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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4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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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大革命期间。③根据一些特殊省份如福建和广东的死亡人数做出的
推断有些偏高，从70万人至85万人不等，这些数字是根据经受暴
力和混乱程度高于平均水平的省份推断出来的。有理由估计，1967
年中国约1。35亿城市人口中约50万人直接死于文化大革命。
除了刚才考虑的直接后果外，1966—1969年的事件也有长远的
影响。首先，红卫兵岁月产生了支离破碎的领导和软弱无力的政治
机构的爆炸性结合。中央和省领导分成几派：资深的党的官员、解
放军军区和主要部队的指挥员、群众代表以及文化大革命中上台的
低层干部。党的权威出现了严重问题，取代了党的革命委员会只被
当作政府的临时机构。文化大革命批倒了60年代初期的社会经济政
策和组织准则，但是，新的领导人在用什么取代它们的问题上又无
统一意见。
在随后的7年半时间里，权力分散形成了格局，主宰了中国政
治，直到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首先，文职领导人和军事领导人
对军队在文化大革命后的作用问题上存在着斗争。林彪要使军队控
制文官政治，并使其制度化的努力并不成功，1971年秋他坠死之后，
努力使人民解放军脱离文职事务的尝试更为奏效。60年代后期还产
生了关于文化大革命后的纲领的定义的斗争，使得想恢复60年代初
期政策的、更为保守的官员与希望对工农业和文化生活制定一整套
更加平等和民粹派纲领的、激进的领导人相互对立。而在党的九大
选出的政治局里，权力分散十分明显，此后，受文化大革命之害的
官员（如邓小平）、领导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家和组织者（如江青），
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军官（如林彪）和文化大革命中幸存下来的中层
干部（如华国锋），为继承毛泽东权力而不可避免地展开严重的斗
争。总之，1966至1969年文化大革命的“狂热阶段”带来了七八年
动荡幅度较小的岁月，只有在1976年10月清洗“四人帮”和1978
年12月邓小平的改革纲领出现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才被清除。
然而，1976年秩序的恢复以及1978年经济政治改革的开始并不
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后果最终消失。当中国进入80年代中期时，文
化大革命两个持续的后果显著而广泛地存在着。一个后果是根深蒂
固的宗派主义，几乎影响着每一个政府机关、工商企业和党委。派
系冲突是在文化大革命高潮时因夺权而产生，在组建革命委员会过
程中因坚持要广泛同意和具有代表性而保存下来，并在70年代中期
因恢复文化大革命中大批受害者的名誉又得到加强。派系冲突严重
削弱了政治机构的效能，因为决策和人事任命都成了派系利益的俘
虏。
另一个后果是，60年代后期的事件在中国的年轻人中产生了严
重的信任危机。由于400多万高中和大学学生——他们中有许多人
原是红卫兵——在1968和1969年被重新安置到农村，正常形式的
学校教育中止了，这意味着他们的前途发生急剧而常常是破坏性的
变化。尽管到70年代末，几乎所有人都回到他们的家中，但是，大
多数人无法完成教育这一事实意味着他们的职业道路和生活机遇变
得更糟了。如此灾难深重的事件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发动的，这
个事实损害了他们对意识形态的信仰；文化大革命削弱了他们对现
存政治制度的信心，而党对此又无能为力。
幻想破灭的过程在不同的时间里发生在不同的青年身上。对有
些人来说，转折点是“一月风暴”后限制和解散红卫兵，这是一个
明显的信号，那些一度被告知自己是领导这场运动的人，现在成了
这场运动的替罪羊。对其他人来说，关键事件是在 1966—1967年
“大串联”期间或在随后几个月的上山下乡期间对中国农村贫穷的
发现。有一名原红卫兵经历过这些后觉醒，1967年他逃到香港后，
在与美国学者的交谈中，发泄他的愤怒和失望，他是代表整整一代
人说下述这番话的。
我无法描述对（1967年） 3月以来事态发展方向的愤怒。那些兔崽子们（解放军及
他所在中学里的军训排）把我们全都仍出窗外……在进行一场真正的革命时，我们确实成
功地夺取了权力。现在，这些杂种们把权力全部抛弃了。
＇我在农村的生活时期＇是另一次扩大眼界的经历。＇农民们＇无休止地抱怨他们的艰苦
生活。他们说，即使在好年成也只有极少的粮食可吃……他们感到，甚至在国民党统治下
的时代也比这好些，那时人们能劳动，节省些钱，用于投资，并改善自己的生活……他们
也喜欢刘少奇胜过喜欢毛，因为他们把刘少奇和小块私有地联系在一起，小块私有地给了
他们节俭的机会，并走上成功发迹的阶梯……我以为只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和反革命分
子才会有这种想法。但我恰恰是从一位革命的贫苦农民口中听到这些话的，他为党工作了
20多年。……在短短的10天中，我的世界观受到农民生活和态度的现实的挑战。①
人与人之间幻想破灭的后果也不相同。对一些年轻人来说，他
们是中国所谓“失落的一代”，其后果是政治上的愤世嫉俗、工作
中的消极被动和缺乏创造性以及不断增加的物质主义和对财富的渴
望。人们普遍认为，70年代后期犯罪和反社会活动的增多要归因于
年轻人中间的这种信任危机以及与之相结合的文化大革命期间法制
的松弛。对其他人，尤其是那些1966年前受过一些大学教育的人来
说，在农村的时光提供了读书、思考和讨论国家前途的机会。以后，
这些原红卫兵中有许多人构成一群较年青的知识分子，在70年代后
期和80年代初期，他们帮助制订毛泽东以后时代经济改革的总体纲
领和具体政策。
