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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当时的黄河下游河道，是从河南流经江苏北部入海的。在流经淮阴附近时，有一段与淮河、运河相汇合。由于黄、淮两河经常泛滥成灾，而每当泛滥时洪水便倒灌入运河，使南北漕运中断。有人曾做过统计，在康熙登上帝位后的最初十六年间（公元一六六二年至一六七七年）黄河竟然决口了六十七次，严重地威胁着清王朝交通命脉。于是公元一六七七年（康熙十六年）当平定三藩的战争还在激烈进行时，康熙便任命水利专家靳辅为河道总督，开始了大规模的治河工作。靳辅在另一位水利专家陈潢的协助下，继承了明朝播季驯“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办法，再加上诸如开中河、修堤坡等一系列辅助性的工程，经过十余年的治理，收到了“水归故道，漕运无阻”的效果。当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有一次康熙帝视察治河工地时，他曾对靳辅“赐诗褒美”，进行了嘉奖。后米康熙帝还抓了修治浑河的工作。此河从芦沟桥以下流势湍急，过去经常泛滥成灾。经过康熙亲自督修，到公元一七○一年（康熙四十年）竣工，从此被改名为永定河。
六、调整工商业政策。在康熙帝执政期间，提出了“恤商”和“利商便民”的口号，禁止一些关津渡口对商人征收额外的杂税，减少了一些江南纺织业的税收额，取消了过去每家机户拥有的织机不得超过百张的限制。公元一六八二年（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还改变了清初以来对各地矿山所采取的封禁政策，认可了云贵总督蔡毓荣在《筹滇理财疏》中所提出的“听民开采，而官收其税”的主张。后来，在冶铁业和其它矿业中也在不同程度上采用了“召商承办”的政策。例如：康熙中叶广东省就有一个名叫何锡的大商人，申请按照云南的规章在广东省海阳县仲坑山地区开采铜铅矿，并主动提出，愿意每年交纳课银五万两。此事得到康熙的特许，批准他试办三年。
七、废止禁海令。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三十一岁的康熙鉴于清朝统治已逐渐稳固，三藩已经平定，台湾已经统一，于是不顾一些大臣的反对，一改清初“寸板不许下海”的禁海政策，宣布废止禁海令，实行对外贸易的开放政策。此项政策的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其一、在“预行禀明地方官，登记姓名，取具保结”后，可以“听百姓以装载五百担以下船只，往海上贸易捕鱼”，其二、以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为对外贸易港口，允许外国商船前来进行贸易；其三、在闽粤江浙四省设立海关，管理来往商船，负责征收赋税；其四、如“将硫磺、军器等物私藏在船，出洋贸易者，仍照旧处分。”此后我国的海外贸易得到了发展。例如，从我国东南沿海城镇开往日本的商船数，公元一六八四年（康熙二十三年）为二十六艘，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为八十五艘，公元一六八六年（康熙二十五年）为一百○二艘，公元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为一百○六艘，公元一六八八年（康熙二十七年）为一百九十四艘，此后，在公元一六八九年（康熙二十八年）至公元一七一一年（康熙五十年）的二十三年间，中国开往日木的商船总计为一七九一艘，平均每年近七十八艘。此外，我国东南沿海开往南洋和其他各国的商船也为数不少。同时在康熙五十六年以前，从日本、南洋各国以及西方荷兰、英国、法国来到中国的商船，也是“岁不下十余艘”。康熙帝的这一开放政策，一共延续了三十三年之久，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的经济繁荣，有利于我国商品经济的发展。
八、改革赋役制度。康熙对赋役制度的改革，主要表现在公元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开始实行“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和公元一七一六年（康熙五十五年）后在广东和四川开始试行“摊丁入亩”这两件事上。
原来清初的赋役制度是沿袭明制，以“田赋”和“丁役”作为国家的主要收入，并采取“丁自为丁，地自为地”的方法，分别征取。清军入关后，由于赋役制度十分混乱，弊端丛生，早在公元一六五七年（顺治十四年）清政府就命令户部右侍郎王弘祚以明万历年间的赋役征收额为准，免除了明末的三饷和杂派，编成了《赋役全书》并颁布天下。到了公元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由于全国户口和土地数字变动很大，如果仍按二十八年前编成的《赋役全书》上的户口和土地数字成收赋役，将使国库收入减少，于是，康熙便下令重修《赋役全书》，此项工作于公元一六八七年（康熙二十六年）完成，并被命名为《简明赋役全书》。后来，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全国的田亩数和人丁数处于不断变动之中，使清政府的赋役征收失去了可靠的依据和标准。为了清除按田亩、人丁分别征收赋役所带来的弊病，康熙帝终于在公元一七一二年（康熙五十一年）发布谕旨，宣布开始实行以康熙五十年的全国人丁户口数字为准征收丁税。凡此后达到成丁年龄的人一律不再承担丁役的新赋税政策。由于上述“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办法，仍然不能解决长期以来赋役不均的状况，后来康熙帝又采取了一个名叫董之燧的意见，默许将“摊丁入亩”的新赋税办法，先在广东和四川进行试点，由于“摊丁入亩”取消了征税的双重标准，完全按拥有土地的多少来进行征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役不均的现象，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因此，康熙在晚年试行“摊丁入亩”的新赋役政策，是对赋役制度的又一次重大改革。
