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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加注意的是，严复等人因由于反省西方文明的弊害和忧虑中国社会现实的恶化，所出现的“复古”倾向，与那种夜郎自大、闭关自守的封建顽固派的守旧是截然不同的，它内含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从理论的层面看，严复虽主张“复古”，但对孔孟之道仍希望“改用新式机器发掘淘炼”，它带有“以复古为革新”的味道。从实际的层面看，严复等人“复古”观，虽处于革命思潮的负面，但它并没有消沉，或被历史的大潮淘汰，而是一直作为一条辅线潜滋暗长。“五四”以后，梁漱溟等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兴起，正是对这一“复古”倾向某种程度的承继和发展。

5。3愈懋老人的启示
严复垂垂老矣，在他与家人、朋友、学生的通信中，常常摆出长者的姿态教诲晚辈，谈及自己的病情发展情况，不时也伴随着暮年的喟叹。他回顾自己一生的治学生涯，充满了感伤的色彩，似有壮志未酬之感：
“间尝自数生平得天不为不厚，而终至无补于时者，正缘少壮之时太主难进易退主义，不肯努力进取，虽浮名满世，而资力浅薄，终无以为左右时世之资，袖手穷居，坐观沉陆，是可叹也！今者年近古稀，加以羸病思乏，伸眉仰首，陈力社会，自所不能，而回顾生平，自问未了心愿，即亦无儿。”［90］
展望未来，严复的心情更为沉郁，与同时期昂扬向上的新思潮相比，更多地显露了一种悲观主义的心态。
“深惑大地之上，劫运方殷。复百方思量，总觉二三十年中，无太平希望。羸病余生，旦暮入地，睹兹世运，惟有伤心无穷而已。”［91］
如果说民国初年的严复对时势的发展，还图谋有所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严复因先前列名“筹安会”，被时人所诟病，已完全失去了言论家的资格。这样，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年里、严复于己是“羸病余生”，除了阅书看报，偶然与亲友通信，已很难再从事户外的活动了。于世则是力不从心，虽然他仍关心时局，且常有议论，但都是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他与当局已不再发生政治联系。
然而，国内外的形势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未结束以前，严复就已看出：“欧战无论如何，大势明年必了。了后便是簇新世界，一切旧法，所存必寡，此又断然可知者也。”［92］但新的变化，既非严复所逆料，更非他所欢迎。
在国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就出现了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以严复历来对革命的态度，就可推想他对这次新兴的社会革命的评价了，何况这是一次与法国大革命性质有别，且更为激烈的无产阶级革命。
“欧东过激党，其宗旨行事，实与百年前革命一派绝然不同，其党极恶平等、自由之说，以为明日黄花过时之物。所绝对把持者，破坏资产之家，与为均贫而已。残虐暴厉，其在鄂得萨所为，报中所言，令人不忍卒读，方之德卒入比，所力又有过矣。其政体属少数政治。足下试思，如此豺狼，岂有终容于光天化日之下者那？此如中国明季政窳，而有闯、献，斯俄之专制末流，而结此果，真两间劫运之所假手，其不能成事，殆可断言”［93］
在苏俄社会主义运动方兴未艾、蒸蒸日上之时，严复作这种惊人预言，自然不能为人们所接受。相反，这段话语一直是被说明严复顽固反动的强有力的例证。但今天的事实已是昭然若揭，严复当年的睿智远见也不证自明。
在国内，新文化运动已抢夺话语权利，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各种传统势力和复古主义者从文化领域清除出去。以严复先前对于语体文的态度，也不能迎合这一新潮流。不过，他对这一运动虽有微词，有趣的是，他却取一听之任之的态度。他对自己几位好友的阻抗行为不以为然。“辜鸿铭议论稍有惊俗，然亦不无理想，不可抹杀，渠生平极恨西学，以为专言功利，致人类涂炭。鄙意以为然。至其訾天演学说，则坐不能平情以听达尔文诸家学说，又不悟如今日，德人所言天演。以攻战为利器之说，其义刚与原书相反。西人如沙拉佩等，已详辨之，以此訾达尔文、赫胥黎诸公，诸公所不受也。”［94］至于自己的同乡好友“林琴南辈与之较论，亦可笑也。”［95］
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逐渐高涨，学生爱国运动也随之兴起。当严复闻说军阀政府促拿捕杀学生时，则表示“咄咄学生，救国良苦，顾中国之可救与否不可知，而他日决非此种学生所能济事者，则可决也。”［96］对新兴的学生爱国运动不抱希望，这一态度与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大相径庭。中山先生认为“自北京大学大学生发生五四运动以来，一般爱国青年，无不以革新思想为将来革新事业之预备。……故此种新文化运动，实为最有价值之事。”
在严复晚暮之年，世界风云变幻莫测，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人们越来越难捉摸人类的前进方向和中国的发展前途，整个知识界都处在一种迷惘、思考和探索之中。严复已入耆暮之年，思考探索之力已无从说起，迷惘忧虑之苦却紧紧地缠绕着他。
“自阳三月二十二日以来，欧西决战，乃从来未有之曾激烈。德人倾国以从，英、法先见挫衄，至其结果何如，尚复不敢轻道，所可知者，此役解决之馀，乃成新式世界。俄之社会主义，能否自成风气，正未可知。而吾国居此潮流之中，受东西迫桚，当成何局，虽有圣者，莫能睹其终也。”［97］
1921年10月3日，严复临终前，立下遗嘱，对自己的一生作了辛酸的总结，对于来者寄予最后的期望，现录于兹：
嗟呼！吾受生严氏，天秉至高。徒以中年攸忽，一误再误，致所成就，不过如此，其负天地父母生成之德，至矣！耳顺以后，生老病死，倏然相随而来，故本呈自阅历，赠言汝所，其谛听之。
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须知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
须勤于所业，知光阴时日机会不复更来。
