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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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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了北宋之后，女真人建立的金朝（一一一五～一二三四）有大约四千五百万人口，其中女真人仅约六百万，辽的遗民大约占四百万，所以金朝必须统治大约三千五百万的汉族子民。为此，金朝首先藉助于汉化的契丹人和辽朝留下来的汉人官吏。另外，也从宋的政府官员中拔擢人才任用。但是金朝皇帝不久就发现，必须巩固中央势力以对抗女真各部的领袖竞争，因为这些北方来的贵族武将有意掌控他们征服的土地。为了自保，金朝皇帝便依儒家政府的模式建立起朝廷官僚系统，既然必须以学养丰富的人为大臣人选，金朝皇帝于十二世纪晚期设置了女真文学校，翻译儒家典籍为女真文，确立了女真人的考试制度。不过，任用的新人以汉人为主，一一八五年以后的二十五年中，扩大的汉人科考制至少录取了五千名京师举子。彼得·波尔指出，儒家文化的传布也是重要的事实，有「数以万计的人接受了科考教育」。
然而，说金朝皇帝要追求的是「汉化」，并不恰当。他们并不想要「变成汉人」，而是要展现皇帝主张文治的角色。这样的角色具有超乎族裔性的价值，凭此可以使汉族百姓和入侵的游牧者在统一帝国之内和平共荣。换句话说，中国本来的文化主义（儒家所持的思想行为方式）被异族的统治者提倡了。统治者维持其族裔本色，同时在中国和内亚细亚以皇帝的身分运转。金人便是这样发展成多族裔帝国的理论基础，再由其后裔的满清将它发挥到极致。
金朝皇帝为表示其国朝为「正统」，采纳了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刻意执行皇帝应行的祭拜仪礼。据陈学霖（Hoklam Chan，1984）指出，其中首要的是商代特别注重的祖先社稷祭拜。这些仪式可维护周代主张的天命之说，以及孟子提出而由儒家学者发扬光大的智者君主行仁政的教条。汉初以五行交替为中心理论的相关性宇宙观，也传到了后代。这套假定自然现象与人为事件有相关性的理论，强调归属五行、颜色等等的重要性，因为一朝地位可由此而合法化。例如，汉武帝便选中土德，尚黄色，以五为吉数等等。以后的朝代，不分大小，也都按五行交替之理来确定自己的正统地位。如唐朝也选土德以表示继汉的正统，宋朝则崇火德，尚红色。金朝因此以土德承宋之后。
金朝于一一五三年将国都自哈尔滨迁至北京，再于一一六一年迁至北宋旧都开封。金朝诸帝有的暴虐无比，以审问大臣后杖笞为常例，与中国一向免除读书人——尤其是有官职者——体罚的传统背道而驰。也有的皇帝斩杀数以百计的宗室、臣子、武官，以免受政敌威胁。
但是，金末的世宗却是一位模范的儒家仁孝之君。他在位的期间，金国的汉人儒士曾发起文化复兴之风，以维护先代传承的仁治文化。有儒家思想的女真皇帝和朝中为官的汉族读书人都认定，非汉族的王朝确实可以维持「中国的」（即中国和内亚细亚的）文化传统。总之，金朝正史在元代写成之时，其正统地位便得到确立了。
南宋理学的出现又为朝代的正统性定了更宽的评判尺度。征战胜绩、政府推行的敬祖膜拜及其仪式表征、学术理论、威吓的控制手段、相互监视、民众（或社会菁英）的拥护等等，在中国或西亚或欧洲一样都是取得合法地位的重要因素。但是多亏儒家学问的传播，中国的评判尺度比别处的统一而具同构型。宋代理学家强调其宇宙观和价值观是放诸世界皆准的，这给了异族侵略者很大方便。因此，从政治理论的层面来看，如果非接受不可的话，中国已经有了接受内亚细亚外族统治的准备了。