康熙推行的上述一系列经济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耕地面积增加了。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康熙帝统治期间，全国耕地面积从康熙元年的五三一，一三五，八一四亩上升到康熙六十一年的八五一，○九九，二四○亩。
二是人口增加了。据有关史料记载，在康熙帝统治期间，政府控制的人口数从一六六二年的一九，二○三，二三三人上升到一七二二年的二五，七六三，八**人。
三是国库收入增多了。例如：在公元一七○二年（康熙四十一年）的一道谕旨中就谈到：“今户部库帑四千五百万两，每年并无糜费，国帑大有赢余”的情况；在公元一七○九年（康熙四十八年）的一次谈话中，康熙帝又谈到“见存户部银贮五千余万两……去年蠲免钱粮至八百万，而所存尚多”。
上述情况表明：康熙所推行的各项政策，对于清朝前期封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八孜孜不倦学习中外文化
康熙是清代帝王中受过系统儒家经典教育的第一人。
公元一六六九年（康熙八年），他“幸太学，释奠孔子，讲《周易》、《尚书》”。公元一六七○年（康熙九年），在他颁布的《圣谕十六条》中，第一条就是“敦孝悌以重人伦”。同年，他还指示礼部“举经筵”，派讲官给他讲解儒家经典，即使在平定三藩的战争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他仍然命令讲官“每日进讲如常”。作为一个出生于满族的封建帝王，他很清楚：如果不能象汉族帝王一样精通汉学，就不能与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帝王相媲美。他十分努力地钻研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汉学中的几乎一切领域。他崇拜孔子、孟子，推崇程、朱理学。曾在康熙帝身边工作过的白晋这样记述道：“康熙皇帝熟悉孔子的大部分著作，并能大体上背诵被汉族视为经典的原著。他委派国内著名学者，用汉语和满语从事这些古籍的注释。几位大学士用了十至十二年时间，进行这项注释工作，并向皇上进讲这些往释、康熙皇帝为了表示对中国古代圣贤学说的敬意，亲自执笔撰写序文，刊登于该书卷头，并以御名出版这部书籍。”他还组织人力，广收各种汉文典籍，编辑了继《永乐大典》之后的又一部百科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并鼓励一批学者从事古籍注释等方面的工作。康熙大力提倡汉族封建文化，还生动地表现在他举行“博学鸿词”考试以收揽人才这件事上。还在平定三藩的战争尚未结束的一六七八年（康熙十七年），他为此发布谕旨说：“凡有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不论已仕、未仕，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联亲试录用”，次年三月，通过考试，他在一百四十三名应试者中，录取了五十人。其中如朱彝尊、播耒、尤侗、施润章、吴任臣、毛奇龄等，后来都成为有清一代的著名学者，对清前期的文化发展做出过不同的贡献。以上这些例子犷可以证明康熙对中国传统的封建文化，抱着极为重视的态度。
康熙不仅对浸透着儒家思想的传统封建文化颇有研究，而且还擅长骑术，精通武艺一，会使用多种兵器。在骑术方面，据说他不仅在平地上，就是在极其险峻的山路上，也能上下自如，奔驰如飞；在武艺方面，据说他不论是立射还是骑射，也不管是马停下来，还是马飞奔着，都能左右开弓，箭不虚发；在使用兵器方面，据说他最长于使用强弓，并且对许多武器甚至对欧洲的枪炮，也象对弓箭一样熟习。同时，他还熟读过《孙子兵法》等古代军事著作，精通军事学。在胜利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抗击沙俄侵略和亲征噶尔丹的成功战例中，表明了康熙帝是一位很有谋略的军事家。
上述两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明康熙帝是清代满洲皇族为了帝国“文治武功”的需要而培养出来的一个杰出的封建帝王。这是他与前代封建帝王中的姣姣者颇为相似的一点。
然而康熙也有与前代封建帝王不相似的地方，这主要表现在他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是排斥或视而不见，而是从少年时代起，就抱着孜孜不倦、虚心学习的态度。
受康熙聘用教授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教士，南怀仁是第一人。康熙是在清初一场关于天文历法的争论中，开始器重南怀仁的。这场争论的经过是这样的：原来明代时钦天监使用的历法是大统历和回历。由于年代久远，大统历中的某些数据越来越与天象的实测结果不一致。于是德国出生的耶稣会士汤若望便在公元一**五年（顺治二年）参考《崇祯历书》重新编撰了一本新历书。后来这本新历书被多尔衮命名为《时宪历》，开始在全国颁行。这是康熙帝的父亲在位时发生的事情。
当康熙帝初登帝位时，因鳌拜专权，有个名叫杨光先的人，便在公元一六**年（康熙三年）出面弹劾了汤若望，说《时宪历》的封面上写有“依西洋新法”数字，这是图谋不轨的行为，于是鳌拜下令废止《时宪历》复用大统历和回历，接着一方面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一方面则将汤若望等人逮捕入狱，判处了重刑，不久汤若望死去。此后南怀仁等人为了证明《时宪历》的正确，暗中继续进行着天文观察和推算，公元一六六八年（康熙七年）由于钦天监使用大统历和回历时仍有许多与天象不符的地方，于是有人对杨光先进行了弹劾。有一天康熙帝把南怀仁和杨光先找来，当众询问他们能否拿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证明各自的推算是正确的。杨光先闭口无言，南怀仁则提出希望皇上赐给他们两人一个高大的日晷，由他们分别测定日晷的投影到达什么位置是第二天的正午。康熙帝觉得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