　　　妈妈看到爸爸到奶奶这边吃饭了，便气嘟嘟地把弟弟拉扯着带到奶奶面前，比划着以后不让弟弟吃奶了，要和爷爷奶奶分家，让弟弟以后也跟着奶奶和爷爷过。

　　　　弟弟只有两岁，不停地哭。搁在往常，弟弟这个时候已经睡觉了。奶奶抱着弟弟，心疼地哄着，“猴来了，猫来了，吓得俺小睡着了；猴来了，猫来了，吓得俺小睡着了。。。。。。”

　　　　奶奶哄了半个多小时，可是弟弟还是哭个不停。奶奶把玉米饼子嚼碎，喂给弟弟吃，可是塞进弟弟嘴里，弟弟就吐出来了。

　　　　爷爷看了，生气地说：“小升才两岁，你让他吃饼子，他吃得下啊？”

　　　　“那你去泽恩那边，拿瓶麦乳精过来”，奶奶说。

　　　　爷爷去拿了麦乳精，奶奶给弟弟兑了一整奶瓶，弟弟咕咕嘟嘟地喝了，喝到还剩下个瓶子底的时候，弟弟就睡着了。奶奶把弟弟放在了自己的被窝里，以后弟弟就由奶奶搂着睡了。

　　　　第二天，我早早地就起床了。家里没有钟表，我也不知道时间。洗了脸，把饼子掰碎，放在碗里，冲上开水，泡热了，撒一点盐，这就是我的早餐了。小学五年，上学的日子，我一直都是吃的这种早餐，用开水泡饼子或者馒头。

　　　　大街上空荡荡的，一个人都没有。月亮分外的圆，把天空和大地照得如同白昼。路边的房子都是房门紧闭，微风吹着白杨树，发出唰唰唰的响声，月光投射在房子和树上，在街上拉出长长的、黑漆漆的影子。路边的野草中发出蛐蛐的叫声，还有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昆虫发出的声音。

　　　　我独自走在路上，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吧嗒吧嗒的分外清晰，似乎正有人走在后面，我停下脚步，他也停下了脚步，我一迈腿，那人也开始迈步，似乎在跟踪我，我回头看到自己的影子紧紧地跟着我，心头掠过一丝凉飕飕的感觉，有点害怕，我便加快了步伐，生怕那人跟上我。

　　　　走过老戏园子的时候，我快速飞奔起来，回头已经看不到老戏园子的踪影时才停下。大白天我都不敢一个人到老戏园子。在这个孤独寂静的夜里，从它的旁边走过，我更是害怕里面的孤魂野鬼跑出来吓我。老戏园子是什么时候建的，连爷爷奶奶都说不清楚，爷爷只记得小的时候，经常在老戏园子看戏，那个时候，这里是全镇上最热闹的地方。后来戏园子里出了事，有一个长相漂亮的女戏子被杀死在里面，案子一直没破。戏园子从那之后就沾上了闹鬼的嫌疑，去的人越来越少，渐渐的就荒废了。我曾和李焕伟、张晓彬一起到里面玩过，到处都是荒草，像我这样的小孩，走进去，从外面根本看不到。我们穿过荒草，上了戏楼，蛛网遍布，走了一层楼梯，身上便缠满了蛛网，脸上沾满了灰尘。越往上走，我越加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心跳声。走上二楼，从窗子往房间里看，都是各种杂物，有雕花的古床、漆黑的八仙桌、矮脚蹬、女人用的化妆台，还有一些已经破破烂烂的衣服。我们看到这些，都松了一口气，并没有什么恐怖的感觉。下楼的时候，在楼梯上往下看，我被狠狠地吓了一跳。左侧的楼道壁上写着一个鲜红的“死”字，足有一口蒸锅的大小。他们两个看到我的样子，又看到我手指的地方，也是吓的半天说不出话。“如果弄不明白到底是怎么回事，会更害怕，我们要到里面看个究竟”，我说。他们两个也附和同意。我们便走到楼梯的下方，看到了在“死”字的旁边，用毛笔画着一些戏里面的人物，有老生、小生、花旦、老旦、青衣，还有几个小丑，形象逼真，栩栩如生。最里边有一扇黑色的门，也许秘密就在里面。张晓彬推开门，第一个走了进去，我们两个跟着，里面黑洞洞的，什么都看不到，幸好李焕伟带着手电筒，他照亮了墙壁，依然是一些戏曲形象，但是越往里走，墙上的人物也越令人害怕，牛头马面、黑白无常都有。越走越深，越走越恐惧，我们最终还是退缩了，没有走到底便大叫着跑了出来。事后的几天晚上，我都在想里面到底有什么，幻想出各种各样的妖魔鬼怪。

　　　　过了老戏园子，我恐惧的心情也渐渐平复下来，但依然是小心翼翼、东张西望地走着。到了学校，大门紧闭，我摇了一下校门，没人答应，我又用力摇晃了几下，铁栅栏发出哐当哐当的响声。

　　　　看门的张大爷终于出来了，他没好气地说了一句“谁呀！滚！”

　　　　“张大爷，我是这个学校的学生，麻烦你给我开一下门”，我客客气气地说。

　　　　“你来早了，现在离开门还早，你先回家睡一觉再来”，张大爷说着就又回屋里去了。

　　　　“现在是几点啊？张大爷”，我知道自己不能回家，必须在学校门口等。但是知道了自己将要等待的时间，我才心里有底，不然总是空落落的。可惜张大爷好像再也听不见了一样，不再回答我的任何问题。

