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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桥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史-第8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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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但他这样做引起的问题与解决的问题一样多。它使军队将领们
认为他们有权只受国家中具有最高权威的人指挥，他们不受各级官
僚的干预而与最高层有着直线联系；虽然国防部长对总理负责，总
理又对党负责，但这些都无关紧要，因为所有的大事都在军委讨论
解决。因此它证实一个人所共知的事实——人民解放军是一个分离
的机构，只是将领们需要协调一致。
邓的目标是要恢复军队的纪律，结束军队不愿服从命令和执行
中央制定的政策的状况。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他在1975年就提出了
这些问题，但他现在承认这些问题尚未解决。①他有理由认为只有他
才能管好军队。从他遇到的困难来看，也许他是正确的。这些问题
既是政治上的，也是机制上的问题。
1980年5月对刘少奇的平反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这一举动
动摇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个主要理由，因此也是对毛的直接否定。
军队将领一直要求维护毛的声誉。叶剑英和许世友（许在1976年曾
保护过邓）没有出席为刘少奇平反的追悼会，以示不满。①1980年底
和1981年初两次大幅度地削减军事预算也激怒了这些将领。人民解
放军发动了一场思想教育运动，部分原因可能是为对上述事件作出
反应。但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可能是这些将领要想反对由邓和那些
改革者所竭力倡导的更宽松的政治气氛，因为这种宽松的气氛侵犯
了军队的特权。部队作家白桦被确定为批判对象，就是为了告诫所
有的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
面对人民解放军明显的愤怒，邓决定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
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删掉批评人民解放军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的论述。但这并没有平息将领们的不满情绪。在1982年9月中共十
二大召开前夕，《解放军报》发表文章，攻击“理论界、文艺界、
新闻界的个别负责同志”支持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邓对这种公然
违反军纪政纪的行为迅速作出了反应。十二大闭幕后不久，中国人
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韦国清（韦在1976年也曾保护过邓）和海军
司令员二人都被解职了。②
邓显然认识到人民解放军与中共之间的关系中存在的机制问
题。他试图解决但没有成功。在1982年底召开的五届人大五次会议
上通过的新的国家宪法中，包括一项重要的制度改革：建立中央军
事委员会，该委员会对人大常委会负责并指导人民解放军。根据彭
真在全国人大的讲话中所作的解释，“在国家的中央军委成立以后，
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不会改变。《序言》里明确肯定了党在
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当然也包括党对军队的领导”。③彭真没有
明确指出的是，《序言》中没有谈到作为领导机构的党的军事委员
会。那么，党的军事委员会与这一新机构是什么关系呢？
党的杂志上曾发表一篇文章，对正在酝酿中的事提供了重要的
暗示。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历史，指出某些时期
它是党的机构，而在另外一些时期它则是国家的机构。两种形式的
军事委员会都是合法的。在谈到成立这一新的国家机构时，作者断
言，军事委员会将作为党的机构继续存在。然而，其含意是：断绝
中共与人民解放军的直接联系，并像在其他大多数国家一样，使人
民解放军只成为国家机构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候已经到了。人民解
放军的历史说明，这是经常发生的正常的惯例，因此没有什么可担
心的。①为了获得双重保证，邓除了担任中央军委主席外，也担任人
大军事委员会主席，从而使这一新机构获得了合法性。
如果邓的目标是为取消中央军事委员会打下基础，那么他并未
取得成功。这个新的委员会提高了人民解放军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
使军队不再隶属于国务院的一个部，而隶属于全国人大的一个委员
会。但是似乎没有任何将领准备把它当作军事委员会的替代物加以
接受。相反，正当邓和他的同事们力图全面削减行政开支时，国家
却存在着两个相同的军事委员会，——两者都由邓小平和杨尚昆（作
为常务副主席）领导。
甚至当邓在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上最终决定率所有的老同
志从政治局退下来的时候，他仍不能辞掉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党
章规定，军事委员会主席必须是政治局常委，因此邓赞同修改党章，
以便让他继续留任。②邓让新上任的共产党总书记赵紫阳担任军事委
员会的第一副主席，这意味着中央军事委员会仍将被保留下来，而
新的国家军事委员会则形同虚设。
