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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6时30分，吴德通过广场上的喇叭发出呼吁，要求群众离开广场。⑥
大多数人散去了，根据中国人的说法，只剩下几百人还滞留在广场。⑦到了晚上
9点35分，广场上的灯光突然全部打开，一片通明，扩音器里播放着军乐，集
结在天安门后故宫里的工人民兵、公安人员和卫戍部队突然出现在广场，他们手
持棍棒开始殴打群众。至9时45分，大打出手的场面结束了，受伤的群众被带
走受审问。①
　　当晚召集的会议上，政治局作出结论，认为这一“事件”是“反革命暴乱”。
4月7日，主席听了毛远新关于此事的报告之后，下令将《人民日报》关于整个
事件的报道和吴德当时的讲话一起发表。邓被解除了所有职务，但允许他保留党
籍，以观后效。不知邓当时还发生了什么事，因为就在当天，他被人民解放军神
秘地转移到了南方某安全地。他在政治局里的盟友许世友和韦国清控制着那里的
驻军。②
　　4月7日，毛作出了或许是他最重要的决策：命令立即将华国锋提拔到总理
和党的第一副主席的职位上。③或许是因为形势太危险不能再耽搁，或者是华已
经受住了毛的考验；无论如何，毛最后决定了他的接班人。3个星期后即4月30
日晚上，毛听了这位新的第一副主席汇报全国形势后，对他说：“你办事，我放
心”。④这句话后来被华当成护身符。实际上，华的生存能力并不见得比前三任
接班人强，只是毛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一点了。
　
毛的逝世
　
　　对于大多数迷信、讲究传统的中国人来说，1976年是充满凶兆的一年。周
恩来于1月去逝，接着，89岁高龄的老革命家朱德于7月逝世，在早年艰苦的
环境中，正是由于他对毛的忠诚才确保了军队服从党的领导。过了3个星期，华
北煤城——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死亡达24。2万多人，重伤16。4万人。①
　　整个国家动荡不安，一方面是由于极左分子煽动反对邓小平引起的，另一方
面则是公众对邓遭清洗感到愤怒引起的。铁路运输再次发生堵塞；钢产量在1976
年的头5个月比预定指标少了123万吨；化肥、棉纱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
也迅速下降，导致国民财政收入减少了20亿元。年度计划的各项指标不得不重
新修改。②
　　在自然灾害、政治动乱和经济崩溃同时发生的时刻，精英们也逐渐认识到毛
的生命正在走向终结。③在邓被撤职却还未彻底垮台的形势下，“四人帮”这样
做很明显是合情合理的；巩固与政治局中文革受益者们在天安门事件中结成的联
盟，以确保安全渡过前面几周的危险风暴。但是，在7月的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
他们攻击华国锋，从而失去了最后的机会。很显然，他们已决定必要时动用军事
力量，与文革受益者们对抗。8月，随着毛的生命日近尾声，他们自1967年以
来一直苦心经营的上海民兵开始进入戒备状态。④
　　将军们也开始动起来了。王震将军劝说身为政治局成员的老帅叶剑英与“四
人帮”作斗争。叶的老友聂荣臻元帅和杨成武将军也经常与他联系。叶还与其他
政治局成员，包括华国锋及其他遭“四人帮”冷遇的文革受益者们一起磋商。叶
又到了他的故乡——广东，在这里他与邓小平会了面，发现邓也作好了战斗准备：
　　　　　我们要么任人宰割，让党和国家蜕化变质，眼看着让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先烈用热血换来的江山被
这四个人毁灭，甘心历史倒退一百年，要么我们就与他们斗争到底，只要一息尚存。如果我们赢了，一切
都迎刃而解；如果我们输了，只要活着，我们就上山打游击，或者我们也可以到国外找一块庇护地，以待
时机。目前，我们可以用来与他们作斗争的力量至少有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如果再拖下去，
连这一点本钱我们也会输掉。①
　　但是叶还要等一等。他对王震说，毛没死就采取行动不恰当，②他以“投鼠
忌器”③这一成语来解释为什么要再拖一段时间，意即他不愿毛还在世时，就把
他的妻子当作反革命抓起来，这样会使毛受辱。毛于9月9日午夜过后10分钟
去世，叶剑英准备行动了。④
　
逮捕“四人帮”
　
　　“四人帮”战略上的错误在于他们未能与文革受益者们建立共同的奋斗目
标；战术上的错误在于他们在毛死后全都留在北京。林彪曾有过在广东另建一个
中央的计划，邓小平下台后躲到盟友的控制区里，实际上，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
都为他们提供了这一教训：面对强于自己的对手时，应另找一个安全据点。他们
没有吸取这一教训。
　　江青及其同党过于得意忘形了。由于毛的支持，他们扶摇直上，很快地、轻
而易举地攫取了大权；在毛的默许下，他们目空一切，大发淫威。他们每个人都
滥用特权——中共曾发动一场革命来消灭的东西。但是，正如米洛万吉拉斯所
说，特权是官僚独裁制度的派生物，不可避免。①在一个世纪以前，这些人就可
能是宫廷里的一个阴谋集团，利用与皇上的亲密关系，高高在上，却不知圈外的
权力现实。
　　与宫廷阴谋集团不同的是，“四人帮”在上海有相当大的权力基础，他们本
可到上海暂时退避一段时间的。然而相反，他们显然以为与毛关系密切，是政治
局常委，又控制了新闻媒介，这些加在一起足可以使他们具备夺取首都的权力的
条件。因此，他们倾全力于夺权目标上。毛刚死，江青在黎明前召开的政治局会
议上对毛的丧事安排并不关心，而急于马上将邓小平开除出党。②
　　“四人帮”的行动计划似乎是三管齐下：坚持他们继承毛思想的权利；控制
党中央；准备武装对抗。在姚文元的指挥下，各主要新闻机构很快就大肆宣扬据