　　　　我无聊地踢着校门口的石子，试图一次比一次踢得更远。当我发现已经达到距离的极限，试了多次再也无法突破时，便失去了踢石子的兴趣。正在我百无聊赖之际，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骑着自行车路过，我赶紧跑过去小心地问道：“叔叔，请问现在几点了？”

　　　　“四点了”，那个叔叔停下自行车，很耐烦地对我说。

　　　　我感激不尽，连着说了几声谢谢。我们学校一般是早上六点半开大门，离现在还有两个半小时。学校进不了，家里回不去。我为自己来到这个奇怪的世界感到疑惑。难道我注定就是来到这个世界受苦的吗？奶奶告诉我，爸爸娶的第一个老婆是我的兰姑，是我奶奶的弟弟的女儿。她在方圆百里出了名的好看，是个细高挑，皮肤很白，个子很高。舅奶奶觉得我爷爷奶奶为人好，家里又在镇上，而且二爷爷开着店，没有子女，以后还可以得两份家产。虽然我奶奶当时对舅奶奶说了爸爸与兰姑不般配，但舅奶奶在经过所谓的一番考察之后还是把女儿嫁给了我爸爸。结婚没多久，我爸爸就得了精神病，用斧头砍皮箱，砍衣柜，用火烧衣服，烧窗户，砸锅摔碗，后来兰姑实在是没法忍受，就与爸爸离了婚。离婚的时候，兰姑已经怀孕五个月了，把孩子打掉了。奶奶说，后来兰姑改嫁了，但是后面嫁的男人也不好。在当时的农村，除了那些实在讨不到老婆的人，没人愿意娶一个离了婚的女人。关于爸爸得精神病的问题，我问过两个姑姑，大姑的回答是肯定的，小姑却说“他哪里是得了精神病，她是被你爷爷奶奶娇惯坏的，从小就是那个样子”。

　　　　“如果没有得过精神病，那爸爸为什么要砍皮箱、烧衣服呢？”我问小姑。

　　　　“给人家吵架打架嘛”，小姑说。

　　　　“我奶奶说那个兰姑长得又高又好看，爸爸怎么还会跟她打架？”我不解地问。

　　　　“你爸爸就是个神经病”，小姑说。

　　　　说来说去，还是神经的问题，只不过精神病变成了神经病。我生长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除了爸爸，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爸爸没有痛苦，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痛苦。但是我确信他知道什么叫快乐，对他来说，吃得好是一种快乐，不用参加劳动是一种快乐。爷爷和奶奶的痛苦是自己有一个不成器的儿子和一个不懂事的儿媳妇。妈妈的痛苦是自己嫁给了一个不谙世事的又懒又馋的可怜男人。我的痛苦是自己出生在一个没有欢乐的家庭，就算偶尔有时爸爸和弟弟妹妹发出的笑声，都将深深刺痛我的心。姐姐的痛苦是家里穷，没有钱买衣服，甚至连买扎辫子的橡皮筋都要缠着爷爷奶奶要几天。妹妹五岁，一直跟着妈妈住，弟弟只有两岁，他们会哭会笑，他们的笑是快乐的，哭却不是痛苦的，只是为了满足儿童欲望向大人提出的抗争。爸爸不知道我的感受，他还经常逗弄我，每次他逗我笑，我都会发自内心地厌恶鄙视他。爷爷奶奶也不知道我的痛苦，在他们的主导下，我来到了这个世界，他们把改变这个家庭命运的期望寄托在我的身上。

　　　　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来了一个女同学，是邻居家的女儿，叫任淑。她个子和我差不多高，在班上的女生中算是中等，很瘦，但是每天都精神满满的。

　　　　“我来早了，没想到你比我还早”，任淑说。

　　　　“是啊”，我应和着。

　　　　“你几点来的？”她问。

　　　　“我也刚到”，我不好意思向任淑说真实情况。我的不自然让任淑产生了一丝疑惑，但是她没有再多问。我们两个便一直在门口站着，我偶尔看看她，感觉她似乎也在看我。终于张大爷出来了，他先在自来水笼头下面洗了脸刷了牙，然后来开了大门，我和任淑便一起进了学校。

第4章（）　
同学们陆陆续续走进教室，放下书包，便又调皮的大声喊着叫着出去玩耍了，有些安静的同学便悄悄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不想惊动任何人。任淑介于前面二者之间，既不调皮，也不拘谨，在我眼里，她的行为恰到好处，自然和谐。而我，应该属于较为拘谨的一类。

　　　　不一会儿，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拥挤着冲进教室。坐定后，教室里便一片静悄悄了。每个人都表情庄严地等待老师的到来。门外传来一阵爽朗的笑声，我从窗户里看到是杜老师在笑，他正和另一位老师说着什么。可杜老师的脚一踏入教室门，表情立刻严肃起来，板着脸走上讲台，面向大家。我也不动声色的把表情调整到位。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劳动课，对全校进行大扫除，我们一年级的同学只负责打扫我们自己的教室，要扫地、擦桌子、擦玻璃，把每一个边边角角都要打扫地干干净净”，杜老师说，“离家近的同学现在就回家去拿扫把、盆子、帕子。”

　　　　我的家离学校不算远，但也不近。看到大多数同学都走出了教室，我对是否该回家的问题越发犹疑起来。任淑走过来对我说，“我们也回家拿东西吧，王燕都走了呢，她比我们还远。”说着，我们便一起出了教室。回家的路上，我故意加快了脚步，与任淑拉开几米远的距离。距离太远，我怕听不到任淑说话；距离太近，又怕别人以为我正和任淑结伴同行。

　　　　“这几天，你们家里在吵什么？”任淑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