分析到最后，异族统治中国的合法性还包含一个事实——这是避免不了的，因此必须将它作一番合理解释。韩国观察者后来发现，在满族统治下的中国内，读书人可以厌恶清朝统治，却不会留下表示厌恶的记录。这种内心愤恨，外表接受的态度，与古今大多数受专制压迫者的态度相似。这种态度需要表现自制力和某种程度的虚伪——假装的顺从。表面上承认，内心却否认统治势力的正当性。抱持这种态度会使大多数人看来正如统治者指称的那样——对政治漠不关心。
若往前看，我们可能假设，征服中国的辽、金、元三朝形成内亚细亚军事势力侵入中国的一个相关连续状态，虽然有间断，却必须视为单一的过程。辽持续得最久，但只占据了华北的北边地带。元占领整个中国，但朝代最短。因此，只有金占到了对全局有重要意义的地位，学会了外族入侵者怎样借着吸收灭亡的北宋留下的现成汉人，得以统治华北的中国心脏地带。与蒙古人灭中国的气势相比，金的统治相对有些受忽视了。 蒙古帝国内的中国
蒙古征服是十九世纪中国经历西方帝国主义的前驱，两次都是相冲突的外来影响使中国遭受文化震撼。这也就是说，吾人审视元朝（一二七九～一三六八）的时候，必须视之为酝酿明清两代（一三六八～一六四四～一九一二）出现的重要现象的时期。
第一步骤必须看清蒙古人缔造大帝国的惊人成就。蒙古人的战争机器乃是纵横欧亚大陆的铁骑军武力的极致发挥。成吉思汗于一二○六年统一各部并且发兵四处征伐之后，儿孙辈分别在波斯、俄罗斯南部、中亚、中国统治四个汗国（见表3）。做为征服者，蒙古人凶狠的破坏力换来恶劣的名声，尤其为好讲道德的儒士所不齿。举一个例子，蒙古人首度侵入华北的金朝就把九十多个城镇烧得只剩瓦砾。★表3★
蒙古灭金是在一二三四年，灭宋是在一二七九年，只迟了四十五年。在这四十多年间，他们统治着已经有过受外族统治经验的华北心脏地带，也弄懂了可以马背上取天下，却不可马背上治天下的道理。这和十九世纪的欧洲帝国主义者的情形差不多，他们发现刺刀不是戴着好看的。
后来，成思吉汗最有才干的孙子忽必烈——一二六○至一二九四年间为蒙古大汗——以北京为都（见地图15），建国号元，从一二七一年开始统治中国，采用的是汉制。然而，他不时要为政治纷争及夺权对手而分神，又要以伊斯兰信仰保卫者的姿态迎合教民；为了信奉西藏喇嘛教的蒙古百姓，他还必须是信佛教的万民之主。宗教信仰的多样反映了元朝社会的富于国际性与多族群性，当时甚至中亚传来的景教也有皇室成员为其信徒。
在自己的国家里沦为异族顺民的屈辱，必然使元代以及后世的汉人产生愤慨。然而元代中国人生活的实际状况，如约翰·蓝洛依斯（John Langlois，1981）所说，是复杂的，需要给予至今尚未有人做过的详细再评估。首先，尚武精神方面无疑是受蒙古人影响的。中国古典的理想是，每个农民都应该是潜在的、有自卫能力的军人。自秦至唐的各代，军队都是招募百姓组成的。秦汉的制度规定，身体健全的男子，一律要服两年徭役。隋朝和唐初用的是府兵制，令某些家庭提供服役的壮丁，并自备装备给养，有男丁服役的家庭可以免税赋。唐初约有六三三个府兵单位，每府约有一千名兵员，府兵多设于西北地区和京畿一带。公元七四九年府兵制废除，以后的唐宋就以雇来的佣兵集合成军，这些人的品行使军队的声誉大坏。
