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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震评传-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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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与方希原书》，《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9 页。
戴震早期对学问三分及其术语的提法，对后世影响极大。义理、考据、词章的说法至今仍在使用。在当时，戴震的提法问世后，简直成了学界的口头语言，影响所及，几乎渗透到各个领域。与戴震同时代的刘大櫆（1698—1777）从文章之学本身的要求出发，提出了理学、考据学、经世济民致用之① 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189 页。
学，作为文章的内容。此后，姚鼐继方苞（1668—1749）的“义以为经，而法纬之”，和刘大櫆义理、考据（又称“书卷”）、经济为文章之实等说之后，受戴震、段玉裁的影响，提出了义理、考据、文章统一论。姚鼐说：“余尝论学问此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是三者，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济；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今夫博学强识而善言德行者，固文之贵也，寡闻而浅识者，固文之陋也。”②姚鼐还表彰了王昶丰富的阅历见闻对其义理、考证、文章的帮助，表彰他善于运用独得天厚的条件，且在这三个方面下功夫而获得的极大成功。王昶恰恰是戴震的知交，他在《戴东原先生墓志铭》中说：“定交之久，与知东原之深，莫如余也。”姚鼐说：“青浦王兰泉先生，其才天与之，三者皆具之才也。先生为文，有唐、宋大家之高韵逸气，而议论考核，甚辨而不烦，极博而不芜，精到而意不至于竭尽，此善用其天与？以能兼之才，而不以自喜之过而害其美者矣。”①与此同时，姚鼐还批评乾嘉年间的考据是“繁碎缴绕，而语不可了”。批评言义理者是“辞芜杂俚近，如语录而不文。”他们的共同毛病是：“当以为文之至美而反以为病”，之所以如此，是“其故由于自喜太过，而智昧于所当择也”②。这里，姚鼐批评程朱理学的某一方面的不足，也批评乾嘉的汉学考证，甚至可以说是直接针对戴震的。姚鼐对专宗汉学，崇汉抑宋之风是不满的，认为“今之为学者之陋且有胜于往者为时文之士”③，已不满到将考据学和时文作者同等视之了。这有其一定的片面性，但姚鼐在学问“三分”问题上与戴震是有共识的。在“三分”的术语提法上完全一致，却不取方苞、刘大櫆的提法。对此，曾国藩曾说过：“姚姬传氏言，学问之道有三，曰义理，曰词章，曰考据。戴东原氏亦以为言。”④除此而外，姚鼐还承认汉学“非无有善”，其“博闻强识”也是有助于学问的，因而主张吸收，以为文章增色。《与陈硕士》说：“以考证累其文则是弊耳。以考证助文之境，正有佳处。”并且还得出了与戴震庶几一致的结论。他说：“文者艺也，道与艺合，天与人一，则为文之至。”①也就是说，文以载道，方有可能成为“十分之见”的极致之文。所有这些，都可看作戴震首创的“义理、考据、文章”之分在文章学和文艺批评领域内的反响及其新发展。戴震的学问“三分”说影响是极深远的。② 《（述庵文钞）序》。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① 姚鼐《序》。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② 同上。
③ 姚鼐《复蒋松如书》。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④ 曾国藩《圣哲画像记》。见《曾文正公杂著》，载《曾文正公全集》。① 姚鼐《敦拙堂诗集序》。见《四部丛刊》290 号《惜抱轩文集》。
二、早年著《尔雅文字考》和《诗补传》
《尔雅文字考》、《诗补传》、《屈原赋注》，是戴震早年约略同时著成的三部书。
