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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名人荟萃-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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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官停职。都提举市易司吕嘉问也以“不觉察杂买务多纳月息钱”罪免职,出知常州。御史张琥弹劾韩维、孙永查究免行钱事不当。韩维落端明殿学士职,孙永罢知开封府官。郑侠上书攻击,“惠卿朋党奸邪”,“请黜惠卿,用京为相”。神宗大怒,免郑侠官,编管汀州。吕惠卿进而追究郑侠攻击免行钱事。张琥与知制诰邓润甫受命办案,查出郑侠幕后的支持者冯京和王安国等人。熙宁八年正月,御史中丞邓绾与邓润甫上疏,定郑侠等罪。郑侠编管英州。冯京罢参知政事。王安国免官,放归田里。免行钱案定结,韩绛请求神宗召王安石复相。二月间,神宗派使臣持诏书去江宁府,把王安石调回京师,恢复了相位。
    免行钱案,变法派终于取得了胜利,但保守派仍然拥有强大势力。王安石再度入相,朝廷上依然是密布阴云。四月间,神宗因辽朝求割地,和旧臣商议对策。久已罢相在外的韩琦,指责置将练兵、编保甲,是“所以致契丹之疑”,青苗、免役、市易是使“邦本困摇,众心离怨”。保守派又攻击说,河北、河东上户保下户借钱谷,下户缺食逃散,上户怕赔偿也一律逃避。对王安石最大的诬陷是赵世居狱。秀州团练使宗室赵世居被告发谋反,宋朝兴起大狱,牵连多人。与王安石相识的术士李士宁曾在十七八年前赠诗给赵世居母。查究此案的知谏查案的御史徐禧上疏,说士宁赠诗,不能定罪;揭露范百禄意在陷害王安石。五月间,神宗命曾孝宽、张琥查究徐、范曲直。原来李士宁所赠诗只是抄录了仁宗赐给大臣的两句挽词。李士宁得免死,以杖罪送湖南编管,范百禄也因此得罪。王安石渡过了这一险流,但仍困处在保守派的明枪暗箭之中。
    在保守派的反击中,王安石感慨万千地对神宗说:“天下事象煮汤,下一把火,又接着泼一勺水,哪还有熟的时候啊?”在王安石恢复相位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变法派仍然处于艰难的境地,无法继续前进。
    修订三经新义
    王安石改革科举、治理学校后,设置经义局,与吕惠卿、吕升卿(惠卿弟)、安石子王珪及诸门人撰述经义,作为学校的读本。王安石复相后,重又主持此事。六月间,撰成《诗义》、《书义》、《周礼义》进呈神宗,颁于学官。科举考试,以此为准。《诗义》、《书义》多出于王珪和吕氏兄弟。《周礼义》全由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序》说,“以所观乎今,考所学乎古”,“其法可施于后世,其文有见于载籍,莫具乎周官之书”。撰《周礼义》,显然是想全面地解释变法的根据。撰三经新义是想“使学者归一”。王安石在《书洪范传后》中曾感叹学者“蔽于传注之学”,既不能提问又不会思索。新义打破“先儒传注”,依托儒家经典来宣传变法革新的思想,一时号为“新学”。新学包括着变法思想的内容,但依然根据儒家经典讲述礼法名分,维护伦常。这又表现了王安石并没有解脱儒家思想的束缚。
    变法派分裂
    王安石恢复官职之前,韩绛与吕惠卿遇事时意见大都不一致。王安石因任用提举市易司官员等事,又与韩产生分歧。韩绛坚决要求辞相,八月间出知许州。吕嘉问在免行钱案查结后,又被任用。王安石荐吕嘉问重领市易司事。吕惠卿对吕嘉问非常不满。王安石不循资历进用新人,也与吕惠卿时有不合。三经新义颁行后,王安石因《诗义》经吕惠卿兄弟修改,不合己意。九月间,将新旧本一起进呈神宗。上书说明,当时没有坚持己见,颁行后学者认为有许多不合适的地方,请将《诗序》用吕升卿的解释,《诗义》仍用旧本。吕惠卿上书自辩,说所有修改处都曾送给王安石详定,安石何至忘记?新本已刊印千本,现在安石又请用旧本,不知何意。吕惠卿以为中间必有人故意挑拔,请求夺官。王、吕之间,日渐破裂。御史中丞邓绾,据王珪意,弹劾吕惠卿在华亭县借富民家钱置田,由县吏收租,“交结贪浊”。吕惠卿上章自辩,并罗列与王安石议论不合诸事,然后罢政。十月,出知陈州。邓绾又奏三司使章惇与吕惠卿“协力为奸”,章惇出知湖州。王安石恢复官职后,却陷入了更大的分裂之中!
