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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中没有女性-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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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又把一件大羊皮袄扔到我们车上，这是他最保暖的一件衣服。
“在车站上，我们换乘了火车，可是还没有到戈麦尔，就遭到敌机激烈的扫射。妈妈和小弟弟及时钻进车厢，而我留在外面。我帮助医生包扎伤员，纠缠着一位女大尉军医要求参军。后来我就随着她的卫生部队一起出发了。他们给我吃给我喝，但很快就想起一件事，问我：‘你多大了？’“我知道，要是我说实话，他们就会把我送到哪个儿童收容院去。可是我想打仗。那时我们总是不断地得到保证，父亲也常说，我们就要打到敌人老家去了，目前这一切都是暂时的，战争很快就会胜利结束。既然如比，我怎么能不参加呢？我那时的想法也太天真了。于是我回答他们，说我十六岁了，这样他们才正式收留了我，派我去受训。我在训练班学习了四个多月，除了学习，大部分时间是照料伤员。我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卫生营里训练出来的。我们撤退时，带了很多伤员。
“我们不能走大路，因为大路常常遭到轰炸和扫射。我们只能走沼泽地，走羊肠小路，而且三五成群，分散前进。只要是什么地方集合了许多人，就是说，那里要进行战斗了。我们就这样走啊，走啊，走啊。我们路过了大片田野，地里庄稼多好啊！我们走着看着，踩踏着无人收割的黑麦。绿油油的青草，明晃晃的阳光，可是地里躺着死人，凝着血……
“我们就这样走到了罗斯托夫。在那儿遇上轰炸，我受了伤。我恢复知觉时，已经在火车上了。这时迷迷糊糊听到一个乌克兰老兵在训一个年轻人：‘在你老婆生孩子的时候，她没哭，你倒哭了。’他回过头看到我已睁开眼睛，就对我说：‘你哭几声吧，孩子，哭几声吧。哭哭，心里好受些。你能哭的……’我想起了妈妈，于是哭了起来。
“出院后，上级准了我的假。我设法找到了妈妈，妈妈也在四处找我。而奥丽雅也在找我们。我们是通过莫斯科的熟人才互相找见的。大家都往熟人的地址写信询问，这样就找到了。妈妈住在斯大林格勒郊区的一个集体农庄里。我也到了那儿，那是一九四一年年底。廖尼亚已经开上了拖拉机。他还完全是个孩子，才十三岁。他起先是当耕播助手，拖拉机手全都上了前线后，他便当了拖拉机手。他白天黑夜不停地工作，妈妈担心他会困得睡着，一头从拖拉机上栽下去，便常常到拖拉机上去看他，或跟他并排坐在一起。
“妈妈和廖尼亚睡在别人家里的地板上，别人进出都从他们身上跨过去。当时就是这样一副情形。不久，奥丽雅也来了，她被安排当会计员，但她给兵役委员写了信，申请上前线。她的申请一直没被批准，于是我们决定（那时我已经是有战斗经验的人了）两人一起到斯大林格勒去，到那儿设法混进一支部队。我们哄骗妈妈，安慰她说，我们到库班去投靠爸爸的朋友……
“我有一件旧军大衣，一件军便服，两条长裤。我给了奥丽雅一条长裤，她什么都没有。一双长统靴我们两人可以轮流穿。妈妈用纯羊毛给我们织了一双既不象袜子，又不象靴子的东西，但穿上很暖和。二月天，饥寒交迫，我们冒着严寒行走：一个人穿长统靴，一个人穿便鞋，然后再调换。我们俩步行了六十公里，到了斯大林格了。我们路上吃的东西，是用骨头汤做的肉冻和一些干粮。我们一路真是饿坏了……
“我们到了斯大林格勒，可是那里的部队都不理睬我们，根本没人愿意听我们讲话。于是我们决定，就象我们哄妈妈的那样，真的到库班去，按爸爸给的地址去找熟人。我们钻进了一辆货车：我穿着行军大衣坐在车上，奥丽雅就钻到货架底下。然后我们换穿大衣，我再爬到货架底下区、让奥丽雅坐在外面，因为军人是没人管的，而我们手里连一分钱也没有……
“我们到了库班，找到了爸爸的朋友。在那里我们得知，哥萨克志愿军成立了，即第四哥萨克骑兵军，后来又被命名为近卫军，它全是由自愿者组成的。在这支部队里，年龄参差不齐：有曾经在布琼尼和伏罗希洛夫率领下冲锋陷阵的老哥萨克，也有年轻人。他们接收了我和奥丽雅，把我们编入一个骑兵连。
“我们每个人都发到了军装和马匹。自己的马必须自己喂、自己饮、自己照管，全部由自己负责。好在我们小时候家里就有马，对马很熟悉，也喜爱它们。马一发到我手里，我就骑了上去，一点都不害怕。虽说它没有立刻驯服。但我却不慌张。我得到的是一匹精干可爱的小马，尾巴拖到地上，跑得快，听使唤。我很快地学会了骑术，后来我连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马都会骑了。
“第一次战斗洗礼，是我们军在库绍夫斯克参加的坦克大战，库绍夫斯克战役（这是很著名的库班哥萨克骑兵冲锋战）之后，我们军被授予近卫军称号。那次战斗十分残酷，对于我和奥丽雅来说尤为可怕，因为我们那时胆子还很小呢。我虽然打过仗，知道打仗是怎么回事，可是眼下骑兵们象怒涛一般冲向前去，骑兵的契尔克斯战袍腾空翻起，马刀出鞘，战马嘶呜，简直飞到空中了，它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就是这股怒涛，扑向坦克，扑向大炮，扑向法西斯，——这真是恶梦里的情形啊！法西斯人数很多，比我们多得多，他们挎着冲锋枪，跟着坦克并排前进，可是这下，他们顶不住了。德国鬼子知道自己无法抵抗这股怒涛，纷纷抛下武器，抱头鼠窜……”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也回忆起这次战斗：