反观内亚细亚的部族，生长环境培养每个人成为骑射好手，经过征战后很容易就变成了一支专业的世袭武力。凡农皆兵只是个理想，凡猎皆兵却很容易变成事实。女真人以每三百户为基本单位供应百名军士。成吉思汗在一二○六年间，设有九十五个千户的军事组织单元，每千户都包含供应给养的家庭和派给的放牧草场。蒙古人是征服并统治中国全境的第一个内亚细亚民族，也正是在军事上给中国影响最多的一族。萧启庆（Ch'iCh'ing Hsiao，1978）曾指出，蒙古征服者「一直极为关注权力，倾向于从军事观点思考」，给了中国新的军队组织，「将大部蒙古人纳入其中」。
占领了中国之后，戍守的蒙古军队都分得了华北地区的人口已经减少的土地，必须靠自己或奴隶的耕作换取生计。家传的战斗能力不久就退化了。蒙古大臣自成一个不掺外族的自家相传的领薪俸的贵族集团，即是武官们居优势的一派。但大体上，中国的蒙古军人变穷了。他们有的娶了汉族女子，许多人丧失了地产，甚而迫得卖让妻儿，有的人因为逃债而沦为游民。在太平时代做世袭的军人竟成了大不幸。
历史学者辩论的一个问题是，蒙古统治影响中国传统儒家式政府更趋于专制了吗？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是影响并不全然来自蒙古人。也许更肯定的因素将是后来的明太祖。蒙古人被汉人鄙视——汉人常说站在蒙古人的下风处，就闻得到其膻腥味，元朝的统治不满一百年，比女真人在华北的统治期还短。除了在长城一带，蒙古人无法在土地上生根。但这并不表示其作风未经被汉人模仿。
统治中国的时候，蒙古人面临的第一个困难就是文化的问题。在外蒙古是纯粹游牧者的他们，早先就和中国接触不多。蒙古人的语言、衣着、习俗、背景都和南宋人大不相同，双方的文化鸿沟难以跨越。由于蒙古人多不识字，人数又少，政府中就任用了许多西域人（如维吾尔突厥人、阿拉伯人，甚至有马可波罗等欧洲人）和金朝遗留下来的汉化女真人，南宋人则因为忠诚度不可靠而遭到冷落，南宋人则以不做官为回应。劳延瑄（YanShuan Lao，见Langlois，1981）曾举例指出，考中进士的南宋人愿入书院教书，却不肯任官学教席，而官学教师是有官阶的，虽然是最低一阶。
总的看来，文化隔阂导致政府管制较松。元朝的刑罚显然不及宋朝的严峻，税赋上也较少有不合常规的苛捐杂税。忽必烈对于喇嘛教、道教，以及正统儒家学术都给以保护之外，也不曾查禁书籍文物。蒙古王公们可以在各自的封地上安逸生活，或是互有纷争。蒙古人能戍守要冲，在政府行政、地方治安监督、文学戏剧检查、提供知识界文化界领导力量等方面，却无力可施。
赫伯特·法兰克（Herbert Franke，见Schram，1987）将辽、金、元三朝作比较，认为其行政之放松几近殖民政府的性质，原因在于汉人和三民族习俗像水和油一样地难以混融。所以，在三朝多民族、多种语言的政府中，各族仍是按自己的——契丹的、女真的、蒙古的——脚本演出。中国人仍旧预期权威阶层以世袭的方式传承，入侵者却是按有些民主意味——至少是各部宗王联合开会——的选举方式决定继位者。对中国人而言，法律是一贯的而且具普遍性的，游牧民族却是因人而异的——以其人所属部落的惯行法则处置其人。这样的差异性致使中央集权不能彻底，也不易形成强大稳固的专制权威。
由于科举制度迟至一三一五年才恢复，行政官员的空缺就以增用衙役的方式填补。有不少汉人便是利用这个管道谋得公职。但是衙役欠缺儒家知识熏陶，又没有蒙古人监督，助长了普遍的腐败。为了保持在地方上的势力，蒙古人增设了一层地方官吏。在枢纽性的地方，朝廷安排全权的蒙古官员——也有些是汉人——总理军事民政，即「大断事官」（札鲁忽赤），这些人都是皇帝直接任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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