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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评传-第4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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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势的发展,对“四人帮”日趋不利。邓小平同志受托主持中央工作之后,同“四人帮”作了坚决的斗争,纠正了他们的一些倒行逆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批判了江青的胡作非为。同时,还严厉批判了派性,提出进行全面整顿。时间虽然不长,却得到了广大于部和群众的热烈拥护,因为它在扭转被“四人帮”破坏的局面上,收到了显著效果。工农业生产逐月回升,安定团结的局面开始出现。
应当指出,“四人帮”所做的许多误国害民的恶作剧,引起了毛泽东同志的不满。因而,在邓小平同志主持中央工作期间,继续对“四人帮”进行严厉批评。一九七五年初,针对江青对多数政治局委员的辱骂批评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又说:“将来她会跟所有人闹翻。现在人家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五月三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针对张春桥、江青、姚文元等人反对经验主义的问题批评说:“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要他们“不要随便批文件,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印成文件发下去,要以中央的名义,不要以个人的名义,比如也不要以我的名义,我从来不送什么材料的”。又警告他们
说:“(你们)不要搞四人帮……为
什么照样搞呀?“并提出今后要解决”四人帮“的问题。
康生非常清楚,在这种形势下,再死保江青登上他们预备的宝座,那是虚幻的梦想。只有把自己积累的投机之术,再次使弄一番。为了把保险系数打得更大一些,来了一个极不寻常的动作。听了之后,使常人按我们党内的习惯,的确无法理解,也难以置信,可是这又是事实。通过这件事,可以看出康生之用心。事情是这样的,康生要揭发江青、张春桥的丑恶历史,他一不
向组织揭发,二不向中央提出。他身为党的副主席,又直接掌握中央组织部,却于五月下旬,把外交部的两位女青年找来,要她们向毛泽东同志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指出证明人是谁。谁都知道,康生对江青的历史是知道得一清二楚的。可是长期以来,他一直为其隐瞒和辩护。
这一点在延安整风中表现得特别突出。当时,他一方面,把许许多多的清白无辜的共产党员打成叛徒、特务、汉奸,予以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另一方面,对于象江青这样的真正的叛徒,又千方百计地予以包庇。当时,有的同志提出应该审查江青的历史,康生却阻拦说:“江青在白区的情况,我完全清楚,你们用不着管”。不仅如此,他还亲自参加江青的整风小组会,保江过关。当时,与会同志对江的历史提出许多疑点,要她回答。可是康生不等江青回答,就大包大揽起来,不是说这个问题他知道,就是说那个问题组织上清楚。这样,江青的历史问题就被康生包庇了过去、现在,康生要亲自出马,“揭发”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这同他过去长期持包庇态度来说,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谁都看得明白,他临死还立下这样一“功”,其目的无非是想用以保持自己的所谓“晚节”而已!
康生的“揭发”,并不是为了消除党的祸害,而是为了保自己。当形势对他不利,特别是危及到他的头上时,他就来个特别的“揭发”;当形势发生波折,在他看来对“四人帮”有利时,他又对自己的“揭发”来个修正,另补上一个新的“揭发”。世上确实很难找出这样的赌棍!一般赌棍押宝时,不是押红就是押黑,总不能既押红又押黑。可是康生却是双押宝,他押在最保险的方位上,不管怎样,他都是胜利者。就是死后,也要留下替他辩护的嘴!
时间推移到了九、十月份,也就是到了康生离死仅剩下两个多月的时候,他趁邓小平同志离京之际,突然鼓起勇气,带病到毛泽东同志处进谗言,说邓小平同志“想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等等;等等。康生的谗言当然起了作用。正是由于这种谗言和其他种种复杂的原因,随着就发起了一个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恶浪,并立即席卷全国:“四人帮”也由守势马上转入攻势;全国又重新陷入极度混乱之中。此时,康生大半感到满足了,可以甘心了!于是病死在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从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但是,历史并没有因为康生的双押宝而倒转,在康生死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四人帮”被彻底粉碎,他们制造的各种乌云—一被驱散。康生本人也终被挖出来,押上了人民历史的审判台,永远钉在了耻辱柱上。
结束语
康生死后,“四人帮”为失去他们的“教师爷”进行过欺骗宣传。他们把煽动家的辞藻和阴谋家的谎话当做康生的业绩,因而愚弄过不少的人。
不过,康生自己的言行录,却一再戳穿了别人为他裱糊的装潢,以至完全揭露了他的反革命野心家的真面目!所谓“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类的金冠,理所当然地从他的头上滚落下来。这是客观事物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康生历史应有的逻辑。因为在康生七十七年的一生中,特别是他在共产党内五十年的政治生涯中,不知有多少血迹斑斑的脚印,多少共产党人的冤案,才构成了他那凝结着奸诈狠毒的罪恶史。
