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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记载说明，从禽滑厘、孟胜、田鸠、到腹这一派系，主要是继承了“以绳墨自矫而备世之急”的精神传统，它们和当时“士为知己者死”的武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他们是墨子所说的以从事成义的行动者。他们以自己的勇士气概，坚定的献身精神，反对空谈，在血光刀影的搏斗中，为实现墨子的理想而奋斗。

墨侠这一派别的客观存在及称之为游侠派当是可信的。

（二）论辩派

墨子在《墨经》和大、小取等篇中十分重视对思维形式的研究，重视论辩的技巧。因为墨子懂得在和不同学派的争论辩诘中，想使自己的观点能折服别人，使自己的思想为社会所接受，首先必须注意使自己的理论和论说在形式上没有破绽而更具说服力。因而，对概念和认识对象的对应关系，用词的准确性，概念的明确性，论证的严密性和一致性都十分重视。逻辑方法被墨子自觉地作为一种“明是非之分”，“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的有力工具，被墨子应用于自己学说的构造上。同时，逻辑方法也是墨子驳斥论敌的有力武器。例如，墨子在驳斥儒者巫马子关于“子兼爱天下，未云利也，我不爱天下，未云贱也”　的论调时，运用类比推理的方法，使巫马子不得不承认墨子兼爱天下的思想得人心。墨子在说服公输盘、楚王停止攻宋时，也是运用类比论证的方法，以公输盘、楚王承认杀人不义，以富窃穷不善为前提，进一步说明了攻宋，则杀人更多，也更为不义，楚国远比宋富，攻宋则更为不善的理由。从而使公输盘、楚王不得不承认攻宋是没有道理的不义不善之举。

墨子在儒学对立争论中发展起来的论辩术及一些具体命题，在战国中后期的名辩思潮中。被墨家以谈辩成义的弟子后学大大发展起来了。庄子所说的：“骈于辩者，累瓦结绳窜句，游心于坚白同异之间，而敝跬誉无用之言非乎？而杨、墨是已。”　又说：“以坚白同异之辩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辞相应”。　这些记载说明，墨家的论辩派确实是在名辩思潮中为了坚持墨子关于物体存在与人的感觉，物体结构与属性，宇宙的无限与有限，物体的运动与时空等建立在经验基础之上的唯物论观点，和公孙龙、惠施两派名家围绕着坚白石离，同异是非，有穷无穷，火不热，目不见，飞鸟之影，白马非马，一尺之捶，物莫非指等具体命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在论说中发展了墨子的有关思想，形成了墨家后学的论辩派。

在名辩思潮中，两派名家的观点不相一致。惠施派是从“合”的观点来谈“坚白同异”，他们更多强调了事物的一般共性，忽视并抹煞了事物的差异。公孙龙派是从“离”的观点来谈“坚白同异”，他们更注重个体的独立存在，否认了事物的普遍联系性。他们虽然各自有别，但名家两派都是以墨家作为论辩对手的。墨家的论辩派坚持了墨子的观点，批驳了名家两派的观点。

名家两派都受过墨子思想的影响，如惠施关于“汜爱万物，大地一体”的思想，很有墨子兼爱大同的思想色彩，也曾“欲以荆齐偃兵”。公孙龙曾同越文惠王论偃兵，《吕氏春秋。审应》篇载公孙龙答赵惠王：“偃兵之意，兼爱天下之心也，兼爱天下不可以虚名为也，必有真实。”又曾劝燕昭王偃兵，力主墨子的非攻思想。　所以，鲁胜说：“墨子著书作辩经以立名本，惠施、公孙龙祖述其学，以正别名显于世。”　惠施、公孙龙他们可能是将墨子的思想或论辩命题，经过自己的改造加工，成为非墨的论题，并以此扬名。例如，惠施从泛爱万物出发，提出合同异的思想，公孙龙从兼爱主义出发提出了白马非马的命题。《公孙龙子。踪府》篇曾说：“夫是仲尼异楚人于所谓人，而非龙异白马所谓马，惊。”

这个类比推论正是从专爱楚人不能说是爱人这个兼爱主义的前提出发，推出了有白马不能说是有马的结论。由此，白马非马的命题就提出了。从墨子的兼爱思想出发，反对墨子的经验论与唯理论结合的认识论，这可说是名家出于墨而非墨的基本途径，正如墨子学周礼而背之，出于儒而非儒。

