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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蔡元培到胡适-中研院那些人和事-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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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宾翻船事件,导致史语所珍贵图书蒙受重大损失,傅斯年亲自找到在重庆的卢作孚,不依不饶地让其赔偿。面对确凿的人证物证,卢氏自知理亏,无力狡辩,只好咬着牙答应赔偿。按照这批图书的价值算下来,民生公司为中研院几个所搬迁所挣的全部运费,远远抵不上要赔偿的巨额资金。尽管卢作孚身居国民政府交通部次长的高位,且爱国心切,在武昌大撤退时为国家运输物资出力甚大,堪称民族英雄,但商人毕竟是商人,其职业特性是不会改变的,何况庞大的民生公司还需要生存发展,翻船赔款总是令人不快的事情,因此卢作孚颇为恼火,但又不好迁怒于傅斯年,只有采取当年曾国藩打掉牙和血吞的方法,把这口闷气憋在心里,一面虚与委蛇,拖欠赔款,一面等待合适的时机予以发泄。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傅斯年、陶孟和不请自来,竟没事一样地向自己求援,卢作孚的心情可想而知。他当即给傅、陶二人回电道:“承嘱暂借李庄张家祠仓库一节,歉难应命,希鉴察。”
此所谓没吃着羊肉反惹一身臊,傅斯年被弄了个灰头土脸,大骂卢作孚是小人一个,嘴里不住地嘟囔着“此处不养爷,必有养爷处”等等没有多少实质意义的无聊之语。为显示自己的“硬骨头”精神,也为了在陶老先生面前挽回一点面子,傅斯年索性一咬牙,告之对方可把李庄板栗坳的地盘设法先挤出两个院子,以便陶孟和手下部分人员居住与办公。面对傅斯年的义气与血性,陶孟和颇为感动。陶孟和回到李庄后,立即行动,可惜院子过于狭小,显然不能安排社会所全部人员居住,只得再次率人在李庄郊外四处奔波,寻找地盘。直到5月中旬,总算在距李庄镇五里地的石崖湾与门官田(按:又称闷官田,以夏日酷热,不透风而闻名)两个地方找到了落脚点。尽管两处相隔四五里路程,生活与工作极其不便,且门官田的办公室隔壁就是牛棚,中间仅有一道“竹墙”分离,整日牛叫驴鸣,臭气熏天,真可谓实实在在地入了牛马圈,但毕竟安下了一张平静的书桌,有了栖身之处。在陶孟和的指挥下,社会所人员分批迁入居住地生活与办公。
至此,李庄的外来人员达到了11万之众,这些来自于沦陷区的“下江人”,在抗战烽火中,开始了新一轮与国家民族共度艰危的生命历程。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1)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
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安顿下来后,开始有板有眼地做起了分内工作。陶孟和与夫人沈性仁住在李庄镇内,离梁思永的羊街八号不远,因而许多年后李庄党部书记罗南陔之子罗萼芬还记得当时的场景:“那时我在镇内同济大学附中读书,经常路过陶孟和租居的院子,陶老都是自己到羊街北口的井上挑水做饭,也看到陶师母沈性仁到街上买菜,陶孟和整天闷着头不太爱说话,沈师母人长得漂亮,有风度,看上去像是大家闺秀。只是那时生活不好,精瘦精瘦的,脸色也黄黄的,听大家闲聊时说她有病,具体什么病,当时不晓得,后来才知道是肺的事。”①
尽管生活艰苦,夫人沈性仁又患病在身,但总算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陶孟和于愁苦中只能咬牙勉力支撑。想不到仅仅一年之后,因“进军西北”一事,陶孟和与傅斯年又闹得不可开交,直至割袍断义,成为学术界一大憾事。