    对辽割地
    1074年,辽道宗让萧禧出使宋朝,要求割地并划界。宋辽经过几次交涉,都未能达成协议。1075年三月,萧禧又来索取河东黄嵬山地,要求重新划界。韩琦等保守派借此攻击新法招致辽疑。王安石对神宗说:不应满足萧禧的要求,“示弱太甚,召兵之道”。吕惠卿也说:“让萧禧得地受赏,以后辽人谁都想再来侵侮。”六月,神宗派沈括出使辽朝,沈括依据旧日文书查明原议疆地书是以古长城为界,黄嵬山相去三十余里,不应允辽议。沈括出使,沿途绘图记事,回朝报命。七月间,萧禧又来要求划界。神宗说:“看来不能和他争,虽然更不讲理,也还得应付。”王安石提出反对意见,神宗不听。神宗派韩缜使辽,接受以黄嵬山为界,割去河东地东西七百里。在对辽交涉中,神宗和王安石之间也出现了矛盾。
    新法逆转
    王安石还没恢复相位的时候。四月间,曾对神宗说:“近来京师大姓多停开质库,市易打击兼并的效果,似已可见到。应当再修法制,驱使平理。”神宗说,“均无贫固然好,但此事很难啊!”王安石得不到神宗的支持,市易法无法再向前进行。免役法甚至开始倒退。八月间,因司农寺议,官户所输助役钱,减除一半。九月间又补充规定,官户产钱占全县十分之一者,只减役钱一分,但仍是对官僚们的妥协。司农寺又在八月间修订保甲法,诸路主客户五家相近者为一小保,五小保为一大保,对农民的统治更加严密。开封府界五路,客户被排除,只选主户有二丁者入正保。原来一保有至数十家,距离甚远,也改为按诸路办法编排。对大商人的限制不能再进一步,对官僚地主妥协,对农民群众大力镇压,新法逐渐开始逆转了。
    变法的失败
    变法派退让,保守派进一步进攻。十月间,天空出现彗星,又成为攻击新法的一个借口。曹后和高后又出来反对,神宗也下诏说,天变不敢不惧,要群臣直言朝政缺失。王安石申辩说:“天文之变无穷,人事之变不止,上下傅会,岂能没有偶合,此其所以不足信。”神宗诏下,旧相富弼和前御史吕公著、张方平等相继上疏,说“法既未协,事须必改”,“如救焚溺,势不可缓”。要神宗马上改革新法,说否则将有更大的“天变”。王安石向神宗力争,主张对不附新法者治罪,说“不然,法不行”。但王安石的这个积极的看法,却受到神宗的拒绝。神宗回答说:“听说民间也颇苦新法。”王安石说:“如天寒下雨,还有人埋怨,这岂足恤!”神宗说:“如果连这些埋怨都没有,岂不更好!”王安石的主张无法得到实行,只好称病家居,不出来管事。神宗派宦官去慰问,从早到晚去十七次,给假十余日,又迫使王安石再出来执政。但新法依然难得推进。熙宁九年正月,司农寺奏,畿内去年灾伤,民间已经欠青苗钱者许再借贷一次,神宗不准。中书又奏请常平钱岁给有余时,民间缺钱许以物产抵押借贷,神宗又不准,并下诏今后仓库常留一半,其余才给散支借。青苗法本意在夺取大地主放高利贷的利益,神宗砍去一半,对保守派是个很大的让步。青苗法也发生了逆转。
    吕惠卿罢政前,曾对神宗说:“王安石这次回来,常常称病不管事,与以前大不一样。”一度罢相后,王安石又次陷入了困难的境地,多少减弱了变法初期一往无前的锐气。保守派势盛,变法派削弱,神宗更加动摇,王安石已无力再独自扭转政局了。1076年春天,王安石即上章请求罢相归田,一连上四五次,至十月间才得到批准,出判江宁府。从那以后,再也没有重回朝政。王安石的又一次罢相,是新法失败的预兆。
    第二章 蔡京