说是毛的临终嘱咐的重要意义：“按既定方针办”。如果不这样做，就是“背叛
马克思主义，背叛社会主义，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伟大学说”。③显
然，他们的目标就是阻止任何逆转反邓运动方向、或（这更可怕了）否定无产阶
级文化大革命的努力。
　　通过新闻界，“四人帮”制造了对他们有利的政治气氛，这可以动摇下层干
部对首都力量平衡的判断，④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已真正接管了权力。毛死后不久，
“四人帮”就想方设法维持他们对省级机构的控制。王洪文在中南海设立了自己
的值班室，以中央办公厅的名义给各省委下达指示，要求凡有重大问题都要与他
商量。①9月12日起，“四人帮”组织人马发表文章，向政治局施加压力，要求
任命江青为毛的接班人。②在毛的追悼会上，拍下了许多别有用心的照片并公开
发行，使人们以为江青就是毛的接班人。③
　　“四人帮”篡权的步伐更紧了。9月19日，江青要求政治局常委——华国
锋、王洪文、叶剑英和张春桥——召开紧急会议，她和毛远新要参加，但不让叶
剑英参加。会上，江提议授权毛远新整理他伯父的各种文件，目的是要找或者至
少要“发现”毛的最后遗嘱，以利于江青夺权。最后通过表决决定由中央办公厅
封存毛的所有文件。④
　　9月29日，政治局再次开会，江青和张春桥企图强行讨论江青今后的作用
问题，他们拒绝了叶剑英和李先念的意见（即毛远新应当返回辽宁的本职岗位），
提出反建议——授权毛远新为下一次中央全会准备政治工作报告。⑤然而“四人
帮”得不到多数人的支持，所以毛远新只好返回辽宁，领导权的问题暂被搁置了。
⑥
　　“四人帮”的第三项措施是准备武力对抗。上海民兵（约10万之众）都发
放了武器，并接到了准备战斗的命令。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也建立了秘密联系。
王洪文及其同党在与下属们的谈话中都充满了火药味。①
　　10月2日，毛远新引起一阵恐慌。他命令＇（沈阳部队）——译者＇一个装
甲师开往北京；沈阳军区司令部打电话向叶剑英报告，叶立即命令该师停止前进，
返回原地。②尽管文化大革命变化万端，或许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军事指挥系统
的忠诚丝毫未变，“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根本打不进去。
　　文化大革命以后的历史学家们对“四人帮”搞军事政变也许有些夸大其辞。
无论怎样异想天开，他们也应该想到以上海的民兵是无法与占绝对优势的人民解
放军相抗衡的。上海可能成为他们最后的堡垒，但绝对成不了延安式的走向胜利
的跳板。实际上，江青及其同党们一直呆在北京，这就给人们一个印象：他们是
在自欺欺人，以为即使毛死后，政治也不会有反常现象，斗争仍将按文化大革命
制订的规则继续进行下去，他们就是靠文化大革命规则爬到顶峰的。但是，他们
的庇护者死了，而与他们作斗争的是一批为建立新中国身经百战的老战士——这
些人革命时就没有尊重过任何规则，需要时能迅速无情地采取行动。
　　或迟或早，这样的行动都将发生，原因就如邓小平在他南方藏身之地所说的。
叶剑英明显地感觉到，由于华国锋担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职
务，他必须担当一关键角色。叶发现华有些犹豫不决，华原打算通过召开中央全
会来解决与“四人帮”的争端，但是看到9月2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对抗，
又得到叶的承诺——如果他勇敢地站出来斗争，叶和其他老同志将支持他——之
后，华认识到，通过正常程序来解决问题已不合时宜。③
　　紧随着江青与王洪文的挑衅性的讲话之后，《光明日报》10月4日发表了
一篇意识形态上要坚决斗争到底的文章，根据一种说法，正是这篇文章最终导致
了对“四人帮”采取行动。①由于“四人帮”要其追随者们　　10月　　　9日听好消
息，人们普遍担心他们正在策划某种行动。颇为吃惊的叶剑英急忙隐蔽了起来。
10月5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在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所在地西山召开了
政治局会议（未叫“四人帮”参加）。会上一致同意把江青、王洪文、张春桥、
姚文元、毛远新及其主要支持者抓起来。汪东兴和人民解放军8341部队负责具
体执行。10月6日逮捕了“四人帮”，当江青在住处被捕时，她身边的服务员
朝她吐口水。文化大革命结束了。②

　　　

　
　
①　关于毛泽东和邓小平接班人问题的比较充分的讨论，参见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北京的交接班”，《纽
约书评》第35卷第2期（1988年2月18日），第21—22页。　　
①　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毛在最后一刻决定参加1972年1月10日陈毅的追悼会，并
在追悼会上对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说，陈毅一直支持他，而林彪却反对他。有关的描写，请参见张玉凤写
的11篇文章：“毛泽东周恩来晚年二三事”，载1988年12月26日至1989年1月6的《光明日报》。这是
毛泽东最后一次参加此类活动。　　
②　参见高和严：《“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第528—530页；郝和段：《中国共产党六十年》，第624页。有
关邓小平居留江西期间更详细的描述，参见裘之倬：。“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