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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实三部曲之一江城-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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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儿有一些学生干这种活儿，报告我所用的材料——政治告密者，多少算是。很有可能，他们是最好的学生；也许有些是我最喜欢的。但他们还是跟踪我的言行，在我上课时，很难不想到这个。
在课堂上，最困难的事儿之一，乃是引导同学们进行讨论，因为通常，学生们的观点都是一样的。你得去想到用罗宾汉，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不会去想到那些教给他们的东西。关键点在于去哄出他们自己的观点来。在秋天里，用罗宾汉就很好，到了春天，亚当的关于计划生育的讨论，也用了同样的方法。
他在他的文化课上，涉及到了人口问题，而我们想出了一个讨论的题目，在我们坐在我的阳台上喝当地啤酒的时候。你根本没法公开讨论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没有人敢于反对——但你可以自由地讨论美国。是以那个题目就来了：美国应该采取法律，限制大多数的夫妻只生一个孩子么？
亚当给四个班都上了这课，而情形总是把学生们平均分成了两派。这种分派中有一个模式——那些党员以及其他处于权威位置的学生，总是倾向于实施该政策；而反对的那一边，则包含了一些非主流的边缘元素。他们在一个美国的课堂上，当然算不上是边缘人士，但在涪陵他们就很瞩目了——一些较为安静的学生，那些和班上的政治组织毫无关系的，有点偏移的人。
每次，他们后来都在无意识中讨论起中国来了，那当然正是亚当所想要的效果。在最后一个讨论中，当争论变得激烈，一个叫丽贝卡的学生站了起来。
（这是一个女孩的名字。）
他是个三年级学生，给自己取了一个糟糕的英文名字。他留着浓密的平头，一双疲倦的眼睛，显然，他是很聪明的，然而他却很懒，经常通不过考试。我从未见过他和其他的同学交往。在争论中，他是反对美国接纳计划生育政策的，而他很快阐述了观点。
“在美国，”他说，口齿很清晰，“人们习惯了有更多的自由。他们非常关心人权。美国人绝对不会支持计划生育政策，因为他们会把它看作是侵犯了他们的自由。”
他坐下了。一阵愤怒的嗡嗡声扫过了教师；有那么一阵，情形看起来他们又要尴尬低头了。但有人起身反驳了丽贝卡，这就过去了，直到讨论结束，再没有类似的声音出现。
第二天，在我上完文学课后，丽贝卡跟我到了大堂。他问我能否借一本杂志看，我告诉他跟我去办公室，在那儿有成堆的新闻周刊，是和平队邮寄给我们的。
我们边上楼梯边聊，丽贝卡又开口了。“我想你肯定注意到了，在中国没有美国那么多的自由，”他说。我们周围有很多学生，许多人都可以说英文的。亚当跟我说了昨天的讨论，我知道这个年轻男人脑中肯定想着些什么。
“让我们去办公室，”我说。“那儿有很多杂志。”
我让门开着。走廊太吵了，人们听不到我们，而且我猜想丽贝卡大概也有一点名声了；关着的门也许只会惹人生疑。但他看似并不担心那个——他坐下来，直直盯着我的眼睛。
“我经常想，我们中国有许多问题，”他说。“在中国没有足够的自由。我想，在美国，你们有更多的自由。”
（这个男孩还是习惯用“我们中国”的说法。）
这是我首次听到有一个学生那么说话，而我不太肯定该怎么回答。“我想我同意你的说法。”我很慢地说。
他的英语不是很好，他需要花时间来想他要用的词儿。一个停顿后，他说，“我很羡慕你们美国的自由。”
“但有些人认为美国人有太多自由了，”我说。“那也是美国有那么犯罪的原因之一。人们可以拥有枪支的自由，而且他们可以有各种奇怪的想法。”
“我想那不重要，”他说。“在美国，大多数人的生活都很好，经济也很好，因为有那么多的自由。”
“我想你的大多数同学不会同意你的。”
“不！”他几乎叫起来。“他们都不一样。但他们说我是不同的——有时他们说我是一个‘新人’。他们不理解我为什么那么想。”
“唔，”我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不过我想你或许要小心点。”
“有时候我会害怕，”他说。“我经常害怕我不能说出我所想的。”走廊上的人已消失了，安静了许多，而我想着：为什么你还那么大声？但很显然，他为了这次交谈，已经憋了很久，而他现在把所有一切都置之不顾了，他盯着我，平稳说道。
“我不喜欢这所大学，”他说。“我不喜欢那些规矩，我也不同意其他同学的观点。而且我不喜欢中国的规则。”
“也许事情在未来会不同的，”我说。“而且我想在北京和上海，事情已经有点不同了。”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变得太慢了，”他说。“我希望能够活在一个像美国那么自由的地方。”
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我没说。“很多人都认为中国变得很快，”我说。“几年后，你会发现它会变得很不一样。我一个星期前读到了一些文章。”我捡起一本杂志来，那上面有一篇文章，说政府可能在不久的未来，重估天安门事件。那不算什么，但我除此以外，没什么可拿给丽贝卡的。
“你或许会觉得这有点意思，”我说，把杂志递给他。他接过，谢了我，然后又直直盯住我的眼睛。
