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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评传-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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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荀子是一个“性恶论”者，他否认世界有道德的存在。严复曾指出：
前篇皆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人治，争且乱则天胜，安且治则人胜。此其说与唐刘、柳诸家天论之言合，而与宋以来儒以理属天，以欲属人者，致相反矣。大抵中外古今，言理者不出二家，一出于教，一出于学。教则以公理属天，私欲属人；学则以尚力为天行，尚德为人治。［40］
严复把近代西方和古代中国思想家们放在一起加以讨论，其目的是为了阐明人类思想的共通性，以代替中西文化二分法。他以大家熟悉的事物（中国传统文化）来解释大家不熟悉的事物（西方近代文化），其动机自然是为了启蒙，因而他使用的大多数术语、词汇本身就和先秦、宋代的思想流派有着内在联系；但他在内在深处，还有一种观念支配他这样，这就是他认为人类思想的共通性不因时空或文化背景不同而有差异。因此，人们没有必要预设理由认为，为什么赫胥黎在某些问题上不应该赞同荀子、柳宗元而反对斯宾塞、老子和朱熹。
人类生存的价值是植根于自然中，还是与自然进程互相冲突呢？这是中西文化都会遇到的问题。斯宾塞虽处在一个新时代，但他如同中国古代的老子和朱熹一样，完全以自然规律为基准。他认为自然中包涵着内在的规律，它自主的发生作用，并对人类领域产生影响。理学家们则认为自然世界表现的乃是一种否定的（negative）、抑制的（inhibitory）伦理观。荀子和赫胥黎不承认自然过程和社会伦理有什么关联，因为自然本身并不是一种道德。斯宾塞则认为人类世界肯定存在“自主的道德”和“正当的权利”，正是为了追求这一切，人类才创造出各种各样的社会结构。
如果说严复服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话，那么他会发现是斯宾塞，而不是赫胥黎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提供了诸方面的诠释。他为斯宾塞所创造的这个思想体系所深深吸引。“有斯宾塞尔者，以天演自然言化，著书造论，贯天地人而一理之。此亦晚近之绝作也。”［41］“苟善悟者深思而自得之，亦一乐也。”［42］可见，严复之所以翻译《天演论》，其目的是借题发挥，将斯宾塞的思想体系推介给中国读者。
在某些案语中，严复也表示同意赫胥黎的某些观点，但与肯定斯宾塞理论体系并不矛盾。例如，《天演论·导言八》案语称赞赫胥黎“圣人知治人之人，固赋于治于人者也”，“欲郅治之隆，必于民力、民智、民德三者之中，求其本也”。赫胥黎主张瀹民智，治国从教民始，固然十分正确，而斯宾塞同样具有这种思想，严复已在多处进行了阐述。又如赫胥黎认为，保群自存之道“不宜尽去自营”，即需要在一定程度内保护个人的自由权。严复极同意这一观点，但又认为斯宾塞《伦理学原理》中《群谊》一篇即为此而做。与之相比，赫胥黎之说“其义隘矣”。［43］
综前所述，严复翻译《天演论》的主要宗旨是为了引伸人们对斯宾塞学说的理解，他传播斯宾塞社会进化论，是为打破“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守旧论调，他介绍斯宾塞用智、力、德衡量民族优劣与否的理论，是为了使国人认识到中、西之间的差距；他力倡“任天”，反对“与天争胜”，乃是说明社会进步是历史的必然。总之，他介绍的斯宾塞社会理论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根据自己的思考和时势的需要有所取舍和发挥。
寻求富强是萦绕严复脑海中的一个思想主题。他很早就意识到经济学的至关重要性。英国作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给严复留下的印象是极其深刻的，他希望透过自己亲眼所见的具体事实，把握其更深层的原因，这就将他的注意力吸引到经济学中来。在英国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占支配地位的经济理论是古典经济学，他说：“晚近欧洲富强之效，识者皆归功于计学。计学者，首于亚当·斯密氏者也。其中亦有最大公例焉，曰：大利所存，必其两益。损人利己非也，损己利人亦非；损下益上非也，损上益下亦非。其书五卷数十篇，大抵反复明此义耳。”［44］这正是严复选择古典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亚当·斯密作为自己译介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吸引严复选择介绍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的另一个原因是斯氏运用的研究方法，斯密主要是采用归纳法论证他的大部分观点，这同穆勒关于科学的自然进化观点相一致。
“此二百年来，计学之大进步也。故计学欲窥全豹，于斯密《原富》而外，若穆勒、倭克尔、马夏津三家之作，毕宜□译，乃有以尽此学之源流，而无后时之叹。”［45］
《原富》是一部经济学基本原理著作，所以严复由此入手。不过，严复在案语中也表示亚当·斯密以后，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有了很大的发展，他的某些理论已不合时宜，理嘉图（Pavid
Ricardo）、穆勒、麦庚斯（Rogers）就进一步发展了他的理论。因此，严复的译著连同他所作的按语，大体提供了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基本概貌。
亚当·斯密并非一个重商主义者，而重商主义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思想动力。那么，严复主要是从哪一个角度推崇亚当·斯密呢？亚当·斯密是自由经济的鼓吹者，重视个人主义在经济领域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富”是社会群体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严复并不否认个人利益，但认为群体、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他认为“国富”应包括国家的财富和权力。
