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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尔哈赤评传-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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⒃雠刹恐谥翚涌冢ń窳赡√胂啬稀胺逗印保⒐律剑ń癖鞠囟稀靶鲁亲印保┘捌浣亓跫摇⑾扇硕吹鹊乩└�19］。明廷边臣将此事急奏朝廷。万历帝旨令广宁总兵张承荫巡边，承荫到边后，指派通事董国荫出使建州。他对努尔哈赤说：界碑要重新确立，柴河、抚安、三岔儿三处所种的田，不准你收获。努尔哈赤争辩说：三处是我祖祖辈辈耕秒的田地，若是令我退耕，不许收获，是欺凌我……［20］。
在退地罢耕相持不下的时候，新巡抚都御史郭光复走马上任，大张声势，蓟门（系指山海关内及其以西的河北驻防兵）边兵调防，道路相望。同时，又调动辽阳兵赴边虚张声势。努尔哈赤怀疑朝廷将要发兵讨伐，颇为惊恐。明廷备御肖伯芝又持书来警告。努尔哈赤在如此威胁下，被迫带领妻子等数十人，来到抚顺关请示，申诉说抚安、三岔儿二堡边外，是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牧种。如今，夭朝一定要怀疑我，而欲加兵，我先将妻子送来就是了。巡抚辽东都御史张涛等派通事谕告说，朝廷没有发兵，只是查地而已。努尔哈赤当即提出愿意以儿子作为人质入送，以免北关叶赫诽谤我［21］，也消除边官对我作乱的怀疑。可以将质子送到广宁或留居北京，听朝廷裁定。努尔哈赤用申明自己没有作乱的意思和请求质子表示诚心等办法，摸清了边将的底细，随后便率领妻子等人返回建州。
明廷对于努尔哈赤一面强占土地，扩大耕界，一面又主动表示退耕，愿意质子，取信于边官等作法捉摸不透真意，因此，举足失措。在努尔哈赤归寨不久，边臣与御史张涛等议决，派遣督理三营大旗委官籍大成到建州去选取质子，派兵丁马成功等十多人伴行。辽阳守道官白养粹也派差官赵一鹤代替抚顺备御王崇古，另有通事董国荫等佐助籍大成同去建州。朝廷使臣将要到来的消息传入建州后，努尔哈赤派侍卫大臣达尔汉远迎于百里以外。他也离城二十里相迎，并热诚地敬请籍大成等一行进城，设酒款待，厚赠礼物，奉送貂衣挂七件，貂皮三张，红狐皮十九张，马鞍子一副。每宴必条牛幸羊，大宴三天。努尔哈赤在席间详细说明自己多年以来，看边恭顺，并愿将亲生儿子巴布海（第三妾真哥所生）作为人质送入朝廷。这一年，巴布海十七岁，由将领阿都、刚古里等三十多人送入抚顺关［22］。可见努尔哈赤是不惜一切代价，力求不退耕，以保住建州粮食的收入。
努尔哈赤虽然质子边廷，但明廷内部对此事的看法仍不一致。兵部认为质子真伪难辨，留着反而会被欺诈，不如送回去为好［23］。惟有都御史张涛认为建州送质子一事，是“旷达盛事”，并以此为据，颂扬努尔哈赤忠顺之心，不必怀疑。同年八月，明廷派遣官员命令努尔哈赤撤耕。努尔哈赤深为惊异，反问使臣说：我已经质子，允许我秋收，你们的马法（即对明官的尊称）怎么说话不算数，反复无常。在明廷的压力下，努尔哈赤由于力不从心，不能不忍耐，只得表示愿意撤出新耕的地。但田中的谷物由谁来收，边吏含糊其辞，不肯说明。努尔哈赤又到了边关，面见都御史，追问庄稼怎么处置。他说，现在庄稼籽粒已经成熟，是否朝廷想收？都御史张涛说，朝廷怎么能收这些谷物呢？努尔哈赤见边官不明确地答复，深为不满，便直追问一句说，是由北关叶赫来收吗？张涛听他话中有怨气，便反问道：你这个人怎么这样狡诈呢？哪有东种北收的道理。这里的谷物，待秋成以后，仍然由你们收获，明年不许再种。努尔哈赤只好同意退地、定界［24］。
