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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并没有得到大力推行，所以，它对农村家庭生活的基本结构没
有产生深刻影响。农民还像共产党上台之前那样结婚、生育和抚养
孩子。
　　新婚姻法以“自由选择伴侣……及妇女和儿童的合法权益受到
保护”为基础，其主要前提是这样一个原则：婚姻是通过两个平等
个人的自由选择建立一个新的家庭，而不是由双方家庭一手包办，
根据家庭的整体利益安排子女的婚姻。尽管根据新的婚姻法，婚姻
由男女双方自己作主，但实际上，在订婚时父母的意见仍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
　　有一点可以肯定，与20世纪初相比，子女在选择配偶上逐步获
得了更多的发言权。1949年以前，由父母包办子女的婚姻，常常是
新郎新娘直到举行婚礼那天才得第一次见面。不过，在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数十年间，父母对婚姻安排的控制明显地减弱了。现在，
即使有时父母主动为子女安排婚姻，通常也是事先与结婚双方商议
过的。青年男女通过一块儿上学或在同一个生产单位劳动，互相了
解的机会越来越多；他们常常自己向对方表露爱慕之情，尽管随后
的发展仍将受到父母的极大影响。这些变化仍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
这样一个事实，即婚姻基本上是家庭之间，而不是个人之间的一种
结合。①
　　新的婚姻法也以“两性权利平等”为基础，不像那些使妇女明
显地从属于男人的传统习俗。不过，在中国的农村地区，妇女的地
位仍明显低于男人。婚姻仍是男方的事，女人“嫁进其夫之家”（通
常意味着嫁入其他村子）并有义务为其婆家的幸福做贡献。所以，
儿子仍然比女儿更得宠——生儿子称“大喜”，而生女儿是“小喜”，
因为把女儿养大后，她将为别人家服务。在家里，妻子的地位明显
低于丈夫，实际上也低于公婆。尽管妇女像在传统时代一样，经常
最终设法在家里获得不少的非正式权力，但最后的决定权仍在她丈
夫或许甚至是公公手里。
　　虽然1949年后的30年，农村妇女的生活确实有了一些改善，
但这些改善并没有产生或导致传统的父系家长制的根本改变。当妇
女在社会主义改造后被迫下田劳动时，她们获得了一些地位。现在，
她们挣得的工分是家庭收入必不可少的部分。随着妇女在经济上变
得更有价值，新郎家付给其未来的媳妇家的聘礼也有所增加。在家
里，男性家长的专断统治似乎有所削弱。然而，妇女去集体农田劳
动得到的工分总是比男人少一些，她们的收入没有分给她们自己，
却给了她们全家，除了做农活外，她们还要做所有的家务活。此外，
农村绝大多数干部是男人。生产队一级唯一的妇女干部通常是妇女
队长。如果丈夫把妻子打得很严重，足以造成严重的伤害，丈夫现
在可能会受到惩处，但丈夫打老婆的事情仍然常常发生。人们认为，
丈夫的性不忠远不如妻子的性不忠那么严重。①
　　家长制的持久性从根本上在为它的成员、尤其是病人和老者提
供福利方面将发挥极重要的作用。当老夫老妻无法养活自己时，他
们的儿子和儿媳将照顾他们。反过来，当儿子和儿媳工作时，年迈
的父母会照料他们的孩子。因此，大家庭的古老理想又复活了，在
这种家庭中，已婚的儿子和他们的家人将共同生活在一个年迈的家
长的权威之下。像过去一样，这种理想在大多数家庭只是部分地实
现了。最常见的模式是：老两口与他们已婚的儿子之一（通常是长
子）住在一起；其余的已婚儿子在离父母的房屋非常近的家中各自
居住。②但有一些迹象表明：在经济状况改善了的今天，与1949年
以前相比，有更多的家庭生活在大家庭的传统理想之外。③
　　在社会主义农业体制下，那些无儿无女的老人应受到“五保”
的保护：保吃、保穿、保住、保医疗保健和丧葬费用。每个生产队
都应从年收入中拿出一部分以支付贫困老人的上述费用。不过，这
种社会福利制度是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的：仅几个老人需要五
保，因为绝大多数老人有其子女照料。尽管政府规定他们应受到很
好的照料，但是许多农村老人得不到任何一个已婚儿子的照料，他
们生活在可怜贫穷的境地。①
　　随着70年代末农业的非集体化，依靠五保的农民的情况甚至变
得更加不稳定。新体制的一些条例规定：应当保证老、弱、鳏、寡
和孤儿的生计。但由于生产队和生产小组失去了对农民家庭的许多
权力，谁能保证这样的社会福利计划最终能有充足的资金呢？
　　在这种背景下，农民极为关注维护传统家长制家庭的完整，这
是很有道理的。然而，正当经济和政治自由的新阶段似乎正给农村
带来繁荣兴旺之时，政府开始通过强有力的行动打破这种完整，这
就是每家只能生一个孩子。
　　计划生育运动在农村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到60年代中期，政
府开始做出巨大的努力以限制农村地区家庭的规模（计划生育运动
于50年代中期在城市开始，但在大跃进中被人口越多越好的教条所
中断）。有一些迹象表明：许多农民，尤其是年轻一代农民赞成限
制生育。良好的卫生条件降低了婴儿死亡率。要求妇女下地干活更
增加了她们照料大量孩子的负担。由于跳出农村的机会受到限制，
由于用于集体生产的土地不会有什么增加，生许多孩子将给家庭带
来经济负担。但限制家庭规模的一些倾向被生儿子的重要性所抵消。
大多数家庭宁愿有两个儿子，以便能至少保住一个，与他们一起生
活、共同工作并在晚年照顾他们。但起码至少要有一个儿子。②
　　在70年代初期，由于促进计划生育的政治和技术手段变得相当
发达——国家和省级计划生育委员会可以直接对基层干部（大部分
是男性）施加压力，干部有权对生三个以上孩子的家庭实行物质制
裁；避孕方法更加有效，并且形成了由当地卫生所发放避孕用具的
更完善的网络——农村的出生率明显下降。官方有关家庭规模的口
号是：“一好，二足，三多，四超”。不论是出于遵守政府的政策，
还是（更可能是）出于对经济收入的考虑，大多数家庭至少部分地
遵循了这个口号，不超过三个孩子，在许多情况下只有两个孩子，
特别是如果这两个都是儿子时。但是如果一对有三四个女儿而无儿
子的夫妇继续生育直到有一个儿子时，农民、甚至当地干部中也很
少有人反对。
　　不过，到70年代后期，鉴于众多的人口给中国现代化造成的潜
在困难，中央政府迅速实施了每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严厉政策。
在许多地区，政府全力对付那些违反新政策的人。事实上还有这样
的报道。怀孕达八个月之久的妇女被强迫去做人工流产。也有迹象
表明：由于父母担心出现年迈时没有一个成家的儿子在身旁照料的
悲惨结局，溺杀女婴的事件开始急剧增加，尽管这个关于家庭规模
的残酷政策在整个80年代中期一直实行，但有一些迹象表明，它是
采用一种更灵活的方式来执行的。①
　　邓小平政权的改革大大拓宽了农村经济和政治自由的范围。除
了允许更多地利用当地市场因素外，这个政权还放松了许多毛时代
非常苛刻的政治约束。大多数地主和富农“摘了帽子”；也就是说，
为他们消除了阶级成分的政治污点并允许他们作为全权公民参加当
地活动。②在日益武断的阶级斗争概念下进行强暴的政治改造的时代
已经结束，至少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是一去不复返了。知识青年上山
下乡的计划也结束了，从而去掉了压在农村和城市人民肩上的一大
负担。但是，在农民生活的有争议的最重要方面，即家庭生活的性
质中，政治力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显著。

