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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力量，对于这种力量，毛本人、文革小组、甚至军队都只能进行
有限的控制。他指望党的干部欢迎并支持群众对他们自己的领导人
的批评，而当党的干部试图压制或操纵群众运动以便维持自己的地
位时，他感到失望和痛恨，这就毫不奇怪了。
　　换言之，毛的战略的缺点是，在1966至1969年之间他只进行
半场革命。他未能设计出一个切实可行而持久的、可供选择的政治
制度来取代他想推翻的政治制度，或者把他动员的政治资本从破坏
性的力量转变成建设性的力量。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是20
世纪第二次不成功的中国革命。1911年，孙逸仙（孙中山）成功地
推翻了清王朝；但他未能创建有效的共和制度以代替被推翻的王朝，
中国从而陷入军事统治之下。60年代后期，毛成功地从党的机构中
夺取了政权，但他未能设计出有效的民众机构取代列宁主义的党一
国家机构。政权再次落入中国军人手中。
　　在为毛的辩护中，也许最能说得出口的是，在文化大革命达到
高潮时，毛确实在总体上减轻了文化大革命对党的机构和社会的破
坏性影响。毛试图阻止武斗和人身迫害，这在中央的许多指示中很
明确，他批准禁止拷打、搜查住所、抢劫、监禁和损坏个人财产。①
他批评扰乱群众运动的宗派主义，要求革命委员会包括所有互相对
抗的群众组织的代表。毛不但反复强调干部中的大多数是好的，而
且亲自保护过许多高级官员免受攻击，这些官员中最重要的是周恩
来。②
　　问题是这些干预在控制文化大革命中的派性和暴力方面并未取
得完全成功。归根到底，毛能够重新控制这场运动的唯一办法是完
全否定这场运动。而毛拒绝这样做。他从未放弃文化大革命的概念、
支持这场运动的理论或者这场运动反映出来的战略。毛也从未抛弃
要对许多暴力事件负责的助手。直到他生命终结，他继续相信文化
大革命是确保他死后中国沿着真正的革命道路前进的一场及时的、
必要的和合适的运动。
　
后　　果
　
　　1966至1969年之间的文化大革命具有某些全是或全不是的特
性。中国社会的重要部分彻底受影响，同时，同样重要的其他国家
部门几乎没有触动。与此相类似，文化大革命的有些后果已证明是
暂时的，而其他后果在未来几十年里将继续影响中国。
　　文化大革命没有对中国农村造成大量损害，而在60年代后期那
里生活着6。2亿人。靠近大中城市的为数不多的公社，尤其是那些
城市所辖县城郊区的公社例外。这些郊区确实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
某些活动，比如农民参加公社和生产队一级的夺权斗争，以及在附
近城市参加群众抗议活动。理查德鲍姆根据中国新闻通讯社的报
道，在对中国农村文化大革命的详细研究中证明，1966年7月至1968
年12月之间有231个地方发生农村骚动。在这些骚动事件中，42％
发生在郊区县，尤其是北京、上海和广州周围；另外22％发生在距
大中城市50公里以内的地方。相比之下，不到15％的骚乱事件发生
在距城市100公里以上的地方。当然，鲍姆的调查结果并不意味着
只有231个公社直接参加文化大革命。但是他的统计资料确实启发
我们，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除了对中国的主要城市外没有多深
的影响。这确实主要是一场城市运动。①
　　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中农村只受到轻微的触动，那么只有极少
数城市居民未受它的影响，因为这场运动实际上在中国的每一所高
中、每一个工厂、每一所大学、每一间办公室和每一家商店里进行
着。1980年，胡耀邦在接受南斯拉夫记者采访时，估计有1亿人—
—几乎是城市人口的一半，实际上所有到了工作年龄的人——在反
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和其他毛主义的运动中受到“不公正”的对待。
将少许一点夸张考虑在内，我们认为胡耀邦说的数字合理准确地表
明了文化大革命对中国城市的总体影响。②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阶段中国遭受的损失惊人地小。
1966年和1967年，谷物产量上升，1968年大幅度下降，但1969年
又恢复到1966年的水平。1968年收成差可能部分与那一年的政治动
荡有关，但也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即1968年的天气比19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