纵观康生的政治活动,他最不得志的时候,是这么一个历史年代:从我们党的“七大”到“八大”,即从一九四五年到一九五六年的十一年。这期间,正是我们党的历史上取得最伟大胜利的时期,既完成了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又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辉煌成就。在这十一年里,我们的党中央没有受到他的干扰和破坏,在军事上,在经济建设上,他没有什么发言权,由于他离开了中央的重要工作岗位,他只是在一个地区或一个部门起作用,因而,其危害范围大大缩小了,特别在建国以后,他活动的范围只是疗养所或医院,权力所及,只能限制在这个小天地里。这就为我们党在夺取胜利的道路上排除了一个不小的障碍。如果我们再从另一个角度看一看,那就完全相反,当康生得势的时候,特别是当他肆无忌惮地横行的时候,也是我们党受难,人民倒楣的时候,象一九五八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康生窃据了中央的重要岗位,而且职位越来越高,权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我们党灾难丛生,人民受害无穷。总之,康生的手伸到哪里,那里便是非颠倒,劫祸连起。
只要略加回顾,便可找出康生同我们党的兴衰的关系,便可了解,他从三十年代起,就成了我们党的一个特别的祸害。正因为我们党认识了康生的真实面貌,虽然他已死掉,但还是坚决把他清除出党,撤销了对他的悼词,还了他反革命野心家的本色。
康生之所以长期没有被揭露,因为他有几张画皮,使人迷惑不解并借以吓人。
第一,中央领导人。康生发议论,作指示,都摆出中央领导的架势。因为在他口里,似乎句句都有来源,不是毛主席的指示,就是党中央的意见,给人们的印象,他就是中央的发言人。特别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他这种使
人摸不清的身份,增加了许多揣测,是真是假,谁也搞不清楚。所谓小道消息满天飞,其重要来源,出自康生。你说小道,过不了几天,却变成了大道!
第二,老资格。人们称他为“康老”,他也自以为很老,但他不是从年龄上著称的。他卖弄的是老资格,一谈起来从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起,党内发生的事件,历史人物,摆些细节,谈些故事,似乎他都亲身经历过,听者只好目瞪口呆。
第三,共产主义运动的专家。康生一谈共产国际,就同自己的光荣史联在一起,眉飞色舞,从莫斯科到巴黎,从苏联、东欧,到法国、意大利,从党到党的领导人,他都议论一番,评价一番,有的大骂一番,从三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他都谈论一通,谈今说旧,由外国人引到中国人,又由中国人扯到外国人,应他批判之需要,适他政治之要求。他又经常会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人士,不管人家听不听,他都要把他那套讲出去。似乎别人都没有发言权,只有他唱独角戏了!
第四,理论权威。康生有过这样几个头衔: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毛泽东选集出版委员会副主任、“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共中央组织、宣传组组长等。他的这些职务,以及他部署的工作,抓的问题,给人们总的印象,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权威”。他这样自居,也这样向人标榜。无论理论上的什么重要问题,他说了算,以他的话为准。特别是他说批谁就批谁,他说怎么批就怎么批,上什么纲,定什么性,都取决于他的“指示”!
第五,情报专家。从三十年代起,康生在我们党内就做情报工作,象社会部、情报部以及一些审干肃奸的机构,他都参与过和领导过。在他手下,不知打了多少假叛徒、假特务。似乎在我们党内,所有老干部的历史他都清楚,别人有什么问题,他都通过秘密的情报加以掌握。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凡是他一插手,总要把一大批好同志,弄成“叛徒、特务”,他象患有顽固的职业病,把本来不是问题的问题,经他“肃反”的眼睛一看,就变成他的对象,随之而来的就是他那套逼供信的手段。对我们党的很多干部来说,一提到康生,便产生一种无法安定的恐怖感。
他的这五张画皮被在身上,就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起着不同的作用。这不仅对广大干部起作用,更重要的是许多党的领导人,也被他欺骗。长期以来,对他的问题得不到系统的清理,这是一个重要原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揭露了康生对党对人民的危害和罪恶,向全党展示出他是一个十分凶恶的敌人。从康生的历史资料中,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面教员。我们应当吸取什么样的教训呢?
第一,忘记“左”的危害,会亡党亡头。
康生是从“左”倾错误中发迹的。从三十年代起,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凡是由“左”倾思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的或大或小的危害,几乎都跟康生有着密切的联系。他的“左”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什么认识问题。他是利用“左”的错误,干伤天害理的大坏事,处心积虑地糟蹋党和人民的战士和功臣。他是以“革命”的名义或以党的名义,极力反对革命,反对党的。他是以折断党的脊梁为其主攻方向的。
不好说康生的“左”是来自小资产阶级,他是地地道道的地主阶级的承袭者。他把地主阶级的上馅下陷,倾轧欺诈的处世哲学,搬进了共产党内,披上了“革命”的外衣,口里念着极左的词句,手里拿着的剑却直接刺向党的要害。
我们党多次受到“左”的袭击。“左”给党带来的创伤是严重的,后果是惨痛的。但是,肃清它的影响,防止它的复发,确实是十分艰巨的。不能不承认,我们党内的成员、党的历史以及党的社会环境,对于“左”的滋生和发展易于助长,却不易于防止。所以,康生及其一伙常常利用这种条件。他们深知,只要点火,只要吹风,就会吹遍全国,就会搞得难于收拾。
“左”的影响和流毒,在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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