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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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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那种和美国中西部相差无几的大陆性冬季，把宜于作物生长的季节压低为六个月左右。在中国最南方，作物可终年生长，稻米一年收成两次，多者三次。正因此故，大多数的中国人居于肥沃的华南稻米区。需要较多供水与劳力的稻米耕作，一直到近代，都可收成相当于栽种小麦两倍的粮食。
不论南北，都要以人们不懈的努力来补充天然资源，粪肥工业即是一项颇不寻常的人力事工。若是不把人的排泄物回归给土地，或是不用等量的化学肥料，中国任何一个地区都无法生产足以供养现有人口所需的粮食。每个都市核心都供应粪肥给周围的商品蔬菜园圃；从空中鸟瞰，只见中国的城市被环绕在一条浓密的绿色作物带之中，绿带往外缘渐渐淡去。
早期旅行到此的人，因中国的方言繁多及省份面积大小不同而以之与欧洲比拟（见地图4）。例如，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北、湖南，以及下游长江三角洲这四处，每个地区的面积都与德国相似，各地人口也都比德国多。中国的主要省份多有大不相同的方言、烹调，以及谈也谈不完的社会文化习俗。但是，省份基本上只是为便于治理而作的政治性划分。新有的一个方法是，将中国按经济地理区域划分，以便于析解。
过去二十五年间，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因为研究中国市场营销与都市化，将中国划为几个大区域（macroregions），每一区域以一个河川流域盆地为中心（见地图5）。各区均有在水道上的人口稠密的生产核心带，以及在山地或干燥地形上的人口较稀生产力也较低的外缘区。核心地带在有关人的事务活动上当然较为强势，而外缘区就得适应附属与边缘的角色了。举例说，外缘区里的森林滥伐、耕地、土壤冲蚀，都可能给核心带来有用的冲积层，致使两者之间土地肥沃的差别扩大。
这些按分析角度划成的大区域确切界限和相互关系，将可再作改进。这些界限和关系对历史学者很有用，因为其所反映的经济，事实比政治省份反映的更正确。其实，省界的划定不是要增强经济因子的力量，而是予以制衡。所以，肥沃的长江三角洲被分割到浙江、江苏、安徽三个省份之内，以免这个经济力卓越的地区整个归入一个省治，使该省富可敌国。
施坚雅划的大区域以水道为中心，水道即是其贸易运输的路径。位于海上贸易与内陆水运商业交会处的广州、上海、武汉，以至于天津，都于较晚近成为重要都市。但是，一直到最近，中国的对外贸易总是达不到外商的高期望。中国自北到南跨越了从加拿大到古巴的纬度，大体上却只维持自给自足。我们往往忘记，位于长江口的上海也在纽奥良市和苏伊士运河的温带纬度上，珠江上的广州却越过南回归线，和哈瓦那与加尔各答的纬度相同。
中国这个次大陆虽然庞大而多样，却不同于欧洲而始终只是单一的政治单元体。因为中国被一种生活方式与政治体制所维系，这种方式和体制的根源比欧美的要深，可回溯的未中断的历史背景也比欧美的长久。
人类与大自然
不论那一种民族的、文化习性的文明特质，到了中国，就被明显中国式的生活方式吸收、滋养、制约，并且受限于中国土地与土地的使用形态。举一个例子，自新石器时代（一万二千年前）到现今，华北的人们就在西北面积约三十万平方公哩细质黄色的风成土地上掘穴而居，有的深达将近五十公尺（见地图3）。黄土的垂直劈裂特性正适于掘穴。现在仍有数十万人以掘入黄土崖壁上的洞穴为家；这种穴屋冬暖夏凉，只在地震发生时会有危险。
遇到有森林的地方，中国人也和其它的早期民族以及拓荒时期的美国人一样，把树木都砍掉。随之发生的土壤冲蚀，千百年来改变了表面地形。冲蚀也是至今仍存在的大问题。黄河的风成黄土沉积，在山西省与大海之间形成一个宽广的冲积平原，沉积的情形仍持续中。最能使人领会人类在面对大自然时多么无用的，莫过于眼看着黄河那涡动的咖啡色洪流大举而下，拍着土堤，掀起六、七公尺高，冲过距海三百多公里的拥挤平原；同时心里明白，这黄褐的巨流正不断冲刷淤泥，要把河床积得比周围原野还要高，直到人类的疏忽或神祇旨意让它冲破堤岸，把平原淹没。
森林滥伐、土地冲蚀、洪水泛滥都是人力防洪治水的时候遇过的问题。中共近年来的措施即是，在黄河流域造林以及筑堤拦阻支流。过往朝代的中国君主，每逢泛滥期都得全力迎战华北平原的泛流。至于在史前时期，平原被淹没的问题倒不大，难的是要在平原最初的沼泽状态中进行开垦。为了排水、防洪、灌溉，各种控制水的技术都发展出来。一代代投注在这片土地上的人力使它成为现有的模样，有堤堰卫护，有运河穿越，有足迹踩出来的路，有溪流井水灌溉，偶或有旧坟地在一丛丛树中。这些都从前世传给了后代子孙。
近代中国承继来的土地几乎全部用于生产供人消耗的粮食。严格而论的固有中国领土（不包括蒙、满、藏、回疆）负担不起饲养牛羊为粮食的生活（见下节），能使用的土地十分之九耕种作物，只有大约百分之二供放牧牲口。美国已使用土地却仅有十分之四供栽种作物，几近一半做了放牧草场。