都御史张涛等人相信努尔哈赤质子、退地等行为是忠顺的表现，因此，边备松弛，不加严防。努尔哈赤着准了时机，急发大兵围烧北关叶赫部十九个村寨，掠走了大批的人、畜。明廷边官这才如梦方醒，增派官兵防守叶赫城寨。努尔哈赤利用明廷边关将吏不尽心尽职，搪塞应付，事事不察实情的弱点，采取能屈能伸，时进时退的方法，欺哄边吏，谋求发展。连辽东有名的经略熊廷弼也承认，努尔哈赤这个人不好处置［25］。可见努尔哈赤质子、退地是欺哄张涛等人，使其边方弛备，以便乘机图取北关叶赫部［26］。
以事实而论，柴河、三岔儿、抚安三地，都是过去南关哈达部王台的旧地。猛骨孛罗在世的时候，哈达部据有三岔儿、抚安、柴河、靖安（今辽宁省开原县东尚阳堡）四堡近地。努尔哈赤所说的世代祖居耕种的土地，系指三岔儿、抚安两地。愿意退耕的土地系指柴河、靖安两地。按理说，诸地都是海西都督王台的旧地，不是建州祖居地。努尔哈赤必欲占耕，并与明边官争地斗智，结为深仇，其原因就在于努尔哈赤在统一战争中，管辖的居民人口日益庞大，粮食问题已经成了一大难题，而建州原有的土地旱涝薄收，扩耕南关地界，势所必然。况且哈达部原有的部落都隶属于努尔哈赤了，人归地随，自然争执的症结不在土地属于谁，即使明廷决定应当给还哈达部，那么实际上也是归努尔哈赤管辖。关键的问题是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对不对，他应不应该独立地向外发展？建州不断地扩大耕地面积，以至向汉区发展，初期是为了谋生存，厚积蓄。明边臣也深知此中的利害关系，所以坚决拒绝他向外扩耕。明朝官员认为不许努尔哈赤扩大耕地面积有五大好处，这就是：一，阻止努尔哈赤扩大耕地面积，使他不得逼近内地，防止他们窥探边防的虚实；二，阻止努尔哈赤向西扩耕，防止努尔哈赤势力接近北关叶赫部，使他不得随意侵扰叶赫边境；三，阻止努尔哈赤扩耕，不使他粮料充足，人强马壮，生侵犯边境的念头；四，努尔哈赤粮料不足，一遇到荒年必然到边关来叩头乞粮，请求到清河、抚顺籴粮，这样，朝廷抓住他这根小辫子就可以随时彰扬朝廷生养之德；五，至于在清河、抚顺市场上允许他市籴多少，以他的顺逆为转移，顺从就多籴，不顺从就少籴。朝廷想用此驾驭努尔哈赤［27］。这五点的实质是使努尔哈赤的建州国，不得独立生存，切断其向外发展的道路，使其乖乖地依附于明廷。因此，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集团与明边官在争执耕地问题上结仇怀恨，便是自然的了。
总的说来，“七大恨”所涉及的问题，都是明廷与女真族积怨很深的问题，作为边区的少数民族，不能不由这些世代所积存起来的争执而勾起民族的情绪和义愤。所以“七大恨”的提出起到了某种号召作用，成为后金奴隶主阶级打着民族旗号，对明王朝宣战的政治宣言书。明朝京官也都清楚这一点，指出“七大恨”是一片“激挑之意”［28］。它是两百年来未曾有过的后金奴隶主政权对明廷的公开抗争。它正式揭开了明廷与女真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努尔哈赤由明朝的守边臣子到起来造反不是偶然的。二十年来，努尔哈赤对明廷的态度逐渐地发生着微妙的变化，他虽然口称共守皇帝边境，然而与明廷的矛盾却日益在加剧，逐年在激化。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明官余希元出使建州的时候，努尔哈赤发誓说，我管事十三年，保守天朝边境九百五十里，不曾有二心，并对余希元口称“天朝老爷”，这是历史事实。然而，二十年后情况变化了，努尔哈赤兼并了哈达部，占据了辽东险山（今辽宁省凤城东北石头城附近）、宽甸、大甸（今辽宁省宽甸县永甸公社）、新甸（宽甸县青椅山公社赫甸）、永甸（今宽甸县永甸）、长甸（今宽甸县长旬）等六堡等地，势力渐大，对明廷的态度也相应变得强硬，竟将朝廷的一个卫与明廷并列起来，称作你我“两家”［29］。