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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佛教神秘文化密宗-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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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藏传密宗的新旧之说
藏传密宗的新旧之说，在藏传佛教中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同时又是一项必须弄清楚的关键课题。如果对藏传密宗的新、旧之说有个大致的了解，那将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藏传佛教的历史乃至各个教派的认识。在印度佛教史上没有这种新、旧之说，而新、旧之说只是出现在藏传佛教中，更确切地讲，产生在藏传密宗中之中，在显宗（教）方面，藏传佛教也没有新、旧之说。正如土观·却吉尼玛指出：“在显教方面，无新、旧之分，新、旧二派之说，乃是纯粹以密教宏传情形来划分的（注：《士观宗派源流》31页）。
藏传密宗的这一新、旧之说，从密教经典的内容上去分析，很难辨别清楚。但在藏传佛教史上曾有人从不同角度作过分析，比如“《作明除暗》中说，对新旧密法的区分，有的人以在金刚座译出的为新密法，在邬杖那译出的为旧密法，空行母译出的为新密法，持明译出的为旧密法。另一些人说，应按四无量或七无量来区分，翻译从因位金刚持到果位金刚持之间的内容是新密法，果位金刚持大多数是圆满修行的修行法，所以是旧密法。金刚持所说的密法是新密法，普贤所说的是旧密法”（注：《汉藏史集》265页，达仓宗巴·班觉桑布著，陈庆英译，西藏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这类分析或结论，最终只会造成混乱，而不能给予清晰的辨别。因为所谓的旧密法中有许多金刚持所说的内容，同样所谓的新密法中也有不少普贤所说的内容。因此，藏传密宗的新、旧之区别，只能从时间上去划定界线。大致上可以如此划分：在藏传佛教“前弘期”内翻译的所有密宗经典为旧密法；而在“后弘期”内翻译的密宗经典则作为新密法。具体而言，是以印度班智达弥底进藏为界，在此以前翻译的所有密教经典属于旧密法范畴；从藏族大译师仁青桑布开始翻译的密教经典都归入新密法之中。这种划分或辨别在藏传密宗的新、旧之说中则具有权威性，以及得到大家的认同。正如“最普遍的说法，是指以班智达弥底来藏以前所译续部，则称为旧派密咒；仁青桑布译师以后所译续部则名为新派密咒。”（注：《土观宗教源流》31页）。所谓的印度班智达弥底是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之际，即公元十世纪末，由古格王拉喇嘛益西沃的侄子拉德邀请到西藏西部的阿里地区进行传播佛教的一位印度佛学家。由于受到外部条件的限制，弥底大师在当时的阿里地区没能翻译任何佛经。据藏文史书记载，拉喇嘛益西沃的弟弟松艾的儿子拉德请来了班智达弥底和查拉仁莫二人，准备翻译经典，而译师尼泊尔人波洛克死去，无法翻译，虽有一些以前懂得的修持方法，但没有译师也无法传授，于是两位班智达到吐蕃各地去云游。实际上班智达弥底在后藏的达那地方一户富人家放羊，以此解决吃住问题。后来在弥底身边学习过语言学的一位名叫索南坚赞的徒弟兼译师的藏族人，用黄金将弥底从这户富人家赎出，并邀请到多康丹玛地区，给弥底大师创造了发挥佛学特长的外部环境，使敦巴等几位藏族高僧曾向弥底学习印度的声明学。