须勤思，而加条理。
须学问、增知能，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事遇群己对待之时，须念己轻群重，更切毋造孽。”［98］
这份对历史的最后交待，贯穿着严复对中国人文传统和自己生平经验的深刻反省，虽然它的色彩似乎偏于平和、陈旧，然其内含的人生哲理和深邃意蕴，读来令人感到其味无穷。
10月27日（阴历九月廿七日），严复带着无限的惆怅，离开了人事纷攘的世界。是年底，严复与其糟糠之妻合葬于其故乡阳崎鳌头山之阳，他的密友前清大吏陈宝琛为其作墓志铭，墓碑上刻着人们在今日看来与严复身份极不相称的标题：“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一个以启蒙、愈愚为取志的近代思想家，最后却被人披上了一件陈破不堪的传统旧装，盖棺论定。这真是一个绝大的历史嘲讽！严复九泉之下有知，会作何感想呢？
应当承认，严复晚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回观与反思，是在其心境不佳的状态下进行的。个人健康状况的每况愈下，使他失去了壮年时期那种进取心理，也给他的整个心态蒙上了阴影。情绪的消沉、思想的低调，都表现出他已失去了一个启蒙思想家应有的锐气和锋芒。不过，事物的正负两面常常是有机的结合在一起。炽热的情绪容易产生偏激的思想和非理性的冲动，冷沉的心态则可能使人对事物的把握接近理性和客观。从这个意义上说，严复晚年对中西文化的重估和对中国文化的前瞻，其中包含了不少合理因素，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可资利用和挖掘的思想遗产。
首先，建设新文化必须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新文化的产生既是以否定和突破传统文化为前提，又是以继承和扬弃传统文化为基础，二者之间不可偏废。而继承和扬弃传统文化的成功处理，就是要对之进行创造性的转换，使之成为能为现代所用的东西。所谓创造性的转换，亦即把中国人文传统中的符号与价值系统加以改造，使其变成能在现代社会环境中生存、发展的种子，同时在现代化过程中继续保持文化认同。无可否认，传统文化在近代以后已渐趋衰落之势，但它的某些积极因素或合理内核还会融入新的文化中，实现新旧文化的连续性，对民族文化的自我调节继续发挥它的正面作用，因此，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不仅对新文化建设无害，而且应构成新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
其次，传统道德规范作为人类文明的积淀，仍将在社会转型和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挥其应有的社会调节作用。在一个社会实现体制更替或步入现代化轨道时，常常出现“不择手段，只问目的”的情形，有时人们还认为这是原始资本积累时期一种必要的罪恶，然而人类现代化的事实已对这种观点作了最有力的驳正。在西方，新教伦理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铸造；在东方，儒家伦理对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工业化过程中人际关系的调谐，都表明传统的伦理道德并不全然是现代化的阻力和消极因素，关键在于如何把握。成功的利用传统伦理道德，往往可以减少社会的震荡和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磨擦．使现代化有条不紊地进行。否则，对传统道德资源的蔑视和破坏，将使现代化失去其应有的生态环境。在这里，培养人的善良意识是极为重要的，现代社会的激烈竞争容易产生以强凌弱的局面，从而加剧各种社会矛盾，为此，必须造就一种调节社会矛盾的润滑济。宗教、慈善事业、人道主义、伦理教育都有其不可忽视的调节作用，其本质都是劝人为善。而一个文明社会如果没有普通人认可的基本公德，就不可避免地走向崩溃。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西方文明社会的巨大破坏使严复深切地认识到这一点，他晚年注重倡导传统的伦理道德，表明了他对人类文明的关切之深。
最后，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必须逐渐建立一套自我评价的标准，不能以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为依归。近代以降，东、西文化分野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东、西文化由冲突走向交融，由对话代替对抗，世界文化的整体化趋向日渐明显，由于西方文化在近代化浪潮中据有先进的地位，东、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实际上是以东方认同西方为主，在这种势态下，东方文化世界的知识分子往往存在一种自卑情结，失去自我驾驭，失去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场，这是在东西文化最初接触的一段时间中较为普遍存在的一种现象。严复在步出国门、留学英伦时，也存在过这种心态。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知识分子对自己的近世文明进行反思时，许多人怀疑甚至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合理性；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更是强化了这股情绪，西方知识界实际上已走向多元选择，这给东方的知识分子无疑增添了选择的难度，哪怕是继续向西方学习，也有一个分析、抉择的问题。由此提出的一个间题就是如何建立自我评价标准的问题。在19世纪，中国人由于受制于“华夷之辨”的思维模式，面临的是一个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进入20世纪后，甲午海战的奇耻大辱和八国联军的战争威通，已使中国人士失去了应有的自尊，无一例外地面向西方，这时中国人考虑的是如何“西化”的问题。清政府实施“新政”，选择的是日本模式，孙中山为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