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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知无尽，真理无穷。人生一世，宜励业益知。三、两害相权，己轻群重。”
12月20日，与王夫人合葬于闽侯阳崎鳌头山，曾与严复交谊甚笃的晚清内阁学士陈宝琛为他撰写《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墓志铭》曰：“君子学无所不窥，举中外治术有理，靡不究极原委，抉其失得，证明而会通之。六十年来治西学者，无其比也，所译《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穆勒名学》、《法意》、《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皆行于世。杂文散见，不自留副，仅存诗三百余首。其为学，一主于诚，事无大小无所苟。虽小诗短札，皆精美，为世宝贵。而其战术、炮台、建筑诸学，则反为文学掩矣。”
主要参考书目
主要参考书目
一、严复著译资料
王栻主编：《严复集》（五册），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
严译名著丛刊商务印书馆1981年出版。包括《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群己权界论》、《社会通诠》、《法意》、《名学》、《名学浅说》八种。
马勇编：《严复语萃》，华夏出版社1993年版。
二、严复传记资料
陈宝琛：《清故资政大夫海军协都统严君墓志铭》，收入《严复集》第5册。
王蘧常：《严几道年谱》，商务印书馆1936年初版，收入《严复研究资料》一书。
严璩：《侯官严先生年谱》，收入《严复集》第5册。
钱履周遗著，何佳春整理：《严复年表》，载《福建师大学报》1984年第4期。
王栻：《严复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1976年版。
王栻、俞政：《严复》，江苏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吴湘湘：《“天演宗哲学家”严复》，载《民国百人传》第1册，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
郭正昭：《严复》（“中国历代思想家”丛书第8册），台湾商务印书馆民国67年6月版。
三、严复研究论著
周振甫：《严复思想述评》，上海中华书局1940年版，台湾中华书局民国76年版。
（美国）许华茨著，滕复等译：《严复与西方》，职工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论严复与严译名著》，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陈越光、陈小雅：《摇篮与墓地——严复的思想和道路》，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张志建：《严复思想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牛柳山、孙鸿霓编：《严复研究资料》，海峡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
王中江：《严复与福泽渝吉——中日启蒙思想比较》，河南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高惠群、马传衮：《翻译家严复传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
汤志钧：《戊戌变法史》，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新编》第6册，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岳麓书社1986年版。
后记
后记

大约是在1992年春、夏之交，尹飞舟、陈晋两兄盛情向“国学大师丛书”执行编委钱宏君推荐，希望他能收揽我为丛书的作者之一。钱宏君随即将丛书的体例详告于我。当时我正忙于博士论文答辩，杂事繁多，来不及细密考虑和认真查找有关资料，随即选定《严复评传》。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约定出版我的博士论文《胡适思想研究》，自己只得先全力以赴修改、扩充博士论文，忙了半年多时间，书稿杀青后，又赶赴香港中文大学访学。直到1993年5月，北京大学历史系招收我为博士流动站研究人员，自己才腾出手脚来，写作这本已拖延了近一年的书稿。
