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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评传-第5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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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炸彭真、炸罗瑞卿。”
七月十四日，同陈伯达等一起去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宇报，并同师生谈话，
说他赞同“一切权力归文化革命委员会”的口号。
七月十七日，出席刘少奇同志在怀仁堂召开的会议。会上，康生极力反对刘少奇同志针对当时文化大革命情况所提出的一切措施。
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出席毛泽东同志召集的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会，主要研究撤销工作组问题。
七月二十二日，去北大看大字报。
七月二十三日，继续出席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会，主。要讨论起草一个撤销工作组的文件。是日会毕，康又去北大看大字报。
七月二十四日，去北京广播学院看大字报。在此说“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并煽动性地问：“你们掌权了没有？罢工作组的权你们怕不怕？有没有勇气？说你们是反党反社会主义黑帮你们怕不怕？”
七月二十五日，继续出席大区书记和中央文革成员会，主要讨论通过关于撤销工作组的文件。会毕，康生又跑到北大向全体师生提出三个问题：（1）
“六一八事件”是什么性质的？（2）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犯了什么性质的错误？（3）北大的文化大革命怎么搞法？依靠谁去搞？竭力引诱和煽动北大师生去翻“六一八事件”的案，去反对工作组。
七月二十六日，去北大，向全体师生作报告，明确宣布以张承先为首的
工作组五十天来犯了两个最大错误：（1）不让北大师生了解自己是北大文
化大革命的主人，不走群众路线；（2）没有帮助北大建立起各级文化革命委员会，一切由工作组包办代替。因而，“在路线上、思想上、组织上都犯了严重错误”。
七月二十七日，又一次去北大向全体师生作报告。此次报告明确宣布撤销张承先工作组组长之职。积极支持聂元梓等人起来篡夺北大领导权。
是日晚，率领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全体成员去北师大参加师生大会。会上，他说：“二月兵变”是“千真万确的”。他宣布撤掉孙友渔同志北师大工作组组长之职，并针对一些人要追林杰的后台问题叫嚷说：“林杰的后台是关锋，关锋的后台就是陈伯达和我。”
七月二十八日，再次去北大，并在此接见了十八所高校的来访者。接见中，又把反工作组的调门进一步升级，他说：“二个月的事实说明这个办法不能适应现在革命的要求，不能达到文化革命的目的”，因此，“中央认为所有的工作组应一律撤销”。
七月二十九日，同人大部分师生谈话，再次大谈“二月兵变”确有其事。
还对当时流行的戴高帽、挂牌子进行辩护，说“出于一时的义愤是完全可能发生的”。
八月一日，出席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式。
八月四日，在北大全校师生大会上发表讲话，吹捧聂元祥等七人大字报是“革命的大字报”，是“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文献”，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北京公社宣言”，是“党中央、毛主席领导下点起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火焰”。攻击北大工作组六月二十日写的《简报》是“镇压革命的文件，是一个反革命的文件”。说北大工作组“代表资产阶级镇压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际实行了白色恐怖”，因而犯了“右倾路线错误”，而不是“右倾思想错误”。此次会议还提出“一斗二批三改”，即“斗黑帮”、“批权威”、“搞教改”是文化大革命的“总纲领”，叫嚷要“彻底改造党团组织”。
八月六日，同江青一起参加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的关于对联《鬼见愁》的辩论会并发表长篇讲话。讲话中，全盘否定教育战线的成绩，说教育战线，“过去在彭真、陆定一黑帮的统治下，实行一套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在各类学校中，工、农、革干子弟“绝大多数受歧视、受迫害”。攻击共青团“象全民团”，“有严重错误”，应彻底改造，并要红卫兵成为改造共青团的“重要骨干”。
八月十日，在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华东组会议上发言，大讲毛泽东同志如何大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超过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八月十二日，出席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式，并被会、议递补为政治局正式委员。
八月十五日，指示中央党校公开揭发批判林枫同志。
八月十六日，同陈伯达、江青、姚文元等人一起，在北京工人体育场接见来京师生并发表讲话。他号召大家“牢牢记住”：“革命事业不能包办代替”，“要自己解放自己”。
八月十八巳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一次大会。席间，他给天津南开大学红卫兵写了一张纸条，让其调查刘少奇的所谓“被捕叛变”问题。
八月十九日，中央党校一些人给林枫等同志戴上高帽子在校内游斗。当晚，康生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表示支持，说：“戴高帽子没关系，轻得很”。还说：“林枫的问题并没有彻底揭露，没有彻底搞深搞透”，“他的问题不光是党校的问题，还有在东北反林彪的问题”。
八月二十日，打电活给中央党校，说他“完全支持革命同志的革命热情”，希望中央党校“把林枫等人的问题搞深搞透”。并说“戴高帽、挂牌子不算武斗”。
八月二十八日，去中央党校听取各派群众代表的意见席间谈了他对中央党校的两点看法：（1）“党校是长期抗拒毛泽东思想的顽固堡垒”；（2）“党校的盖子又大又厚又深”，“揭开林枫的盖子”，对党校来说“仅仅是初步的”。
八月三十日上午，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下午，第二次去中央党校听取各派群众代表的意见。
