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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评传-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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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戴震集》中有《与某书》，未注明写作日期，从内容上看，应是后期作品。此外，再加乾隆三十一年（1766）《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古经解钩沉序》，形成一组后期论学的文章。特别是《与某书》，在后期论学中的地位，完全相当于前期论学的三封书信《与是仲明书》、《与姚鼎书》、《与方希原书》。后期论学是前期论学的飞跃，前期不批宋儒，对程朱有所吸收，评其得失中判，后期批判程朱，修正了前期的一些思想，最重要的修正有三条。一是强调闻道，二是全面否定程朱，三是强调新理学的实际作用。还应指出的是，后期戴震仍在从事考据学，如只看到它的新理学，那就是片面的，没有看到全部，更没有兼察前后期之间的关系。或者，只愿看他的考据学，不愿看他的新理学，如朱笥河。也有既看到他的考据学，也看到他的新理学，但认为考据学是学问而无思想，从而由轻视考据而产生某种轻视其新理学的思想，因而不能作出正确评价，胡适等人的看法大致可作如是观。我们的看法是，既要重视其考据学在文化史上的实际贡献，又要重视其新理学的成就，面对前者，作为考据的语言文字、自然科学等功夫，又是可以深入剖析其门类科学思想和科学哲学思想，及其进一步抽象的认识方法和认识论的。对其新理学思想的阐明，其基础部份也是离不开语言解释学和自然观的。如此看来，后期戴震仍应当是兼有前期的学问家和学术思想家的，并作为哲学家、思想家著称于世，这是全面认识和评述后期戴震的一个基点。
强调闻道，这一点在前期论学中也很注重。前期提出的“以词通道”就是强调“闻道”的，在我们作为前期论学著作的《答郑用牧书》中已很强调“闻道”的地位。《与某书》一开头要求对方的也是这种精神，戴震认为，研治古经的本领是多方面的，均要求精深高超，而“闻道”则应是研究者的一种见识和志趣，戴震说：“夫文无古今之异，闻道之君子，其见于言也，皆足以羽翼经传，此存乎识趣者也。”①戴震认为，治经者当综观其行文体格，全面观察，不能光懂得名物度数等的“制义”，让“制义”从经书中游离出来，重要的是要“制义”为治经服务，让“制义”贯于精心研治一经的全过程。他说：“词不纯朴高古亦不贵，此存乎行文之气体格律者也。因题成文，如造化之生物，官骸毕具，根叶并茂，少阙则非完物，此存乎冶铸之法者也。① 《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7 页。
精心于制义一事，又不若精心于一经，其功力同也，未有能此而不能彼者。”②这里强调名物度数和研经的结合，实际上是强调名物度数当用于通经通道。至于将治经通道的成果展示出来，很需要“纯朴高古”之词，要有冶铸群经、通观文献的本领，最后才能著成伟词。戴震说他自己是有这种本领的。他说：“做文章极难，如阎百诗能考核，而不善做文章。顾宁人、汪纯翁文章较好。吾如大炉然，金银铜锡入吾炉一铸，而皆精良也。”①作为文献考释的大家，他的语言表达并不喜欢韩愈，却欣赏顾炎武的貌似干涩的文章。他说：“韩退之氏之言：志于古，必遗乎今。彼所谓古，特文词不类于近今者耳。进而语人以汉儒经师之业，其沈蕴积久，岂古文词比哉！”②由考据学术的需要，戴震力主顾炎武的文章表达，他说：“阎百诗能考核而不能做文章，顾亭林文章较胜。”③特别是考释文章，戴震文字风格宗顾炎武，做成了一篇篇短小精悍，毫不词费的考据学的科学论文。
后期的闻道与前期的闻道在内容上有何不同呢？前期强调述古圣贤之道，后期强调古圣贤之道与民情民欲的结合，“学成而民赖以生”④，强调“道”本身的理义的含义，实际上是更自觉地贯彻顾炎武“理学即经学”的见解，从而使闻道和闻理义、闻理紧密结合起来。以闻道为标准来衡量《与某书》中的对方，犹感不足，衡量余萧客的《古经解钩沉》，作出了较高的评价，总而言之是以闻道为标准检验他人，亦以自励的。
考据学本身能够做到以字（词）通词（辞），也能容纳以词（辞）通道，但由于受其体制的影响，通理义是少量的，全部以考据通理义是有困难的，这样，闻道的方式在后期由考据向冶铸群经，综贯古今，因题成文而转化，甚至突破考据而进入新理学的全面阐述，或者仍是以语言解释为手段而全面阐释之，就将是十分必要的。戴震后期部分地由考据而进入以语言解释为手段求闻理义，实在是闻道的内容和要求有所变化以后的逻辑必然。当时，以戴震为旗帜的乾隆学派中的大部分学行，也在受了戴震的影响以后强调“闻道”，但大都停留在对古圣贤之道述而不作的层次上，唯有戴震是大炉冶铸，铸成精良，《孟子字义疏证》是其精品，它已不是重复古道，述而不作，而是建立新时代的哲学体系。此外，要论前后期“闻道”的不同，后期排斥宋儒之道是其重要特征。
戴震在对“道”即理，即理义的广泛理解的基础上，阐述了治经闻道通理义的方法，大致说来有：罢黜宋儒，以字通词，以词通道，冶铸成理，化学理为应用，不仅用于个人修养和心智的开发，更重要的是用来“措天下于治安”。戴震说：治经先考字义，次通文理，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汉儒故训有帅承，亦有时傅会，晋人傅会凿空益多。宋人则恃胸臆为断，故其袭取者多谬，而不谬者在其所弃。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学以牖吾心知，犹饮食以养吾血气，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可知学不足以益吾之智勇，非自得之② 《戴震集》同上，187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86 页至487 页。
