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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7月18日、　10月28日、　11月21和22日的《人民日报》以及欣顿：《百日战争》，第
20—　40、139、171—178页。红卫兵的变化及地方上的详细情况见罗森：《红卫兵的派性》
第一　部分；斯坦利罗森：《下乡青年在中国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广州实例》；李：《中
国文化　大革命的政治》，第78—84、306—308页。　　
①　例如，《毛主席教育语录》（东方红公社，1967年7月）；以及“毛主席论教育革命”，
译文　在《当代背景材料》第888期（1969年8月22日）。　　
①　教育部高教局代表张学新（音）　1977年7月　19日在北京和作者的会见；以及广东电
台　1972　年8月21日的广播，见联合出版物研究署，第69期第5页。　　
①　关于在面临强大的反面压力时教师的政治作用及其促进其团体利益时的坚韧精神，见戈　
登怀特：《党和专业人员：当代中国教师的政治作用》。　　
①　原文出自　1944年　10月　20日（此日期有误，应为　30日——译者）“文化工作中的统
一战　线”，引自《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及《红旗》　1971年第6期第38页，《红旗》　1973
年第6期　第75页。　　
①　采访教育部，1977年　7月　19日，也见表　29。　　
①　也见乔纳森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广州学校中的阶级与竞争（1960—1980）》，
第二部分。　　
②　如同其他两级一样，关于高等教育一级的教育革命的建议和文章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
初　的中国报刊上有很多。美国驻香港的总领事馆收集了许多这样的材料并把它们译成了篇
幅　很长的名为“社会主义大学”的《当代背景材料》丛书，见《当代背景材料》第881、
890、　916、923、945、955、975、996、1007期。　　
①　苏珊娜佩珀：“教育和革命：修正过的‘中国模式’”，载《亚洲概览》1978年9月，
第871　页。　　
②　关于大学招生更进一步的结论来自于香港的采访资料；又见于苏珊娜佩珀：《中国的
大学：　毛以后的招生政策及其对中等教育结构的影响》，表13；又见于罗伯特泰勒：《中
国知识　分子的困境：政治与大学招生（1949—1978）》。　　
①　关于70年代中期的教育的论战，见陈锡恩：《1949年以来的中国教育：学术和革命模
式》，　第121—152页；昂格尔：《毛统治下的教育》，第188—205页；尽管周荣鑫患严重
疾病。但　还是被迫在1976年1月离开医院，反复受到审查。他于1976年4月12日一次
审查会之后　去世。　
　
　　　　　
　　　　　
　

否定教育革命
　　　
　　1977年8月，就在毛去世一年以后，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文化
大革命结束。两个月后（在10月21日）宣布恢复全国高等院校入学考试。前
10年产生的教育制度从而被摧毁。但这种全盘颠倒由于来得突然而让人多少有
些惊讶，因为它和在此之前的批判没有直接关系。在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帮”
后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官方在批判时对他们有关教育战线的两项主要指控似乎遵
循了1975年温和的批评路线。“四人帮”把党的政策推向极端，并要利用教育
作为其夺权的工具。他们的反对派似乎不愿承认他们可能实际上正以“四人帮”
在垮台之前的论战中所使用的方式把两条路线斗争的现实继续到底。当然，在早
期对“四人帮”的批判中，还没有追究文化大革命或伴随着它的教育上的变化的
直接的责任。
　　但是，在两年内，情况已经变得明朗起来，用在1980年采访的中国某大学
一位领导的话说，文化大革命被“完全否定了”。这时，整个十年的正式问题对
研究中国教育问题的外国人还没有公开。两条路线斗争不再存在，只有一条路线。
这条路线在1966至1976年“十年灾难”期间受到严重破坏，现在已恢复到其合
法状态。毛由于起了促使灾难发生的作用而受到官方的批评。刘少奇和所有文化
大革命的斗争对象一起被宣布无罪。至少就不直接与国家安全相关联的活动的各
个方面而言，阶级路线的政策被放弃了，理由是阶级出身问题对1949年后生长
的各代人不再适用了。敌人还存在，但他们是新的政治敌人，如死不悔改的激进
分子，他们被人们嘲笑为来自文化大革命时代的“保守的”毛主义的当权者（原
文如此——译者）。
　　教育方面，权力又回到学术权威手中，并集中在教育部领导的国家教育官僚
们那里。教育部的人员到1980年为止很快从约300人增至500—600人，接近
60年代中期700人的数字。①大中小学的课程、课本和教材在全国范围内重新统
一了。在教育的重新集权化和把权力交给内行的同时，又宣布了把党的作用减小
为监督者和保证者这一目标。然而，自吸收更多的知识分子入党的新要求伴随这
一新目标以来，学术自主的程度仍不清楚。
　　内行们在权力由此得到恢复的同时，他们着手恢复文化大革命前的制度，并
决心要对“群众运动规律”作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对文化大革命前政策、结构、
名称及象征——甚至在一些其教育价值被颠倒了的最有争议的问题上——的恢