这时，即万历三十四年（公元1606年），余希元再次出使建州，规劝努尔哈赤与朝鲜王朝和解，努尔哈赤对余希元的态度已经不似从前了，不是当作十年前的余相公或“天朝老爷”了，而是在言辞举动方面多有不恭之处［30］。后来，建州部灭了辉发部，于乌揭岩大败乌拉兵，势力又有所增长，便对明廷停贡，从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起，长达三年之久。还声称要抢明朝辽东关市，派遣使臣进入北京，大肆素赏，甚至，冲御道，投书抗议边民入境不返等，与明廷的矛盾愈演愈烈。明廷已经洞察到努尔哈赤“反形已著”，“变态已彰”了［31］。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一举消灭了乌拉部，接着火烧北关十九城，建立后金国，其势可以与明辽东官军抗衡，时刻窥视辽左［32］，并决意公开与明分庭抗礼，待“七大恨”公布于世的时候，已经与明以“南朝”与“北朝”相称了［33］。
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初，努尔哈赤对众贝勒、大臣说：我们与明国有“七大恨”，其他的小恨不胜枚举。今天，我们若是征伐明国，应当多方计议，假如公开修整攻战器具，恐怕泄漏军机，最好以修建众贝勒马厩为名，先派七百人去伐木，然后秘密地制造器械，以备攻战用。
那么，英明汗努尔哈赤怎么不早不晚，偏偏把对明朝的战争选在万历四十六年呢？因由十分复杂。概括地说，有四点：
第一，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努尔哈赤兼并乌拉部以后，建州奴隶主阶级试图继续推进统一战争，将女真各部完全统一起来。但两次对叶赫部的用兵都遭到了明廷的阻挠和干涉，同时，明廷派遣官军驻守叶赫部东西二城，使以努尔哈赤为代表的建州奴隶主阶级的统一战争，打不下去了。从此，努尔哈赤进军辽左的念头渐渐成熟起来。从万历四十一年开始，努尔哈赤命令每个牛录出十名壮丁，四头牛，单独找旷野屯田积谷。万历四十三年又再次提及这件事。同时，积极养蜂储蜜，不向明廷朝贡，增编牛录，完善八旗制度，以备征战。万历四十兰年，建立后金国，黄衣称朕。足见，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夭命三年）对明开战是从经济、政治、军事和组织等方面作了长期备战的必然归宿，也是万历三十六年（公元1608年）“声与中朝（即明朝）为难”［34］，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有“窥辽左之志”的继续。换句话说，后金奴隶主阶级已经觉得有相当的力量与明廷较量了［35］。
第二，由于明朝边吏贪贿，边廷的贡赏、市赏都不能正常地进行。边关自从万历皇帝从京城派来个税吏高淮，就更加每况愈下了。高淮极力搜刮民脂民膏，拖欠建州参钱，长期不还。为此，努尔哈赤曾经率领轻骑兵五千到抚顺关上挟赏，要求或给还参钱或将欠参钱的人交出来［36］。同时，明辽东边官在进行贸易中，不是凌辱贡使，就是赏赐草率、拚命克扣［37］，连努尔哈赤兄弟也不能幸免。这就使后金奴隶主集团不能正常获利，不得不下决心放弃市赏、贡赏之利，以图大举［38］。
第三，自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天命元年）以来，辽东军民连续越边采木、掘银、挖矿等，造成明金双方关系紧张起来。万历四十六年（公元1618年，天命三年），努尔哈赤在“七大恨”中指出，“自清河以南，江岸以北，每年汉人偷逾出境，侵夺女真地方”［39］。对此，后金奴隶主阶级十分恼火，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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