“我正在给伤员包扎，边上躺着一个法西斯。我以为他已死了，根本没去注意他。不料他只是受了伤，还想杀死我。我发觉有谁在后面动我，赶忙转过身一看，飞起一脚踢掉了他的冲锋枪。我没有打死他，也没给他包扎，就走开了。那家伙是腹部受伤……”
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继续说：
“我正在背伤员，突然发现有两个德国鬼子从一辆轻型坦克里爬出来。坦克被打坏了，而他们显然没及时跳出来。只差一秒钟，——要是我没有及时射击，我和伤员就被他们开枪打死了。事情总是那么突然，情况似乎很凶险，但更令人憎恨：他们为什么要到我们的国土上来，来干什么？可是你若亲手杀死他们，又害怕得很……
“战斗结束了，上百名哥萨克都从马鞍上跳下来。可是这时奥丽雅却不见了。我逢人便问，到处都查看过了，我最后一个离开战场。天已经黑了，奥丽雅仍没找见……大伙儿说，由他们负责抬伤员。于是我什么都不做，只是一个劲儿寻找她。我留在大队人马后面，耐着性子等候姐姐，可怎么也不见她的踪影。我哭了起来：难道第一次战斗就把姐姐弄丢了？她到哪儿去了？她出什么事儿了？也许她正在什么地方快死了，在呼唤我……
“奥丽雅深夜才追上我们。见到我们姐妹俩重逢，连哥萨克们都哭了。我们吊在对方的脖子上，不肯分开。到这时我们才明白，我们不能在一个连队，双方都受不了。最好是分开，不见面。如果一个人在另一个人眼前死去，那么我们肯定经受不住这种打击。于是我们决定，我得申请到别的连队去。”
“把您调走了吗？”
“是的，我们俩分开作战。起初是在不同的骑兵连，后来甚至不在同一个师了。但只要有机会，就互相转达问候，了解一下对方是否还活着……”
在我们坐着的大房间里，四面墙壁挂满了姐妹俩在战前和前线的放大照片。在我面前这张照片上，她们还是中学生——戴着太阳帽，捧着鲜花，这是在战争爆发前两周拍的一张照片。这是两张纯朴而又带孩子气的面孔，笑盈盈的，因为等候揿快门而稍稍显得有点儿一本正经。在旁边的照片上，她们已经穿起了哥萨克的斗篷和骑兵的毡靴。这几张照片是四二年拍摄的，时间上虽然只隔了一年，但面孔却大变样了，简直判若两人。这张照片是季娜依达·瓦西里耶夫娜从前线寄给母亲的：胸前已佩上了第一枚“勇敢”奖章。那几张照片则是在胜利那天拍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什么呢？印象最深的是她们神态的变化，从轻柔的稚气线条到成熟女性的目光，甚至还含有某些坚毅的严厉。很难相信这些神态的变化是在短短的几个月或几年中间完成的。在和平的年代，这种变化要到中年以后才能呈现。
战争改变了她们，战争也造就了她们，因为她们在形成个性和树立世界观的年龄里赶上了战争。战争使她们大开眼界，所见所闻是很多人通常见不到的，更不要说是女人了。战争迫使她们思考很多问题，比如：善与恶，生与死。有些问题一个人往往得在暮年方能多少做出一点回答，而她们才刚刚开始生活，就必须要回答这些问题了……
奥尔佳·瓦西里耶夫娜回忆说：
“我们攻占了一个村庄，那儿留下了一所德国人的医院。首先映入我眼帘的是：院内挖了一个大坑，里面有一些被枪毙的德国伤兵——在逃跑之前，德国人杀死了自己的伤员。只有一个病房的伤员留了下来，看来是他们没来得及动手杀掉他们，也可能是存心抛弃他们，反正他们都没有腿脚。
“我们走进病房时，德国伤兵们都用仇视的目光看着我们，大概他们以为我们是来要他们的命的。翻译告诉他们，我们不杀害伤员，而且给予治疗，这时有个伤员提出要求说，他们三天三夜滴水未进了，三天没有换药了……我走过去一瞧，果然不错，真是太危险了。德军医生早就不管他们了，伤口化脓腐烂，绷带都长到肉里去了。”
“你们怜悯他们吗？”
“我不能把当时的心情说成是怜悯。怜悯，这毕竟是一种同情，而我只不过是不想对他们施暴行就是了。我们那儿发生过这么一件事：有个战士，法西斯残酷地折磨他的家人，活活烧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于是他打了某个俘虏，神经实在忍受不了才动手打的。就是对这件事，我觉得也不应该，所以去保护了那个俘虏。”
“可是您也应该知道，他们对待我们的人是多么残酷啊？”
“我当然知道。不用多说，我知道这些，心里很清楚。又一次，我和一位司机开车运送伤员，沿途不断遭到轰炸。我们只来得及背下少数几个伤员，送到沟里，大部分伤员没能来得及背下来。飞机在我们头顶盘旋，向我们开火。路边有一片开垦过的土地，地边堆了一些石头，是人们从耕地里捡出来的。我就跑到这堆石头旁边卧倒。我心想，让它开枪吧，有这些石头挡着我，趴在这里不会有很大危险，就象躲在沟里差不多。
“轰炸的敌机共有六架，五架飞走了，留下了一架不走。它转了三个圈子，我都看见了飞行员和机关炮一起颤动着，也许是我的感觉。敌机飞得很低，好象非得划破地皮钻进去不可。飞行员也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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