陶、傅二人李庄交恶,与当年兴起的“西北考察热”紧密相连,而这个热潮最早的源头要追溯到抗战之前。
1937年4月,中英庚款董事会总干事杭立武到北平,召集一班对于西北问题有研究的学者商谈西北教育补助事宜,因弄《古史辨》而暴得大名的顾颉刚亦在召集之内。未久,该董事会聘请陶孟和、顾颉刚、戴乐仁(英国人)以及刚从德国归来的王文俊为补助西北教育设计委员,计划赴甘肃、青海、宁夏三省对学校、特别是中小学摸底考察。9月,陶孟和一行抵达兰州,陆续考察了当地和西宁的教育状况。由于绥远沦陷,宁夏临近前线,故未克行。在一两个月内,几人在兰州和西宁两省城考察后写了一篇考察设计报告,陶孟和等三人便乘飞机回南京交差去了。此时上海已经沦陷,顾颉刚的家乡苏州已沦于日人之手。面对北平不得返、家乡不能回的境况,顾颉刚继续留在该会在兰州贤侯街45号租赁的地点,开始邀集一帮同志深入边地农村继续开展工作。1938年6月29日,顾颉刚致函杭立武,在汇报自己考察成果的同时,指出甘肃“各县所需不同,除办职业、师范、女子诸教育外,又需办社会教育,以消除强烈之种族宗教成见,避免祸乱”。杭立武表面颇具诚意,在函中批示“计划周详,条理绵密”,但一条也未采用,最后采用了陶孟和等人的设计方案,在兰州办了一个科学教育馆、西宁办了一所湟川中学便草草了事。
顾颉刚通过考察,有了另一个发现,即西北地区不仅是教育状况极劣,更潜伏着政治危机。整个西北到处都有外国传教士,没有汉人之处也有他们的工作站,有的传教士已到西北数十年,语言、装束完全与当地人一样,暗中挑拨蒙、藏、回等少数民族与汉人以及中央政府的关系。据顾颉刚在后来撰写的《自传》中说,他曾在一位到边区做县长者家中看到一张地图,是从一个传教士旅行时遗忘之物中检出来的,名为“TheMapofGreatTibet”,即所谓的“大西藏地图”。这张地图将喇嘛教所达到的区域,除了满洲、蒙古之外都算作西藏。顾颉刚看后大吃一惊:“日本人造伪满洲国,称为'民族自决',这种事大家知道是假的,满洲国有几个满洲人?但是这个'大西藏国'如果真的建立起来,称为'民族自决'是毫无疑义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血统、语言、宗教、文化和一大块整齐的疆土,再加上帝国主义做后盾,行见唐代的吐蕃国复见于今日,我国的西部更没有安宁的日子了。”1938年9月上旬,顾颉刚乘飞机离兰州抵成都,下旬到重庆,向中英庚款董事会汇报调查情况,强烈建议对于不怀好意的外国传教士立即采取措施,并说道:“这次的国难是东北问题造成的,诸位不要抗战期间,吴文藻、冰心夫妇与孩子们在燕南园寓所前合影留念。未久,一家人离开北平,前往昆明
以为这次国难终止之后就没事了,须知西北和西南的问题更严重的阶段在后面呢!”又说:“因为我到西北去时,在民国十七年回民大暴动之后十年,在这暴动区域里,处处看见'白骨塔'、'万人冢',太伤心惨目了,经过十年的休息,还不曾恢复元气,许多的乡镇满峙着秃垣残壁,人口也一落千丈。到西宁时,一路上看见'民族自决'的标语,这表示着马步芳的雄心,要做回族的帝王。”遗憾的是,没有哪位官僚政客乐意倾听顾氏的警世之言,皆匆匆敷衍一番了事。
1938年10月下旬,顾颉刚应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之聘,赴昆明云大任历史学教授。未久,为避敌机轰炸迁居昆明北郊浪口村。差不多在此前后,早年毕业于清华,后于美国留学归来的吴文藻、冰心夫妇也来到了云南大学。吴在云大创办了社会学系,并主持云南大学和燕京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室,招收了费孝通等几位助手。费孝通在2005年接受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访问时,曾断断续续地提到过这段生活,说:“在燕京,吴文藻同他们都不对的,他是清华毕业的,应当回清华的,因为冰心到了燕京。他们夫妻俩以冰心为主,她同司徒雷登很好的。这样,吴文藻是被爱人带过去的,在燕京大学他没有势力的,在燕京靠老婆。后来出了燕京,他才出头。吴文藻的一生也复杂得很啊。我们燕京大学是跟老师的,一个老师带几个好学生,我是跟吴文藻的。”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自立”(2)