② 同上，192 页。
③ 同上，488 页。
④ 《与某书》，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8 页。
学也；犹饮食不足以增长吾血气，食而不化者也。君子或出或处，可以不见用，用必措天下于治安。①这无疑是对“闻道”内容的丰富，也是由闻道而摄取理义的过程。至于对宋儒的批判，无疑成了闻道摄取理义过程中的一个逻辑的必然的思维契机。
后期论学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批判宋儒，这一根本性的变化，使前期论学的主要之点在后期贯彻时都打上了这一新的烙印。例如在本应照办的“以词通道”上，宋儒“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在“十分之见”上，批判程朱才能得此“十分之见”，如此等等。《与某书》中概括的批判宋儒的方法，实有两个主要方面，一是宋儒以己私见，自称“闻道”，实际上未能通语言文字——连古书也没有读懂。二是昧于世事，以私理教人，与释氏、老子无异，从而使天下深受其咎。这两条，又都是与戴震后期对“闻道”作的广泛理解有关系的。戴震说“宋以来儒者，以己之见，硬坐为古圣贤立言之意，而语言文字实未之知。其于天下之事也，以己所谓理，强断行之，而事情原委隐曲实未能得。是以大道失而行事乖。”①戴震在《与某书》这一后期论学的纲要著述中，深刻揭示了宋儒的上述问题均是由其理论上的错误引起的。当时许多人都认为程朱之学是个“躬行实践”的儒学，这当然是受到了大大小小的理学之士的蛊惑，当时的所谓“躬行实践”的说法，实际上是理学家们的虚伪作法，尤其是理学未流，更是表里不一，虚伪透顶，戴震认为，认真理会之，都是由程朱理学本身的理论错误引起的。他说：“孟子曰：‘生于其心，害于其政，发于其政，害于其事。’自以为于心无愧，而天下受其咎，其谁之咎？不知者，且以躬行实践之儒归焉，不疑夫躬行实践，劝善惩恶，释氏之教亦尔也。”①在戴震看来，知行问题首先要理论上正确，否则、连释教也有“躬行实践”之说的。事实正是如此。颜李学派的王源就指责过这类假道学：“朝乞食墦间，暮杀越人于货，而摭拾程朱唾余，狺狺焉言阳明于四达之衢。”梁启超也曾举出清初三位大理学家孙承泽、李光地、方苞的劣迹②。戴震认为，以功利对待理论，往往就会是非不分，而历史上的教训是必须首先分清是非。他说：孟子辟杨、墨，退之辟释、老。当其时，孔、墨并称，尊杨墨、尊释老者，或日，是圣人也，是正道也，吾所尊而守者，躬行实践，劝善惩恶，救人心，赞治化，天下尊之，帝王尊之之人也。然则君子何以辟之哉？愚人睹其功，不知其害，君子深知其害故也。由于后期批判宋儒，在闻道问题上，后期进一步强调了故训、理义的一元单途、同时获得的过程。这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和《古经解钩沉序》中说得也很清楚，《与某书》中在指出宋人“恃胸臆为断”以后，要求读者“平心体会经文”，不要“与后儒竞立说”，真正认识到“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意必差，而道从此失”，说的也是这个意思。总之，批判宋儒，引起了学术思想上的许多环节的根本变化。
① 《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7 页。
① 《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7 页。
① 《与某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7 至188 页。②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书店1985 年影印本104 页。
③ 同①，188 页。
在强调闻道过程中故训理义二合为一地寻求义理，力主批判宋儒的基础上，戴震强调了他的新理学哲学的人民性和实践性，这正是他的新哲学的全部精华所在，但他的新理学是托干古道的，他把新理学和宋明理学完全对立起来，控诉其“以理杀人”的罪行，这种尖锐激烈的程度，有如颜李学派“开二千年不能汗之口”，又如继黄宗羲《原君》之后的唐甄“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的议论。他说：圣人之道，使天下无不达之情，求遂其欲而天下治。后儒不知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而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浸浸乎舍法而论理死矣，更无可救矣！所不同的是，戴震的此等石破天惊的精辟之言，警世之论，还更带上理论性和学术性。他认为，古圣贤、新理学的理义在于事之中，而宋儒别设一理以制事。他说：圣贤之道德，即其行事。释、老乃别有其心所独得之道德。圣贤之理义，即事情之至是无憾。后儒乃别有一物焉，与生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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