　　　

　
　
①　　于尔根多姆斯：“公社的新政策：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笔记（1976—1981）”，《亚洲研
究杂　志》第41卷第2期（1982年2月），第264页。　　
①　詹、马德森和昂格尔：《陈村》，第272—273页。　　
②　同上，第276—279页。　　
①　多姆斯：“公社的新政策”，第264—265页。　　
②　有关照顾老人的安排的详细研究，见德博拉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中国的老人
与共　产党革命》。　　
③　中央人民政府1950年5月1日颁布的婚姻法的译文见杨：《共产主义革命中的中国家
庭》，　第221—226页。　　
①　见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155—199页。　　
①　见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200—221页；朱迪思斯特西：
《中国　的家长制和社会主义革命》；凯安约翰逊：《中国的妇女、家庭和农民革命》；
玛杰里　沃尔夫：《把革命放在次要地位：当代中国妇女》。　　
②　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第34—46页。　　
③　费孝通：“关于中国家庭结构的变迁”。译文见《中国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第16卷第1
—2期　（1983—1984秋冬季号），第32—45页。　　
①　戴维斯—弗里德曼：《长寿》，第85—95页。　　
②　帕里什和怀特：《当代中国的农村和家庭生活》，第138—154页。　　
①　怀孕很长时间后做流产和杀女婴的提法见史蒂文W。莫舍在《破碎的大地》第224—261　
页的描述。不过，诺马戴蒙德在“中国农村的集体化和非集体化——一篇评论文章”　（《亚
洲研究杂志》第44卷第4期（1985年8月），第785—792页）中指出：莫舍看到的　发生
这些极端行为的地区不具代表性。　　
②　根据《北京周报》（1980年1月21日），超过99％的地主和富农被摘掉了“帽子”，曾
有不　下400万地主富农，现在仅有5万“死不改悔的分子”。　
　
　　　　　
　　　　　
　

结　　论
　　　
　　一面推行农村经济自由化，一面又强制实行计划生育，这种讽
刺性现象说明，要断定农民是如何评价我们所描述的这些复杂的历
史性变迁是多么的困难。对许多农民肯定有好处的大多数变化与那
些似乎有坏处的变化紧紧交织在一起。年轻一代欢迎的变化不一定
能得到老一代的赞同；而且，甚至那些对大多数农民有利的变化也
经常会对相当多的少数人有害。
　　从农村经济史中可以找出这种固有的、模棱两可的例子。根据
1978年中国政府自己的统计数字，自50年代中期以来，人均粮食产
量几乎没有增长。①但是，即使村民可得到的平均粮食总数没有增加
很多，经济发展却给许多村社普遍带来了根本的物质利益：良好的
公路、一些电力和大众信息传播、新的卫生所和改善了的健康状况。
农村人口增长虽然可能会给整个国家带来经济问题，但它却是物质
生活改善的一个标志。而且作为在这里叙述的30年历史的结果是：
这些物质利益在村民中间比革命前分享得更公平了。
　　在土改时期，大多数村民是贫农，因而他们有理由感激对村社
的经济进行改造。但如果在土改时期，他们的年龄大得足以参加这
项运动，那么他们也会记住60年代初期的大灾荒，那时，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