影响颇大、流传至今的《语言的工具》一书，据说是弥底大师在当时撰写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仁青桑布大师（958—1055年），他是藏传佛教“后弘期”开始之际的一位藏族高僧，也是一位大翻译家。他出生在今西藏阿里地区，从小勤奋学习，后来作为阿里（古格）王拉喇嘛益西沃挑选的二十七名青年中的一位前往克什米尔学习佛学。仁青桑布最为出色，他拜许多精通五明的学者为师，学习佛教显宗、密宗以及声明学、因明学、医方学等学科，学成后返回故里阿里。得到古格王拉喇嘛益西沃的赏识，并为他提供必要条件，让他潜心翻译佛教经典，重振西藏佛教。为此，仁青桑布迎请能信铠、作莲密、佛陀宝利辛度、觉护、莲花密等很多印度学僧到阿里，共同合作翻译。据说翻译了密教中的一百零八部怛特罗，其中包括《集密》、《龙树和佛智二释》、《摄真实论》、《庆喜藏释》等密教重要经典。仁青桑布还根据新的梵文本改订了一些吐蕃时代的旧译本。
由于仁青桑布的不懈努力，不仅使佛教密宗的理论趋于更加完善，而且将流传于藏族地区的整个密教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并由此有了明显的密教新、旧之界线或划分，从仁青桑布开始翻译的密教经典，被称为“新密法”；仁青桑布以前翻译的密教经典，被称为“旧密法”。这样一来。宁玛派便成为藏传佛教中唯一继承“旧密法”的宗派；而其它宗派都是在仁青桑布之后相继产生的，所以，全部属于“新密法”范畴。
三、密教的隆盛与宗派林立
在整个藏传密宗的历史进程中，出现过两位著名的外籍密宗大师。这两伏大师都曾为密宗在藏传佛教中占据重要地位，发挥过至关重要的作用。一位是出现在“前弘期”的莲花生大师；另一位是出现在“后弘期”的阿底峡尊者。莲花生大师巳在第一节中作过介绍，在此对阿底峡尊者作简要评述。
阿底峡尊者（982一1054年），是一位德高望重、名扬四海的佛教密宗大师，未来西藏前曾任印度佛教密宗大学那烂陀寺、超戒寺等的住持。他在“后弘期”初期为藏传密宗的振兴或发展作出的贡献，也不亚于莲花生大师在“前弘期”内开创或传播藏传密宗所作出的功绩。故后人视阿底峡尊者为藏传密宗的第一中兴人物。
在“后弘期”的初期阶段，藏传佛教在修行次第、密宗仪规等方面出现比较混乱的局面，为改变这一局面，正如《青史》记载：“如果迎请阿底峡尊者来藏，将能破除此诸邪行，而使佛教获得饶益。”于是阿底峡尊者被阿里地区的古格王降曲奥于1042年邀请到西藏西部，便开始了他对当时藏传佛教时弊的行之有效的整顿，诸如规定修行次第、端正密宗仪轨等。阿底峡尊者先后将西藏西部和中部地区的藏族高僧大德，以及佛教人士都引入正确的佛教修行轨道，并在藏土巡锡约达十三年之久，最后还是没能返回故里，于1054年在距离拉萨西南方数里远的聂塘寺内示寂，终年七十三岁。
由于阿底峡尊者在佛教显、密宗两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赢得当时西藏佛教界的信任和拥戴，从而重振了密宗在西藏的正统地位。阿底峡尊者在西藏期间还校勘、翻译，以及著述了有关佛教显、密两宗的许多论著，为后世追随者留下了丰厚的理论依据。其中《菩提道炬论》对后来藏传佛教的影响更为突出，它主要阐述了显密教义不相违背之理和修行应遵循次第的重要性，可称得上是一部融汇贯通显密之大乘学说的不朽力作，为后来宗喀巴大师撰写《菩提道次第广论》和《密宗道次第广论》两部巨著提供了理论基础。
