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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应中央岁入，却又不受中央部里的指挥。
清政府在行政与财务管理上的能力不济，根源于中国的习俗、政治价值观、社会结构。清朝政府长久以来不务实际、被动，甚而像寄生虫一般，要现代化已不可能。

武昌革命与袁世凯称帝

在工业成长与汉人民族主义渐兴的新时代里，满清中央势力要压制各省，终于导致一九一一年四川省的保路风潮。投资兴建境内铁路的地方士绅打定主意，不让中央靠借外资收购路权占得便宜。朝廷派军镇压，引起激烈反弹。同年十月十日（双十日），武昌起义，导引大多数省分响应，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而独立。同盟会（一九〇五年由孙中山领导成立于东京）的革命者便于一九一二年元旦在南京建立中华民国，由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
当时大家一致同意中国必须有代表各省民意的国会，必须团结统一才能防止外国干预，而有改革思想的袁世凯——李鸿章的接棒人兼培训新军的大将——正是有能力领导政府的人。经过一连串折冲妥协，中国避免了长期内战和农民变乱，也避免了外国干预。清帝逊位，孙博士辞了职，袁世凯便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就任总统。

一九一一年活跃于革命运动中的各种力量中，最强劲的即是率领各省“新军”的提督，以及担任各省咨议局议员的革新派都市菁英。两者是宣布独立的各省之内的领导力量。率军的提督大致都是平定太平天国的地方团练的第三代产物，咨议局议员们则是上一代承担地方公共事务士绅的衍生。立宪原本是人人在喊的口号，但是，慈禧太后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逝世（只比主张维新的光绪皇帝晚一天——多么离奇的巧合）后，掌政的满族亲王目光短浅，只顾私利，阻挠了君主立宪。慈禧的用意显而易见，她宁可让三岁幼童当皇帝也不愿让主张维新的成年人继位。
民国以些许自由主义的特色展开其历史新页。新闻不受管制，有选举出来的议会代表县、道、省内的地方菁英，有大多数为新组国民党人士组成的国会。不幸，中国的君主政体尚未拔除干净，却又没有其它适当的体制能够替代。
袁世凯与古时的开国君主类似，是个武人——以后又被冠以“军阀之父”的称号。他是资深的清朝大臣，熟悉前朝的整套法律、行政、财务、军事业务，晓得如何利用规章以及武力与赏罚操纵百姓，恩威并施而令百姓就范。国会里八百名议员争执不和的提议与派系分裂，令袁世凯感到不顺他的意，一如三百年前明朝的万历皇帝一样，听不进大臣的说教。权威必须只有一个来源，因此袁世凯认定，唯有重新巩固独裁权，他才有希望统治中国。他的第一步就是除掉新革命派领袖宋教仁。宋教仁以同盟会与其它较小团体联合而组成国民党，这个党在一九一三年大约四千万合格选民完成的大选中获胜，宋教仁因而成为国会领袖。一九一三年三月，袁令人刺杀了宋，进而恐吓国会，将国会废止。
新设的省、府、县级议会仍然扬言要创组不受中央控制的多元半代议政体。一九一四年间的县议会是由二十名士绅组成，通常配合县长行使职权，以下还有乡里民大会。袁世凯于一九一四年把这些议会组织全部废止，接着又下令县长指派一名副首长来主管县内自治。换句话说，地方菁英丧失了议会，县长再度总揽全权。然而，要求组议会的呼声不断，至一九二〇年代东山再起，不过县长已设有行政局，因此仍旧掌控政策与财务。基思·修帕（R．Keith　Schoppa，1982）研究一九二〇年代浙江政治发展时发现，逐步现代化的士绅菁英在核心地区可以发挥在公共事务上带头领导的作用，到了周边地区，却仍是正规官吏和旧式的乡绅阶级主持一切。
清朝的中央集权体制已经支离破碎了。厄尼斯特·杨恩（Ernest　Young，1977）指出，袁世凯想要现代化，但欠缺省里供输给中央政府的税收，所以动弹不得。他的改革政策（从清末的新政搬过来的）因此经常只是纸上作业，并未付诸实施。许多人主张的司法独立（此一举有助于废除治外法
权），导致北京现行最高法院以及省、道、县级法院之设立。但不久县级地方法院就因为要节支而废止了，司法仍由县长主理。狱政方面也有改革。至于教育方面，袁世凯赞成全国一律实施四年义务教育，另外以特别的预备学校培养有志于更高学业的人才。经济发展亦在拟划中。
然而，这许多的进步改革计划，因为凡事都要由中央颁布中央管制的观念不改，全都实行不利。省政府不得自行建设制度机构，以免中央权力一旦被削弱就无法挽回。袁世凯心中所想的不是“信任人民”，甚至连“信任有才学之士”也不可，而是“只信任中央集权”。简而言之，袁世凯的行事录上并没有“民主政体”这一项。一九一五年间，他试图复辟称帝，却于一九一六年间事未成便身先亡了。
名义上由孙中山领导的青年革命派，几次想引起改革都未成功，在政务治理上没有经验，统治阶级之中也没有多少追随他们的人。因为一九一一——一二年间的各省军事提督和咨议局议员手中握的大权是从士大夫阶级继承来的，他们自然不喜欢长期动乱，因为这样会激起农民暴力。他们宁愿安定。
艾士里克（1976）归纳的结论是，皇帝专制“不但限制了中国人民的政治自由和主动精神，而且也防止地方士绅太过欺压其它百姓”。各省的士绅菁英推动了一九一一年的革命，除掉了帝力对他们的权力施加的抑制。之后，他们重返当初赞成安定的立场，因此也就把“左右一九一三年大局的支持
力”——此乃艾士里克语——给了袁世凯称帝独裁之谋。
如此一来，保守主义面对任何社会革命运动时都是所向无敌的。以新扩充的三军为其势力依据的各省提督，只能变成雄据一个地区的武人，或军阀。保守的士大夫阶级无力重振理学信心，不能再用名教来动员新兴的都市各阶层支持中国民族主义了。相反的，地方士绅已经冲出了士大夫阶级的框架，大家族用各式各样手段来维护他们在地方上的优势。最近的研究以详尽数据显示，可帮助达到此目标的工具包括商贸业、丝织与制盐业、军阀势力、集合财产、文化上全面的主导权。不过这些新兴的地方士绅优势并没有一套新的中心思想。这是新的领导力以新观念从头开始的时候了。