在《原富》最后一章《论国债》中，论及国债的问题，亚当·斯密表示，人民投资国债而政府以岁入偿还的方式，只有在商业与生产达到相当程度的社会才可能实现，而战争是造成投资增加的主要因素。当他把“持续性的长期借款”看作是“灾难性的权宜之计”时，他承认，大英帝国当时尚未受到其他国家由于长期借款而出现的“虚弱和颓败”的损害。在英国，英人以节省储蓄的方法弥补英政府浪费于社会上的资金，因此在战后，其农业繁盛，生产突飞猛进，终而偿还债务。这一事实，在一世纪前几乎没有人会相信。尽管如此，亚当·斯密还是警告人们，长期借贷终将会毁灭英国。
令严复惊讶的是，英国在偿还其国债的同时，其财富仍同步增长。亚当·斯密对这一悖论作为精辟的解释。严复亦谓：
“顾英债虽重，而国终以富强者，非斯密氏之言失也。凡物皆有其所以然之故。……英国自斯密氏之世以来，其所以富强之政策众矣，格致之学明于理，汽电之机达于用，群相明智而所行日新。然自其最有关系者言之，则采是书之言，而弃其疾以从其利也。于是，除扩商之大梗，而用自由无沮之通商。”［46］
也就是说，英国政府是以发掘潜在的经济能量为宗旨。虽然在亚当·斯密时期一度奉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但很快就被自由通商所代替。中国的情形与此形成强烈反差。“甲午庚子两战以来，国债之加者不知凡几，而其财又皆贷之于国外。”［47］国债日渐增多，国家内部的经济活动遭到抑制。考察中国历史，人民的经济观与经济活动尚停留在静态的阶段，故国债增加或税收加重，都会导致社会经济的分崩离析。中英之间的情况表明，国家经济的增长关键在于发掘人民的活力，故严复感慨地说：“斯英人无释负之一日矣。顾英国负担虽重，而藏盖则半。至今之日，其宜贫弱而反富强者，夫非掊镇廓门，任民自由之效欤？”［48］
当斯密指出富裕对军费的重要性时，严复却能够看到国家负担在这方面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膨胀：
案欧洲武备之费，以斯密氏之世持较今日，殆蔑如也。……自乾、嘉以来，欧洲民权忽伸，庶业猛进，说者谓百年所得，不啻古之千年。非佞谈也。国既日富，则其为守愈严，而武备之修，遂亦远迈古者。……国之强弱，必以庶富为力量。而欲国之富，非民智之开，理财之善，必无由也。”［49］
中国欲成为富庶之国，根本之途在于像西方那样开发民智，伸展民权。
在《原富》的译著中，严复对斯密的某些观点作了修补。例如，亚当·斯密认为个人致富是为了社会（Society），而严复则改为为了国家富强。在译文案语中，严复虽一再强调民生之利，但终究还是以国家为重；他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适应救亡的形势需要。尽管如此，由于他强调发掘个人潜能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赞扬斯密的自由经济观，因而与传统的经济观发生了极大的矛盾。在传统文化世界里，耻于言利是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所谓“士、农、工、商”不仅是一种等级的顺序，而且是一种价值的规定。为严复作序的吴汝纶发现了这一矛盾，他痛陈：“然而不痛改讳言利之习，不力破重农抑商之故见，则财且遗弃于不知，……以利为讳，则无理财之学”。［50］
严复从亚当·斯密的另一部著作《德性论》（The Theory ofMoral
Sentiments）一书求得了自己对处理所谓“义”与“利”关键的答案。斯密声称“道德起源于人类内心的同情感”，表示义与利是相辅相成。严复完全赞成这一观点。他说：“然而犹有以斯密氏之书，为纯于功利之说者。以谓如计学家言，则人道计赢虑亏，将无往而不出于喻利，驯致其效，天理将亡。此其为言厉矣。独不知科学之事，主干所明之诚妄而已。其合于仁义与否，非所容心也，且其所言者计也，固将非计不言，抑非曰人道止于为计，乃已足也。从而尤之，此何异读兵谋之书，而訾其伐国，睹针砭之论，而怪其伤人乎？”［51］严复认为，对义利的观念只有古今不同，而无东西方的差异。“而治化之所难进者，分义利为二者害之也。孟子曰：亦有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董生曰：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泰西之旧教，莫不分义利为二途。此其用意至美，然而于化于道皆浅。”［52］西方是从近代开始肯定个人利益，进化论对个人主义的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天演学兴，而后非谊不利非道无功之理，洞若观火，而计学之论，为之先声媒。斯密之言，其一事耳，尝谓天下有浅夫，有昏子，而无真小人，何则？小人之见，不出乎利，然使其观长久真实之利，则不与群子同术焉，固不可矣！……故天演之道，不以浅夫昏子之利为利，亦不以谿刻自敦滥施妄与者之义为义。”［53］亚当·斯密肯定个人利益，但不鼓励人们自私，故他提出要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与之相辅。
总之，对个人利益的确认能引导人们奋发向上，并导致国家的富强。西方近代化的成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中国的情形相对要复杂得多，对个人主义的倡导，常常导致士大夫的私欲横行、官僚的贪污徇私，社会风气因此日益败坏，国家积弱不振。这正是严复想借亚当·斯密之口所要针贬的对象。史华慈教授说得好，亚当·斯密是近代资本主义自由经济学派的开创者之一，“严复的读者从这部著作中获得的主要教益，与其说是经济个人主义的特别启示，倒不如说是一般经济发展的福音。从斯密的著作及严复的有关案语中，人们能够对都格尔德·斯图阿特提到的‘古代和现代政策之间的对比’那句话有一明晰的理解。斯密证明，一个旨在增长国家财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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