在谈到当时燕京与北大、清华相互之间的关系时,费孝通明确表示北大、清华与燕京有很大不同,“吴文藻同傅斯年也不对的,搞不到一起的。吴文藻想自己建立一派,他看得比较远,想从这里面打出一个基础来,通过Park这条思路创造中国这一派。他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力量不够,他就培养学生。”又说:“云南大学校长是清华的熊庆来,他请吴文藻去组建社会学系……但到了云南大学没有办法发展。后来冰心不愿意在云南,她的朋友顾毓琇想追冰心,没有追到。冰心厉害,看中吴文藻,吴文藻一生受冰心影响。”
最后,费孝通总结性地说:“对旧知识分子,我一直看不起。在我眼中,真正好的没有几个,好的知识分子,有点学问的,像冯友兰、金岳霖、曾昭抡这批人,我是欣赏的。自然科学里也有点好的,可是也不是好在哪里,叫他们来治国、平天下,又不行。”因而,1949年之后,费孝通竭力主张要给这些不能“治国平天下”的旧知识分子来一场脱胎换骨的政治改造。后来,数以万计的知识分子进了牛棚,而有幸得到费氏“欣赏”的知识分子如曾昭抡等亦未能幸免,后来被赶出京城,于凄风苦雨中告别了人世。再后来,费氏自己也落入政治圈套而不能自拔,成了不折不扣的“牛鬼蛇神”。当然,在费孝通看上的人物中,只有冯友兰是个异数,他以御用文人“梁效”掌门人的身份,跟随江青在中国政治舞台上腾云驾雾好一阵子,在得以保全性命的同时,也给这纷乱的世界留下了一个活生生的人生哲学命题标本。
费孝通成为吴文藻的得意门生后,和在很长时间里一直唯吴的马首是瞻,从费氏的谈话中知道吴与傅斯年不和,但他没有明确列举不和的原因,只隐约透露了吴到云南大学之后要建立社会学系,但又遇到强大阻力,最后只得放弃云南赴重庆工作云云。这一点,从台北史语所保存的傅斯年与顾颉刚、朱家骅等人的通信中,可窥知一个不为外界所知的隐秘。
却说顾颉刚离开西北辗转来到昆明后,“出于排解不开的边疆情结”,便在《益世报》上创办《边疆》周刊,集合许多朋友来讨论边疆问题。想不到这一讨论,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也引起了傅斯年的警觉。
抗战时期中国人口流动量大增,“外来户”与当地土著或私下称作“土包子”之间不团结,闹矛盾,或暗中较劲儿的现象普遍存在。在国民党统治的西南边城昆明如此,而共产党控制的陕北黄土窑洞依然若是。当时的左翼作家茅盾晚年撰写的回忆录,就曾叙述过抗战期间自己在昆明与顾颉刚、朱自清、闻一多、吴晗等人交谈的情形。据说茅盾曾让朱自清派人去找过冰心,正好冰心外出不在家,未能参加。谈话不久,茅盾就发现所谓的“外来户”与“土包子”之间不团结的问题,遂当即决定“把话题转到外来文化人与本地文化界如何联络感情加强团结的问题”。参加谈话的顾颉刚在发言中曾说:“大家步调一致是对的,但把单方面的意见强加于人就不对了。”
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傅斯年通过对昆明社会各阶层思想现状分析,清醒地意识到民族矛盾是一个极为重要和敏感的问题,从团结的大局出发,针对顾颉刚在《益世报》上创办的那个《边疆》周刊以及登载的文章,毫不客气地给予批驳。傅在致顾颉刚的信中曾这样说道:
吴文藻与费孝通“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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