复是系统而全面的。从表面上看，所发生的情况与其说是在实际上寻找最合理的
教育发展形式，不如说是在政治上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在那10年里受到批
判的每件事情均被宣布无罪，那时提倡的任何东西后来均名誉扫地，而不考虑“客
观”原因和社会原因。情况后来很明显，不论在批判时对细节多么夸大，的确存
在与权力斗争相连结的政策分歧及代表两种不同发展战略的分歧。
　　在两者斗争的过程中，情况也变得很清楚：每种发展战略都以自己的方式发
展，对教育发展的普遍问题作出反应，都有自已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但每种战
略都同样没有很好地解决每个问题。看来最好最合理的办法就是，明智地把它们
掺和在一起，这样无疑会有最好的效果。可是，由于政治斗争如此剧烈，两种战
略要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统一，看来似乎不可能。因此，毛以后的教育部只愿在没
有风险的领域和次要问题上作出让步。
　
小学教育
　
　　毛以后的政府公开批评其前任的平均主义思想。新领导人认为，唯物主义和
发展过程的逻辑决定了为保证质量，在某种程度上必须牺牲数量，因为同时要达
到两个目的耗费太大，中国经济无法承受。
　　在小学一级，毛以后的领导尽管没有直接这样说，但却是在让农业部门承担
损失。教育当局私下对外国人承认（虽然不能在国内公开），农民子弟需要了解
的耕地知识，多数是从其父辈处学来的。因此，地方教育局不再推动不需要那么
高的教育水平的农村地区去发展教育。这种“善意忽视”的态度替代了70年代
初开始的对农村教育的积极推动。
　　这一新态势因许多有关的发展而加强了。其一是官方提出的想法，即国家应
遵循正规化教育的方向承担对所有农村小学的责任。再就是许多学校为了服从质
量要求并适应劳动和实际知识突然遭到冷遇的状况，停办了各种农场、车间以及
对学校预算也有帮助的项目。最后，农业的新责任制和非集体化削弱了支撑队办
小学的结构。为了对有关关闭和合并70年代末这类学校的报道作出反应，1979
年官方澄清说，国家不能立即对所有农村学校承担责任。因此，地方应在过渡期
间继续兴办学校。①
　　根据在香港会见的前教师的说法，各地正根据“地方兴办国家支援”的做法
通过不同形式继续维持其农村小学。对小学教育的主要影响来自新的个人责任
制。该责任制导致了失学率的日益增长，这也是中国报刊普遍报道的一个现象。
①据说，这表明农民宁愿让他们的子女去工作以增加家庭收入，也不许他们的子
女上完小学。根据新近全国重新统一的课程在恢复六年制小学方面，农村学校也
落后于城市学校。
　　　
　　表29　　　　　　　　　　　　　　　　　　　小学和招生人数
　　　
　　　
　　这些变化中的政策的最后结果及其官方的设想使小学入学年龄组的比例不
断下降，即从1977年的“95％以上”下降到两年后的93％。小学数量和招生人
数的下降在官方统计中有记载，见表29。小学招生人数从1975年高达15094万
人下降到1982年的13972万人。小学从1976年刚好100多万个下降到1981年
的89。4万个。在1979至1981年之间，小学第一年的入学人数从3779万人下降
到2749万人。①据说上小学的人中约60％能上到毕业。②早些年的失学率估计数
没有得到。然而，应当指出，表里下降的数字应归因于出生率的下降。在1975
年之前节制生育执行得不平衡。某些地区，尤其是上海，那时因学龄人口的减少，
已经关闭和合并了一些小学。
　
中等教育
　
　　在中学这一级，据说，文化大革命的政策是不仅想过早地普及中学教育，并
要以一种不适宜中国需要和经济发展水平的方式使教育单一化。所以，这些新的
政策就是试图改变文革的政策造成的数量和质量的“地位对比”。1978年以来，
中学人数急剧减少是人为的，随之产生一些社会抗议。1965年，中国的中学全
部学生人数是1400万人，如表30和31所示。1977—1978学年的人数是6800
万人。③新政策于1978—1979学年开始实行，仅1980年一年里，就造成2万多
所中学关闭，到1982年，整个中学招生名额减少了2000多万人。据1981年10
月12日《光明日报》报道，高中减少得最多，1981—1982学年的招生人数与1978
年相比，大约减少2/3。1981年，整个上海市7。5万名初中毕业生中，只有2
万多即最多30％的学生能通过毕业考试升入高中。①与此相似，北京全部13。9
万名初中毕业生中只有5。4万即39％多一点的人能于1981年秋季学期升入高中
②。上海中学学龄人口数量小，反映了在这个城市较积极地注意计划生育。
　　在农村，全国普遍实行的计划是，关闭公社高中，只在每个县保留一个或几
个高中。附属于生产大队小学的初中班也被取消。计划在每个公社或相当于公社
的地区保留一个初中，因为公社组织被取消了。
　　当新成立学校的高中部于1979年开始关闭时，当地出现了各种不满情绪。
一个被采访者描述了在山东一个县的镇子里，开了三次大会来安抚当地人民的不
满情绪的情形。强迫他们接受的教育局的通知说，他们的孩子上大学机会那么少，
却要求为他们的孩子兴办代价高的高中，这是片面的、自私的。所以，从整体上
讲，为了民族的长远利益，他们必须“牺牲当今一代”。
　　另外一个被采访者在县教育局公布这一最后决定前，离开了福建一个办得很
好的公社中学。公社社员要求允许继续开办高中班，作为民办学校，雇用他们自
己的教师，而不要永久关闭掉。第三个前教师也是福建人，他把这种请求说成枉
费心机。他解释道，关闭学校是当今“路线”的一部分，只要教育路线本身不变，
只要决定路线的中央最高权力不变，每个地方还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