    蔡京是个老奸巨猾的奸臣。他是北宋末年六大奸臣之首。他在仕途路中纵横捭阖,左右逢源,在官场上混了40年,官至太师,搜刮民脂民膏无数。用榨取百姓的血汗钱来供他的奢华生活而享用,然而,一世厚自奉养、穷奢极侈的蔡京,其结果却是以穷饿而终。真是多行不义必自毙。
    蔡京(1047—1126),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熙宁三年(1070)进士,入仕为钱塘县(今浙江杭州)尉。
    熙宁末入京,历任流内铨、崇文院属官,并开始进入“中书礼房”任学习公事,元丰元年(1078)后任权检正礼房公事、检正户房公事,元丰三年任权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元丰五年官制改革后,任考功员外郎、起居郎,次年八月任贺辽道宗生辰使,同年回朝后任中书舍人。在元丰七年末升为权知开封府,开始参与宰相、执政们争夺中央权力的活动。
    在元丰八年的三月时,也是在在改革正当继续实行之际,年仅38岁的宋神宗逝世了,真是英年早世。但是又因为神宗正值年富力强,所以当于正月初开始生病时,宰相王珪、蔡确并没有与神宗商议继承人选之事。而直到二月末宋神宗病危之时,神宗生母高太后和宰相、执政们在确定皇位继承人选时,就应立年仅10岁的神宗子延安郡王赵佣,还是立神宗的同母弟雍王赵颢或曹王赵頵,展开了剧烈的斗争。后来在右相蔡确、首席执政官(门下侍郎)章惇主张之下,得到左相王珪的赞同,但撇开了高太后和向皇后,确定立赵佣为皇太子(改名赵煦)。这天,据说蔡确、章惇命开封知府蔡京率领壮士(一说即是刽子手)在外庭,准备杀持异议的大臣,由于大臣们都赞成,这天才平安度过。蔡京因而也立有“定策功”。但是在这次的立储之事后,日后成为新旧党争的重大事件,而这时蔡京出采取了投靠司马光以确保求保官。
    元祐元年(1086)二月,首席执政官(门下侍郎)司马光废免(募)役法,恢复差役法,限令五日内完成,正当章惇、苏辙、吕公著等人讨论免役法与差役法优劣所在,或缓行差役法之时,开封知府蔡京却于五日内立即恢复了差役法,以致得到司马光的夸奖:“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
    蔡京虽然投靠了司马光,但由于他在担任开封知府期间徇私枉法,此时被揭露,同时一些旧党人员认为蔡京明知开封府旧差役法差人过多,但根本不作调查、申报,而是限令五日内改行差役法,因而指出蔡京“身为民官,若不知旧法(指差役法)人数之冗,是不才;若知而不请(指申请实际需要人数),是不忠”。蔡京限期改行旧差役法,是“故意扰民以坏成法”,是“挟邪坏法”,虽然已升任首相的司马光很欣赏蔡京,但蔡京任开封知府时的徇私枉法也是不争的事实,加上为了稳定旧党内部的团结,不得不把蔡京调出京城,改任河北重镇真定府(今河北正定)知府,例兼真定府路安抚使。蔡京此次奉调出京,最多也只能算是“平调”,甚至被一些旧党认为是“宰相(时司马光独相)特加奖助,授以名藩”。因此,要求停止蔡京的新职,待审理完他徇私枉法之事后再说,但未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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