密集农业隐含的社会意义，可以极明显地在稻米经济上看出来，而稻米经济正是长江流域及华南各地生活的主干。稻子播种长成秧苗的第一个月通常都留在秧圃里，这期间干的田里栽种副作物。作物收成后，稻田灌水、施肥、犁土（以人力锄或借助于水牛），以备插秧。至今插秧仍大半靠人的双手来完成，一列列的插秧者必须弯着腰，一步步向后退着踩过每一畦湿泥深及脚踝的水田。这种世界上最劳累筋骨的工作，全中国的水田里都得做。等除过草，稻子长成，田里的水排出，就该收割了。收割也大多是靠人力。在具有无限量供水和人力的条件下，同样一块土地改作任何其它用途，大概都不可能换回比种水稻还多的收获量。按此情况看来，土地的经济价值高于人力。也可以说，好力气有的是，好土地却不然。中国农人欠缺可从事大规模农耕的土地和资本，只得专注于密集、高收成、手操作的农艺，而不理会大范围机械化的农业了。
在小片农地上使用大量人力和肥料，也引来一些间接的社会影响，因为稠密人口和土地密集使用成为相互依存的现象，彼此都需赖对方而存在。稠密的人口是密集使用土地的动机，也是密集使用土地的手段。这种经济形态一旦确立，就会具有惯性动力而一直持续下去。大伙人辛苦劳动变成公认的定规，为节省劳力而改革发明只是例外。早期曾有推动现代改革的人想引入机械，总是遭到人力既得利益的阻挠，因为从短期看，机械似乎是要与人的手和背脊竞争。也因此故，铁路曾被指为剥夺赶车夫和脚夫的生计。节省劳力的发明根本是吃力不讨好。
人口与土地这种不利的均衡还有另一层含意。人口增加的压力迫使许多农人后来改种有商业价值的作物（如长江三角洲的棉花），这使得土地的报酬率增加了，但每人每天报酬率并没有变，这乃是求生存的策略，黄宗智（Philip Huang，1990，1991）称之为「复旧」（involution），许可相当程度的商业化出现，但不至于走向近代资本主义发展，也不让中国农人摆脱仅堪糊口的生活。
中国人的生态——适应有形的环境，从许多方面影响到文化。大冲积平原上的生活从来都是艰苦的，「好坏皆由天」是古来的俗谚，耐苦的中国农民听任天候的摆布，阳光雨水都靠老天施予，而且不得不对干旱、洪水、瘟疫、饥馑等自然灾害逆来顺受。这与欧洲人的遭遇呈明显对比，欧洲地形多姿多彩，西欧这边的人，不论是在地中海畔或内陆地方，都没有供水不足之虞。在农耕之外，愿意的话，还可从事狩猎或捕鱼。海运商业自古就是西方经济中一个要角，为商业目的而做的探险发明，成为西方人克服大自然之战的一部分。
东西方的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之不同，一向是这两种文化间的一个明显对比。西方文明中的人是一切的中心，自然界的其它事物不是中立的背景，就是与人对立的。因此，西方的宗教给神赋予人形人性，早期西方绘画也是以人为宇宙中心的。若要说明东西方的差距有多大，只需比较一下基督教与佛教之中的冷静客观性，或是比较一下宋代山水画与意大利文艺复兴前的画作，宋画中的渺小人形与山崖河流相形见绌，后者之中的自然景物则是画完人物才想到要添上的东西。
由于生活与家人和邻居的关系密切牵扯，中国人习惯了团体重于个人的集体生活方式。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经验自最初务农的先祖时代起至最近前不久几乎没什么不同。带来改变的是航海者、拓荒者、都市创业者等等近代的个人主义者。自己一个人的房间——较高生活水平的表征，在西半球得来也比在拥挤的东方容易些。故此，中国研究方面有一个概括之论：个人不但融入大自然，而且被社会集体所同化。
如今，中国社会集体与其周遭美丽大自然之间的平衡已经被现代化破坏了。化学药品与工业排放物污染了水，以未冲刷的烟煤为燃料也污染了空气。以年轻人占大多数且寿命逐渐延长的人口在成长中，一、二十年之内不会减下来。在此同时，森林砍伐与水土流失，加上道路、住宅、设施的兴建，正在渐渐摧毁可耕土地。全世界最大而人口最密的国家正步向一个非赖极大集体努力不足以挽救的生态梦魇。
村子：家族世系
了解今日中国的一个基本方法是从人类学上着手。人类学注视的村庄及家庭环境，现代中国才刚开始挣脱。即便到了今天，中国人仍是大多数务农，多半在村子里生活，住在以土砖和竹枝或刷粉篱笆墙、石头造的房舍里，里面的地板是土或石子的，窗户糊纸而少用玻璃。些微的收入通常有一半耗在粮食上，宽敞的居处乃是一种奢侈。一般农家每三人共享一个划成四部分的小房间，有时候，一家两、三代不分性别同睡一张砖炕，华北的炕多是从邻近的炉灶通管于过来烧暖。人们很少吃得到肉。绝大多数的事务是以人力代机器做的。
物质生活水平较高的欧美人感到惊讶的是，中国农民在这样恶劣的民生条件下还能够保持十分文明的生活态度。道理其实在于中国的社会制度，每一家庭的各个分子在这些制度下，按照根深蒂固的行为模式，渡过人可能遭遇的各种世事变化。以世上的社会现象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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