简而言之，经过“前弘期”的莲花生大师和“后弘期”的阿底峡尊者两位外籍密宗大师的精心栽培，密宗在藏传佛教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始终占居着突出的地位。另外，密宗能够在藏传佛教中具有如此的显著地位，也有其深刻的理论依据。比如藏传佛教遵循的基本经典是龙树、提婆、马鸣、慈氏、无著、世亲等诸位大师的论著，这些大师部是大乘佛教的开创、继承或发扬光大者。因此，诸如般苦、中观、经释、瑜伽等成为藏文大藏经中的重点要目。藏传佛教认为，在佛教显宗中要达到佛陀境界则必须经历无数劫世界的三世，这就是所谓的显宗之道，实属一段漫长而艰苦的过程。如果选择密宗之道，其修行者甚至在一世（生）中即可获得佛陀境界。这一理论的提出，无形中将密宗抬举到至高位置，成为每位修行成佛者追求的理想法门。同时，藏传佛教又具体指出，修习密宗，首先要绝对经过研习《般若波罗蜜多》经的准备阶段，其目的是为理解密宗奥义而打好理论基础。这又将显宗核心经典般若经置于密宗初其阶段，从而在理论上树立了密宗在藏传佛教中的显赫地位。
藏传密宗的理论经典中除了《大日经》和《金刚顶经》外，还有一部很重要的经典，即《时轮经》。关于《时轮经》的具体情况，巳在第一章中作过介绍，在此不必赘语。由于《时轮经》在印度产生的时间较晚（约在1040年），在藏族地区出现的年代也很晚，据说《时轮经》在藏族地区最先由阿底峡尊者宣讲，逐渐在西藏传播开来，后来得到空前发展，并成为藏传佛教各宗派推崇的最高密法理论。因为《时轮经》是一部包括无上瑜伽在内的密教大法，由于时间、地缘等关系，在其他佛教支派中没有传播《时轮经》，这部经典目前唯独在藏传密宗中完整地保存着。这也是藏传密宗有别于其他佛教密宗的因素之一。
总而言之，藏传密宗在整个藏传佛教中处于极其重要的位置，而且藏族信徒将其视为实现终极目的或到达彼岸世界的最高大法。因此，在藏族地区特别在藏传佛教“后弘期”内掀起了一次次修习密教的高潮。藏传佛教的诸多宗派就是在这种追求或修习密教的激发下相继产生或形成的。比如噶当派是在遵循“三士道”的修持而形成的；萨迦派因主要修习“道果法”而别具特色；噶举派是以推崇“大手印”法而享有盛名；希解派采取苦修“坟墓瑜伽”法而别具特色；觉囊派提倡“他空见”及其六支瑜伽法而独树一帜；格鲁派推行“显密贯通”法而取得正统地位；宁玛派弘扬“大圆满”法而引人入胜。由此可见，密教的隆盛与藏传佛教诸多宗派的产生有着密切的联系。比如藏传佛教的每一宗派之所以独具特色、自成一家，在很大程度上是它们各自奉行密教中的一种法门，并将此法门在该宗派中发扬光大，使其不同于其他密宗法门。至于藏传佛教各宗派的主要密法及其特色将在后面专门叙述。
四、历代藏族密宗大师
佛教密宗于公元八世纪在青藏高原正式传播以来，虽然在一段时期内受过巨大挫折（朗达玛灭法），但经过藏传佛教“后弘期”的全面复兴，还是得到了蓬勃发展。佛教密宗在青藏高原不仅找到了自己的真正落脚点，而且已发展演变成为具有地域特色的藏传密宗。目前它以一种特有的魁力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世人来体验或认识这一人类特异文化现象。
藏传密宗之所以如此发达、精深、引人注目，除了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背景，以及不少外籍密宗大师的直接参与培育之外，许多藏族密宗大师也对此付出了毕生精力。因此，我们通过藏族密宗大师们那充满传奇色彩的传记以及他们对宗教的执著追求或奉献精神，也可对藏传密宗有一个更加深刻而全面的认识，从而对藏传密宗树立一种科学的态度。下面就对历代藏族密宗大师作—一介绍。
A、毗卢遮那
毗卢遮那，公元八世纪人，生卒年不详，出生于吐蕃时期尼木地方根加巴果家族之中，故名号为巴果。他是藏传佛教“前弘期”初期的一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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