当初认定《严复评传》的撰写任务，主要是出于对严复这位启蒙思想家的研究兴趣，且以为像严复这样的文化巨子，前人应积累了相当的研究成果，自己也许可资利用。然而当我真正进入这一研究领域时，才感觉这是一项费力难讨好的工作。首先，严复本人讲究文辞，其文古奥，不易读懂，近人梁启超、胡适、鲁迅诸人早已论及，文字方面的困难不少。其次，严复一生的文化学术成就侧重在西学方面，而不是在国学方面，故可资论述的材料太少。最后，现有的严复研究主要集中在严复的政治思想、严复的翻译活动和他对进化论的传播等方面，对严复的学术思想研究实在太欠缺了。在前人的研究中，值得提到的学者应有周振甫先生、王栻先生和美国学者史华慈先生。周先生离严复相距甚近，对研究对象的时代背景和社会环境有真切的体会，加上他勤搜材料，故其完成的《严复思想述评》可以说是第一部较有份量的研究著作。但周先生以严复的中西文化观为讨论线索，内容的偏重自然也在这一方面。
王栻先生的成绩主要在于对严复作品的整理上，五册《严复集》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备的严复作品集。遗憾的是，王先生的《严复传》，明显受到时代的局限，留有太多的“左”倾思潮影响的痕迹。史华慈先生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则主要探讨严复与西方的关系，而对他与中国人文传统的内部关系鲜有论及。在这种情况下，自己来写作《严复评传》，既有较大的挖掘余地，也有不容忽视的研究难度。
来北大八个月，我几乎倾全力投入这项工作。在这部书稿完毕时，自己从头校阅一遍打印搞，深感其中不少的缺陷，无奈身在博士后流动站，还有专项的博士后研究课题需做，故只好就此作罢。
这些年来，我一直耕耘在中国近现代文化思想史研究园地。在研究胡适时，我着意阐释和理解胡适的自由主义思想，在评价标准上明显以西方文化为参照系，受现代西方文化价值观念影响甚深。进入严复研究领域后，自己萌发了一些与此之前稍有不同的心态变化。尽管研究对象严复是晚清知识界对西方文明刺激最敏感的学人之一，但他的思想却包含了相当复杂的成份，尤其是他晚年对中西文化观的评估，既受到时人的批评，也被后来的研究者贬议。对此，我总觉得人们欠缺对严复思想内涵应有的理解。在严复的思想世界里，本来就没有明显的“近代西方”与“传统中国”分野，他对传统文化虽有批判，但并无所谓离异；既无离异，又何所谓复婚式的“回归”呢？他对西方近世文化虽曾大力宣传，但也非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是有所选择；他对卢梭思想的批判是其对英美近代化理论和实践钻研的结论，其中包含不少合理的因素。既然如此，严复晚年重估中西文化，与其说是一种倒退的历史表现，不如说是在更高层面上的理解和把握中西文化。问题还不在这种评价本身，而在因这种评价变化所带来的评价模式的置换。
应当承认，现今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上未摆脱“挑战——应付”的研究模式，在这种研究模式里，凡属近代史上对西方文明冲刺作出正面反应，特别是对西方的最新观念、或最激进的革命理论作出最积极反应的人物，都被置于历史进步者的行列，反之则被视为保守、落后。正是在这样一种研究模式里，严复晚年的中西文化观很难获得人们应有的理解。类似的一些重要文化人物，如王国维、陈寅恪等，他们的历史地位也得不到真正的确认。
现在看来，中国近代学术史上的许多问题有待重新发掘、重新认识、重新估价。其中还包含一个历史观念的清理间题。近代以降，中国文化学术的发展很大程度受到输入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念的影响，甚至支配；由此自然也影响到今人对这段历史的认识。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我们反省这一历史过程，应该更多地是看到这一偏向所造成的局限，而不应沿承历史的惯性，将其流弊加以放大。
学术不分国界，但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学术发展毕竟有其自身的个性和传统，人文学科更是如此。在近代中国尚处在封闭、保守的历史条件下，强调与西方文化交流，强调认同世界文化的主潮，这有其不可否认的历史合理性。今天，我们回到民族文化的本位立场上来，挖掘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对中国自身的学术——国学加以重新开掘和发展，从而增强我们在世界文化学术对话中的份量。当然，如何处理中国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关系，使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正因为如此，中国学人才有必要去努力探索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来。
最后，我想对自己写作《严复评传》提供了帮助和指点的刘桂生先生，表示衷心的感谢。在我来北大研究期间，刘先生多次提出宝贵的指导意见，对我颇有启发，我的学术境界由此得以拓展。责任编辑钱宏本着促进中国学术发展的态度，在市场经济席卷神州大地之时，却为中国学术操忧，走向国学这块寂寞的园地，这种负责任的编辑精神，值得敬佩，也真正令参加丛书写作的同人感激。
欧阳哲生
1994年2月27日于北京大学中关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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