八月三十一日，在人大会堂接见中央党校“八一五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并讲话。说林枫早在东北时就同彭真结成死党，因而，这次揭林枫遇到了“彭真这个大盖子”，遇到了“中组部、中监委和其他一些力量的阻止”。
还说林枫比杨献珍“更狡猾、更阴毒。更厉害”。是日下午，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二次大会。
九月四日，收到中央党校“造反派”头头的信。信上说：“党校的问题同刘少奇的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有关系”。康生对此极表赞同与支持。
九月八日，在人大会堂接见山大等来京同学，介绍北京“文化大革命的经过和经验”，继续煽动反工作组。
九月十日，接见谭厚兰，让其去山东砸曲卑。说：到那里“凡是应该砸的都可以砸”。
九月十五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三次大会，并为大会主持人。
九月二十一日，出席中央党校文革会。会上，康生讲述了一九六四年批“合二而一”的经过，说他是最早发现“合二而一”“有问题”的人。
十月一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四次大会。
十月六日，出席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集的首都三司发起的全国在京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的誓师大会”。会间，与北航“红旗”
代表座谈，赞扬他们写的《两条路线斗争》“写得好”。
十月八日至二十八日，出席中央工作会议。会上对刘、邓的所谓“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了“彻底揭发和批判”。
十月中旬，中央党校的“造反派”头头在康生的暗示下，领先对刘、邓的所谓“反动路线”进行了公开的揭露和批判。康对此大加赞扬，说这样才算“掌握住了真正的大方向”。
十月十八日，出席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五次大会。十月十九日，同中央党校一些人谈什么是政治表现。他说，所谓政治表现“主要是在阶级斗争中的表现”，在当前来说“就是坚决不坚决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十月二十四日，出席中央工作会议的组长汇报会。其间，康插话说：“，＼大政治报告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同志当即说：“报告我们看了，是大会通过的，不能单叫他们两个负责”。
十月二十七日，率领中共代表团去参加阿劳五大。
十月二十八日，拜会阿劳中央。拜会时，康表白他这个人一向有点“激进”！
十一月二日，在阿劳五大上致词。十一月九日，同阿劳中央会谈。
十一月十日至十三日在阿尔巴尼亚参观访问。此间，他首次提出赞成还是反对中国文化大革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修正主义者的分界线”的观点。
十一月十五日，回国途中在乌鲁木齐接见新疆大学“革命造反团”、“星火燎原战斗团”、“东方红战斗兵团”，并发表长篇讲话。极力宣扬赞成不赞成毛泽东思想、赞成不赞成文化大革命，在今天已经成为“区分马列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分水岭”。说毛泽东同志对马列主义的“伟大贡献”主要表现在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时，不是象列宁那样仅仅从经济上看，而且还“从思想范畴上看，从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方面看，从政治范畴看”。
十一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六日，出席并主持毛泽东同志接见红卫兵的第八次大会。
十一月二十七日，同一兄弟党代表团会谈。
十二月二日，就《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问题写信给毛泽东同志，说此前言“已经中央文革小组讨论修改过，准备在《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公开发表”。
十二月三日至五日，出席林彪主持召开的工交座谈会情况汇报会。会上，康生作了中心“批判”发言。他说：工矿企业中的修正主义的东西并“不比学校少”，因为在这里所有制虽然由私有制变为公有制，但在流通、分配等方面“基本未改”，“仍是资产阶级法权占统治地位”，“还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工厂”。因此，“工厂文化大革命，在整个意义上讲，比学校更重要”，“因为它是基础”，“如果基础变修了，整个社会就变了”。
十二月十四日，同陈伯达、江青等一起，召集一司、三司、北航“红旗”、矿院“东方红”等进行座谈。座谈中，康生多次插话说：李洪山到处贴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江青、陈伯达等大标语、大字报，说明他是“反革命的小头目”，对他必须“严厉镇压”，“对反革命分子实行严厉镇压就是最大的民主”。还说。“对中央文革的态度是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正是由于康生的这个讲话，北京林学院发起了有四万人参加的“批判斗争李洪山之流反革命活动大会”，接着又将李逮捕入狱。
十二月十七日，同一兄弟党总书记谈话，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承认在社会主义社会有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只有中国和阿尔巴尼亚“。还说列宁所讲的”今后的东方，革命无疑地会比俄国革命带有更多的特色“一句话，”实
际上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讲的世界的农村包围世界的城市“之意。
十二月二十一日，在中联部的一份《学习简报》上逐段加批。
十二月二十三日，同陈伯达、江青等一起接见红卫兵并讲话。康生说；明年“是两条路线斗争在全国普遍开展的一年，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的一年”，但要最后胜利还要看“明年的大决战”。
十二月二十七日，接见中央专案人员。说：“两条路线的实质或关键”，“不只是指六六年六月初七月底的五十夭的路线错误，也不是只指六四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而是指贯穿解放前后的整个党的历史的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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