墨家论辩派对名家的批判也是对名家出于墨而非墨的批判。这点也可说明，墨家论辩派是坚持墨子的思想，只不过他们主要注重关于认识论命题的论辩。

墨家论辩派的存在，从名辩思潮的论辩中可得到证明。名辩思潮的发展使墨家论辩派兴盛一时。从上面所谈到的游侠派排斥谈辩之墨的事实，也可反证墨家论辩派的存在。

（三）游仕派

《吕氏春秋。当染》所说的“礼、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

游仕于诸侯当属显荣，墨子的“著书成义”的弟子大都以墨子的学说为武器游仕于各国诸侯。墨子本人也将仕弟子于诸侯作为授徒教学的一个基本目的，一部分弟子也是志在禄仕而学于墨子门下。如《公孟》篇记载：“有游于子墨门者，身体强良，思虑徇通，欲使随而学。子墨子曰：”故学乎，吾将仕子。‘劝于善言而学，其年，而责仕于子墨子。“墨家的游仕派是以游说君主，入仕，实施墨子政治主张。现将《墨子》一书中墨子弟子入仕诸侯的记载摘录如下：子墨子游荆耕柱子于楚，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二、三子复于子墨子曰：”耕柱子处楚无益矣。二、三子过之，食之三升，客之不厚。“子墨子曰：”未可智也。“毋几何而遗十金于子墨子，曰：”后生不敢死，有十金于此，愿夫子之用也。“子墨子曰：”果未可智也。“　子墨子游公尚过于越。公尚过说越王，越王大说，谓公尚过曰：”先生苟能使子墨子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墨子。“公尚过许诺。遂为公尚过束车五十乘，以迎子墨子于鲁，曰：”吾以夫子之道说越王，越王大说，谓过曰，苟能使子墨子至于越，而教寡人，请裂故吴之地，方五百里，以封子。“子墨子谓公尚过曰：”子观越王之志何若？意越王将听吾言，用我道，则翟将往，量腹而食，度身而衣，自比于群臣，奚能以封为哉？抑越不听吾言，不用吾道，而吾往焉，则是我以义糶也。“　子墨子游，魏越曰：”既得见四方之君子，则将先语？“子墨子曰：”凡入国，必择务而从事焉。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憙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事鬼；国家务夺侵凌，即语之兼爱、非攻。故曰择务而从事焉。“　子墨子出曹公子而于宋，三年而反，睹子墨子曰：”始吾游于子之门，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祭祀鬼神。今而以夫子之教，家厚于始也。谨祭祀鬼神，然而人徒多死，六畜不蕃，身湛于病，吾未知夫子之道之可用也。“子墨子曰：”不然！夫鬼神之所欲于人者多，欲人之处高爵禄则以让贤也，多财则以分贫也。夫鬼神岂唯擢季拑肺之为欲哉？今子处高爵禄而不以让贤，一不祥也；多财而不以分贫，二不祥也。今子事鬼神唯祭而已矣，而曰：“病何自至哉？”是犹百门而闭一门焉。　子墨子使胜绰事项子牛。项子牛三侵鲁地，而胜绰三从。子墨子闻之，使高孙子请而退之。曰：“我使绰也，将以济骄而正嬖也。今绰也禄厚而谲夫子，夫子三侵鲁，而绰三从，是鼓鞭于马靳也。翟闻之，言义而弗行，是犯明也。绰非弗之知也。禄胜义也。”　子墨子使管黔遨游高石子于卫，君致禄甚厚，设之于卿。高石子三朝必尽言，而言无行者。去而之齐……子墨子说，而召子禽子曰：“姑听此乎！夫倍义而乡禄者，我常闻之矣。倍禄而乡义者，于高石子焉见之也。

这些记载说明墨家弟子入仕，大都是由墨子为之游扬的。出仕的地方有楚、越、宋、齐、卫等各国。墨子本身也准备游仕于四方人君世主。墨子游仕弟子，主要目的是要他们在各国君主面前宣传墨子的政治主张，并要求他们具体实践之。

对违背墨子之道的入仕弟子如胜绰、曹公子等，墨子谴责他们“倍义而乡禄”，对坚持墨家教义的弟子，如高石子等，墨子倍加赞赏，说他是“倍禄而乡义”。

墨者入仕主要是为了实行墨家的主义，并不是为了追求爵禄。只要能听墨者之言，行墨者之道，则量腹而食，度身而衣就足够了。墨家的游仕确实显赫一时，其活动范围很大，影响广泛。

上面这些文献记载及分析论证，说明墨家的游侠、论辩、游仕三派确实是存在的，在当时的社会也确有广泛的影响。墨家三派的活动方式虽然各不相同，或是从事，或是谈辩，或是著书，但其目的都是一致的，即都是为了坚持墨子的基本思想观点，实行墨子之道。　



　
　　
　
第三章　重视物质生产是墨子思想的基础


春秋战国之际社会经济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其结果，一方面是出现了新兴的社会阶级，如地主、小生产劳动者（包括小农和小手工业者）、商人。这些新兴的社会阶级没有显赫的祖先可炫耀，也没有世袭的权力可凭靠。他们只能靠自己的力量来争取自己的生存和谋求自己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家庭宗队结构的失控，西周官学的瓦解，社会的价值观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追求、保护自身的物质利益成为新兴阶级的社会价值观。墨子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更能切身地体会到以力谋生，以力谋利的艰辛，更能理解物质生产的重要性。因而强调重视物质生产，强调以满足自身生存需要，天下共利为中心内容的功利观就自然在墨子的思想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一、墨子尚利贵义的功利观

儒墨对立的一个基本点是儒者喻义不喻利，墨子明确提出尚利思想，认为利就是义，贵义就是兴天下之利。儒墨对义利关系看法的分歧，其根由，前者轻视物质生产，后者重视物质生产。再究其因，孔子忽视了人的自然本能的物质需要，并不是从人的自然人性（衣、食、住、行、男女之交、人类的生殖繁衍）出发来研究人际关系及人的社会活动。墨子从本人量腹而食，度身而衣的生活经历和从事生产的实践懂得，衣、食、住、行是人民百姓最关心的基本问题。墨子作为小生产劳动者的思想代表，当然十分懂得物质生产对满足人类生存基本需要的重要作用。这种作用的重要是因为全部人类都有衣、食、住、行的基本需要，从事物质生产是求天下之利的基本手段。从这点出发，墨子对各种生产技术的价值判断是以利人实用为基本标准的。

（一）义利之争是一个时代命题

春秋战国之际，政治上，上下移位，朝不保夕，政局动荡。各诸侯，各私室大臣各以自己的力量争霸问鼎，逐鹿中原。国家、社稷、君主的生死存亡是最大的利害关系，所以有“春秋无义战”　之说。争霸的现实使利成为一种突出的社会观念嵌入人们的头脑之中。然而，原先的西周等级制度、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