清康熙三年（1663 年），戴震的乡先辈方以智刊印了洋洋巨著《通雅》五十二卷。该书体例略仿《尔雅》。清代真正开始研究《尔雅》的，戴震当为第一人，继《考工记图注》（1746 年）之后，大约在1748 至1750 年间，有《尔雅文字考》十卷。今本《戴震集》中有自序一篇。书成后一直未能刻印，今恐已亡扶。据自序云，本书原是读书时的随手札记，大约对犍为舍人、刘歆、樊光、李巡、郑玄、孙炎的旧注多所搜辑，以补郭璞注的遗漏和正邢昺疏的缺失。至于“考订得失，折衷前古，於《尔雅》七百九十一言，合之群经雅记，靡所扞格，姑俟诸异日”，可见戴震对研治《尔雅》是有许多计划的，此书尚非满意之作。但此书在清代雅学史上有重要意义，那就是它是一部奠基之作，对戴震本人来说则为“小学始基之矣”②。于乾嘉学派的考证之学也同样如此。此后，有清一代有邵晋涵《尔雅正义》二十卷，钱玷《尔雅释义》十卷、《释地》以下四篇注四卷，郝懿行《尔雅义疏》二十卷。此外，还有专释《尔雅》名物的书，如程瑶田《通艺录》中关于“释宫”、“释草”、“释虫”的诸小记，任大椿《释绘》，洪亮吉《释舟》，钱大昕《释人》，阮元《释门》，刘宝楠《释谷、钱》等，还有专释《尔雅》古注之书，如臧庸《尔雅汉注》、黄爽《尔雅古义》等，乃至晚近王国维《尔雅草木乌鲁虫鱼释例》，竟把传为周公之作的《尔雅》发挥得淋漓尽致①。有清一代的《尔雅》学群书，是以戴震开其端的。
与《尔雅文字考》约略同时而稍后的有《诗补传》和《屈原赋注》。《诗补传》一书，约乾隆十五年（1750 年）是仲明游徽州时曾索要此书，因“尚俟改正”而未进。而《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言及该书著作和经学讲习之难时说：“群经六艺之未达，儒者所耻。仆用是戒其颓情、据所察知，特惧忘失，笔之于书。”并说待《诗补传》“识见稍定，敬进于前不晚”，段玉裁编集的《戴震文集》经韵楼本中有《毛诗补传序》一文，落款有“时乾隆癸酉（1753年）仲夏戴震撰”字样。然《戴震集》中又有《诗比义述序》一文，说：“昔王申（1752 年）、癸酉（1753 年）岁，震为《诗补传》未成，别录书内《辨证》（按：当指《辨郑卫之音》等）成一帙。”可见癸酉《诗补传》尚未成书。段氏《年谱》中说：“癸酉，《诗补传》成，有序，在癸酉仲夏。”也是据戴序推定的。鉴于此种矛盾情形，钱穆曾说：“窃疑今《东原集·诗补传序》虽明书癸酉仲夏，然或是东原后定之稿，其出示仲明者尚在前。”②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 年）戴震又改注《周南》、《召南》，名曰《果溪诗经补注》①。是仲明与戴相晤时索观的那个本子，戴因“戒其颓情”、“特惧忘失，笔之于书”云云，与约在乾隆十三年（1748 年）至十五年（1750② 《戴震年谱》，见《戴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年版458 页。
① 关于《尔雅》的作者，据何九盈先生研究，是战国末齐鲁儒生所著。参见何著《中国古代语言学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17 页。
② 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八章，中华书局影印本312 页。
① 共二卷，见载《安徽丛书》第六期《戴东原先生全集》。
年）著成的《尔雅文字考》序中所说很相象，序云：“偶有所记，惧过而旋忘，录之成帙”。故可推定最早的那个《诗补传》当与《尔雅文字考》约略同时，而且可推知其写作过程也相似：原先是随手札记，集腋成裘，后来才成书的。
关于以《诗补传》命名的书，今不见于《戴东原先生全集》（安徽丛书本），仅有据曲阜孔氏微波谢本收录的《毛郑诗考证》五卷。段玉裁在《年谱》中曾说：“《文集》中《诗生民解》本出《毛郑诗考证》，先生曾为余言，可取出修改，入于《文集》。玉裁刻《文集》十二卷时，因入诸卷五，而不敢修改一字也。其《诗摽有梅解》，亦取诸《诗经补注》。《毛郑诗考证》，初名《诗补传》。”今安徽丛书本《全集》中的《杲溪诗经补注》中收有《召南·摽有梅》的《诗摽有梅解》全文，足见《年谱》中说的《诗经补注》即指《杲溪诗经补注》，而《全集》中的《毛郑诗考证》即通常称说的《诗补传》。或以为最早是仲明索要的那个《诗补传》未刊待考。
戴震在乾隆十三年至十五年间始作《诗补传》，应该说是很早的事。在戴震之前，有康熙丁卯年间（1687 年）陈启源《毛诗稽古编》三十卷，有康熙年间朱鹤龄《诗经通义》十二卷。乾隆年间经学全盛，除戴震外却没有人专治《诗经》，一直到嘉庆、道光年间，才先后出现三部名著：胡承拱的《毛诗后笺》、马瑞辰的《毛诗传笺通释》、陈矣的《诗毛氏传疏》。戴震的《诗经》研究，可谓开乾嘉学派研究《诗经》之首。梁启超曾评戴撰《诗补传》说：“其论无邪之旨，是否切当且勿论，至其专就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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