到了80年代后期，事实看来是（说来矛盾），文化大革命的混
乱却是毛泽东以后时代改革的一个重要条件。事实是，在文化大革
命期间那么多老干部遭受如此沉重的折磨而仍然活下来，一旦这场
运动结束，这有助于形成进行经济和政治解放的领导阶层。红卫兵
运动期间成千上万知识青年和知识分子幻想的破灭，促进许多激进
的主张日后转变成具体的改革。而以防止修正主义名义发动的文化
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遭到严重破坏，党想抵制政治和经济秩序的重
建也力不从心了。这种秩序远比毛在苏联看到的、他本人坚决反对
的那种秩序更甚。总之，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毛泽东以后时期的
改革不可能走得这么远或进行得这么快。
但是，文化大革命的长远影响仍不明确。我们还不清楚文化大
革命是否作为防止将来发生类似事件的先例抑或对这类事件的免
疫。当然，从80年代的获益来看，当然文化大革命所灌输的影响似
乎比较大。红卫兵造成的损失（没有任何可弥补此损失的成就）警
告人们不能很快再发动类似“开门”整风的事件。然而，随着时间
的推移，记忆有可能变得模糊，回顾文化大革命时会觉得它比现在
更崇高和更受人尊敬。如果这样的话，文化大革命仍可能作为中国
另一场政治权力斗争的范例，或者通过发动群众清除国家的不平等、
腐败和精英统治的另一个尝试。问题是毛泽东以后的改革是否能充
分使政治制度化、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文化现代化，如果能做到
这一点，即使文化大革命灌输的影响逐渐减弱后，文化大革命也没
有什么吸引力。
① 这些引言源自林彪在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北京周报》，第12卷第18期
（1969 年4月30日）第21页。
②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第 51—52页。
① 《北京周报》，1979年10月5日，第15、18、19页。
②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1年7
月1 日，第14页。
③ 这些引言源自哈里哈丁：“重新评价文化大革命，”载《威尔逊季刊》，第4卷第4页
（1980 年秋季号），第132—141页。
④ 这些引言源自哈里哈丁：“来自中国的蔑视：中国研究的新趋势”，《亚洲概览》，第
22卷 第10期（1982年10月），第934—958页。
① 邵华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间题”，见全国党史资料工作会议和纪念中国共产
党60 周年学术讨论会秘书处编：《党史会议报告集》，第353页。
② 邵华泽，前引文，第356页。
① 毛的话引自斯诺：《漫长的革命》，第221—222页。
② S。施拉姆：《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修订版），第370页。
③ 斯诺：《漫长的革命》，第223页。
① 弗雷德里克C。泰维斯：《中国的领导人、合法性和冲突：从有超凡魅力的毛到继承政
治》，第3章。
② 梁恒、朱迪思夏皮罗：《文革之子》，第47页。
① 《人民日报》，1984年8月29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4年8月31日，
第 1—4页。
① 邓小平：“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见《邓小平文选》第 329—330页。
② 利伯撒尔：《研究指南》，第243、249页。
③ 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见中共党史研究会编的《学习历史决议专辑》，第
159— 160页；邵华泽：“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几个问题”，第378页。
① 邓力群：“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问题和回答”。
① 尤其见于1967年6月6日指示，禁止“打、砸、抢、抄、抓”，见《中国共产党无产阶
级文 化大革命文件集》第463—464页。近来中国的解释把这个指示归功于毛本人，见金
春明：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第164页。
② 威特克：《江青同志》，第363页。
① 理查德鲍姆：“农村的文化大革命：剖析一种有限的造反”，见鲁宾逊：《文化大革命》，
第 367—476页。
② 1980年6月21日，见外国广播信息处：《中国动态》，1980年6月23日，西方有些解
释错 误地把这些1亿受害者的责任只归于文化大革命；见《华盛顿邮报》，1980年6月8
日。
① 关于工农业产量的统计数字引自（小）阿瑟G。阿什布鲁克：“中国：经济现代化和长
期 成绩”，见（第97届）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四个现代化下的中国》第1卷，第
104 页。关于国家收、支出和投资的统计数据来自1984年3月19日《北京周报》，第27
—28页。
② 罗伯特迈克尔菲尔德、凯思林M。麦克格林、威廉B。阿布尼特“中国的政治斗争
与工业增长（1965—1977）”，见（第95届）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毛以后的中国经 济》
第1卷，第239—283页。
③ 关于文化大革命对教育制度的影响的讨论，引自玛丽安巴斯蒂：“文化大革命期间的
经济 困难和教育改革中的政治理想”，载《中国季刊》第42期（1970年4—6月），第16
—45页。
① 《一场大审判》第182、183页。
① 关于清洗率，见贝内特：《中共第八、九和第十届党代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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