“你喜欢在中国的生活么？”他问。
“是”我答。“也许我没有你碰到的那些问题。有时我不喜欢这里的政治体系，但它对我的影响不是很大。这里有许多东西是我喜欢的。”
“如果我是你，”他说，“我一点也不会喜欢这里。我会呆在美国。”
那些就是他要说的。他站起来，点头告别，离开了。出去的时候，他关了门。
我在那儿独自坐了一会儿，想着他的话。他是唯一一个近似于异见者的学生，而我想起了来涪陵之前对这种人士的想象。我总把他们想象成高贵的角色——充满魅力，智慧，有远见，勇敢。也许在1989年时，情形的确如此，也许在大点的城市里，也依然是这样；但在涪陵这里，事情非常不同。我最好的学生们——索迪，林达，阿姆斯特朗，阿曼；那些是有魅力的，聪明的，有远见的，勇敢的——那些很早就被共产党收编的人。如果你有才能的话，就得按规矩玩；成为党员对你的事业是有利的，在任何情形下，所有的学生似乎都认为，以那种教给他们的狭隘的方式爱国，是好的。我曾经想过的那些异见人士的形象，在涪陵找不到实体。
我所有的，只是丽贝卡——他是唯一的一个，而他是个失败者。他是一个糟糕的学生，而他在社交上也很笨拙。他没有朋友。他有一个女孩的名字。这些特点聚合起来，令他不同，而在他的苦楚里，他的想法无疑将令他更远离党的路线。如果在中国的未来会发生什么大的改变，很难想象它会来自像丽贝卡这样的人，或者，从我任何一个学生中而来。我再次意识到，任何重要的发展，将会首先发生在北京或者上海，然后，在某个时间点上，他们会在涪陵这样的地方掀起波澜，就像从前那样。
丽贝卡再也没有开放地谈论那个话题，但有几次我给他杂志，而他总是谢了我。在期末考试中，我给他的分高于我该给的。部分是因为我欣赏他的勇敢，但主要只是为他而感到遗憾。＇3＇
在六月的中旬，鼻窦的感染发展到了我的右耳，穿破了耳膜。事情发生得很快——一个下午我开始感觉到耳朵里的压力，到了晚饭时，就变得痛起来，马上就不可忍受了。我的右半边脑袋都因疼痛而抽搐，然而没有办法，只有等待那压力突破我的耳膜。
无法睡觉，而痛楚又太强烈，无法用阅读来分神。止痛药一点用也没有；最后，我只能坐到沙发上去看电视。电视上有一个音乐节目，结合上了舞台表演，我看了一阵；之后是另一个秀，小朋友们上了很浓的妆，照例跳舞翻跟头。电视上总有那样的节目——中国人对小孩喜欢得不得了；几乎一天里的每一个小时，你都能找到个频道，有一群那样的小孩在台上又跳又笑。
待到夜深，只有一个频道了，为了准备香港的回归，放了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片子。我耳朵里的疼痛变得更强烈了。在我的苦痛中，我密切观看着电影，在纸上记下一些摘录，有意识地把事情变得更糟。那片子有英语的字幕，让我较容易从对白中做摘录：“这些外国人真贪婪”；“这些条约不单是屈辱的，而且也是不平等的”；“但是外国人有邪恶的计划”；“外国人入侵，只是为了利益”；“外国人的欲望永不满足”；“老实说，我们可以哄一哄外国人”；“为什么，为什么他们那么傲慢？”
那些外国人是英国人，到了影片的结尾，他们洗劫了圆明园。片子中有一次拍卖会，一个相貌丑恶的红胡子英国人举起一卷画，说道，“这是中国最古老的画。”他要价一镑，但没人响应。在拍卖会后，他们把宫殿烧为焦土。
影片在凌晨一点后结束，其后电视上再无节目了。我出了门，在校园里走了一会儿。相比看鸦片战争的电影，走路的分神效果更好些。气温很完美，万籁俱寂，星光在白山坪的暗轮廓上闪动。我知道，这不是我在中国的生活体验的一个高点，不过这是一个愉快的夜晚，它是有所值的。
终于，在一个小时后，我入睡了。早晨醒来，我的耳膜破了，枕头上都是血。但我的脑袋不再疼痛，而我可以长途前往和平队在成都的总部——坐船要三个小时，巴士要四个小时。我去见了医务人员，他们帮我清洁了耳朵，让我休息了五天时间，坐在成都人民公园的茶室里。当我健康改善了，我回到涪陵，完成余下学期的工作。这事的主要后果是，有一个月的时间，我的右耳除了阵阵的铃铃响，什么也听不到。有一阵子，这种铃声很烦人，但很快我意识到这比听那些喇叭声还是要好些。如果你半聋了，那么选择在涪陵还是要好过在其他地方。
在六月30，所有的课程因为香港回归而取消了。倒计时的标志被移到了校园路边的一个显眼位置上，红色的横幅从宿舍楼上挂出来。彩灯与灯笼妆点了教学楼的走廊。
我的课程已经结束了。亚当早些时候已经离开；我可在两天后走，在我给期末考试阅卷之后。
在下午四点，同学们涌入了教室看电视。有一些特殊的电视节目，一直播放到明天凌晨的两点，而给学生们的时间表则是连续看十个小时的节目。他们挺兴奋，教学楼里充满笑声。
在九点钟，烟火在城市上空绽放，学生们叫着冲去走廊上观看。乌江上一条条红黄的色带，烟花的爆炸声响彻河谷。涪陵城的一切都被照亮了——商店，公寓的窗户，长长的江滨路——看似江边的这座城市在山上燃烧。
有一群群的小孩在校园中晃，他们在节日里总是这样，有几个小男孩跑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正在给卷子打分，王学松带着他们进来了，他八岁，住在我对面的公寓楼里。我另有一次关于他的记忆，在我问他谁是中国的敌人时。
“英国，”他很快回答。
“为什么？”
“因为鸦片战争。他们从中国手里偷走了香港。”
我问他在英国之外中国可还有别的敌人，他再次立刻回答了。
“日本。因为南京大屠杀。”
“还有别的么？”
“葡萄牙。”
我问他为什么，这次他想了一会儿。
“因为他们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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