第三卷

中华民国（一九一二——一九四九）

这是一个明显双焦距的时期。从文化焦点上看见的是，外来商品、外来思想、外来行事方式空前大量流入，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涵盖的都要广远。在各个国家特有的影响之外，还有现代新风格的影响。一切事物都在变。可是，从社会政治的焦点上看，却有朝代交替空位期才有的好几种特征。袁世凯复辟失败后的十年中，军阀势力在乡下扰动，各通商口岸市内则是外国人在扮演主要的经济行政角色。这种情势激发了民族主义者反对外国帝国主义的革命运动，同时，动员全国农民的一项社会变乱也有了粗略的开始。
列强之中，英美两国——两个新教（Protestant）传教团的主力国——依其盎格鲁撒克逊作风而比较赞成改革，认为改革比革命较有建设性。两国为改革提供的助力，大多来自私人的非官方管道，数量既小，来得又迟。相对的则有苏俄借着同时援助国民党和共产党而支持的激烈社会革命。此外，日本自本世纪初就对中国发出的文化与经济支配力，失控而变成了军事侵略，亦步亦趋地跟着一九三一至一九四五年的中国历史进行。日本的侵略行为——后来并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已陷在苦境里的中国人的折磨伤害是无法衡量的。
一九一六至一九二七年的军阀时代中，中央政府权威低落，这也是此时期在文化、社会、经济方面反而颇有表现的原因之一　　。一九二七年以后，中国恢复官僚体系的控制，相形之下，以前显然比较能开放自由发展。这种对照将突显中国政党独裁时期持续存在的两大主题。其一是专制中央集权论（authoritarian　statism），即政府权威至上的观念，基本上即是效忠专制的中央权威，认为政治统一重于一切。另一个是社会民间的成长，包含文化方面的创作与社会改进。中国在适应近代世界的时候，未受中国官僚直接控制而自主独立发展，便是第二个主题的实例。不过这些发展并不能保证促进统一的中央政权。

第十三章

追寻中国的文明社会

中国自由主义的范围

文明社会（civil　society）可以定义为：从市镇脱离封建制度而兴起的时候，就开始在西欧渐渐形成的一种民主制度社会。那是一种多元化社会，其特征包括：教会独立于政府之外，宗教和政治是分离的，有至高无上的法律保障人们的公民自由（Civil　liberties，近年来已扩大为人权）。文明社会只能就程度差异而论，很难用简明的一句话说清楚，它含在一个国家的政务社会体制之内，却有适度的自主与自由。它不存在于伊斯兰教国度或近代的法西斯、纳粹主义、共产主义等极权政体之中，也不见于本书第一卷所叙述的中国历朝帝国。
但是，晚期帝制中国的一些新趋势开始创出制度、功能、个人职业——整个是社会的另一个层面，都未受到清朝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在外国人看来，改变趋势在开放的通商口岸中最为明显。然而其中的驱策力不见得来自外在世界，可能出自中国自身内部的成分更多，尤其是出自士大夫阶级在小区公众事务方面逐渐增长的活动。一九一一年以后，传统的非官方高层人士积极活动之外，又要加上几个近代要素：中国新闻业、教育、商业的成长。知识扩张与劳力分工本来就内涵着文明社会，因为这两种情势都使专精者有资格在自己专长的领域内自主活动。然而，诸如此类的自主活动，始终带有危害中国人的国家政府统一及秩序的意味，而中国的统治者认为，自己所仰仗的即是政府对人民生活无所不在的监督。如何使个人自主或自由主义（iberalism）与政府施加的统一和秩序平衡，是放眼世界皆可见的社会问题。但中国的这个问题却异常尖锐而顽强。举一个实证，法律至上未落实之前难以达成国会治理，因此无法采取行政立法分权制。国会尽管召开，发言尽管激烈，其立法功能甚小，不过是为了象征行政体系的合法性。
按中国人的思维，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更大的团体之中是应受严格限制的。中国的个人从属于团体，中国的法律也不如道德观念的支配力大。中国思想里也有和西方文明社会观念类似的重要观念，不过是受限制规定的。例如，个人的自我表达和财产权——两者都是维多利亚时期自由主义不可或缺的权利，到了中国却必须获得官方允准才得享有。
此类限制在晚清思想中便是显而易见的。虽然理学的信仰体系迫于外来的“异体物质”（即近代化）和新知识有实际功用，不得不予以接受，但只限于当作治国的工具。要清朝的末代人士完全背弃理学思想是不可能的。有许多人试图从西学模式中找出重新肯定中国旧价值观的法则，是可想而知的。
日本维新者面对近代化的时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