中央军事委员会最近的历史证实了这几年以来人民解放军已牢
固地保持了它在中共机构中的地位。在邓的领导下，文职人员将逐
渐控制人民解放军，特别是在1985年9月举行的几次主要的中央会
议期间，他巧妙地安排几乎所有将领退出政治局并果断地减少人民
解放军在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之后。但是军事委员会问题表明，文职
人员对军队的控制仍要按照人民解放军提出的条件实施：即必须通
过中央军事委员会，而中央军事委员会必须由邓来领导，时间越长
越好。也许只有当那些参加过革命的将领们由于退休和死亡退出人
民解放军，并且长征成为一段历史而不是一种记忆时，邓以后的一
代中共领导人才能取得对军队的领导权，并使它在国家体系中起着
常规作用。到那时，可以认为，人民解放军——在革命期间它是夺
取胜利的工具，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它是权力的来源①——仍将是国家
政治中的一个主要因素。如上所述，人民解放军的政治影响会起什
么作用，将取决于中共的纲领和政策。
毛之后，怎么办？
人民解放军将领们的保守主义是邓小平在振兴中国的运动中不
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因为邓的改革纲领不仅向文化大革命中毛主
义的极左路线提出了挑战，而且向毛和他的同事们在50年代照搬苏
联模式时所奉行的所谓“中国化的斯大林”路线提出了挑战。不仅
如此，改革还放松了中央的控制并允许更多的思想和行动自由。但
这种宽容对那些在文化大革命动乱后维护法律和秩序的人们来说，
是不受欢迎的。
本书第6章详细论述了经济改革及其影响。①邓废除了1958年
大跃进期间建立的公社制度，自50年代初期土地改革以来第一次将
生产的主动权交还给农民家庭。政府也许会声称没有进行任何意识
形态的变革，因为土地名义上仍由集体所有，它只是承包给了农民。
农民能自由选择种植方式，自由雇用劳力帮忙，在农村自由市场上
自由出售部分产品。②但农民也许担心他们新获得的这些自由可能因
为政策再来个180度的变化而被突然夺走。但事实上，私人耕作已
得到恢复，甚至在那些农民不愿丧失集体农业安全感的地方也是如
此。③
正如第6章所说，农民的第二次解放，由于国家提高了收购价
格而得到了支持，它对生产和农民收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政治
含意也是极为重要的。由于8亿农民中大多数已与邓的改革纲领有
很大的利害关系，所以当保守思想之风从北京冷冷地刮来时，他们
就要发抖。但是，甚至像陈云那样的中国领导人也曾支持60年代初
期所进行的短暂的农业责任制试验。很明显，没有一个北京政界人
物对这场农村新政提出挑战——除非它的经济合理性大大变弱，或
它对农村和地区平等的消极影响引起阶级斗争的严重危险。
农村干部起初对他们的新任务和被削弱的控制权深感不快。④但
是当他们开始利用他们的政治本领和政治关系来维护他们的地位，
并通过充当经济人角色来增加其收入时，他们开始认识到这种新政
对他们也是有利的。⑤从长远的角度看，这场改革对共产党的意义比
最初对老干部的不信任感重要得多。这些充满活力的富裕农民（往
往是从前的干部）被捧为模范，并被吸收为党员。有时，这种情况
引起了人们和嫉妒。①但是只要这种发展党员的政策不变，那么共产
党将由一个贫穷农民党转变为一个富裕农民党。这对阶级态度和意
识形态将具有相当大的意义。中共“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气质必定
会掺进“致富光荣”的成分。几乎可以肯定，这反过来又将使中共
继续避开阶级斗争，把经济发展当作它的主要目标。
正如德怀特珀金斯所指出的，工业改组和市场改革的复杂性
给邓小平和他的同事们带来了更为重大的问题。不像非集体化那样，
采取一个单一的步骤就能取得不可否认的经济突破。相反，城市改
革会给许多人造成损失：由于更大的自主权让给了国营企业的经理，
官员们丧失了权力；国营企业的经理羡慕“集体”和私营公司享有
更大的自由；国营企业中的工人在追求效益的改革中惧怕工作艰苦，
就业没保障；他们甚至羡慕非国营企业的工人和乡村农民收入日益
提高；城市居民（包括知识分子和学生）因改革引起物价上涨而受
到损害。
可以隐约看到的改革纲领对中共的正统观念也有一种根本的威
胁。党员干部被告知要“实事求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
准”。他们必须接受教育，获取知识，以便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中
共党内“红”（政治热情）与“专”（专业技术）两者之间长期存
在的紧张关系，过去往往偏重于“红”，而现在则似乎已偏重于“专”
了。
这对大约50％的党员干部是个潜在打击。因为他们是在文化大
革命期间入党的，主要擅长于政治煽动。但这也给共产党自身的作
用打上了一个问号。像苏共和其他党一样，中共关于其先锋作用的
主张，深深植根于它的意识形态。即中共由于掌握了马列主义、毛
泽东思想这一永远正确的意识形态，因此，能够有把握地理解现在，
计划将来，而这一点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难以做到的。但是，如果现
在要从实践或事实中寻求真理的话，那么意识形态有什么作用呢？
意识形态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夸张和赋予毛泽东思想的那种几乎
超越自然的力量而被大大地贬值了。①重新强调实践对它是一个严重
打击。邓小平宣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四项基本原则之一，
是不容置疑的，但这并没能解决问题。②虽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四
项基本原则之一，但现在似乎只有以它的能力和成功来证明它是合
理的，而且由于毛之后的中国面临着不少问题，它的基础是不稳定
的。中国政治文化中对信仰和精通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它声称能解
释世界和人在其中的地位）的官僚精英的那种根深蒂固的推崇也岌
岌可危。
改革者试图把党政职能分开，这使党的作用日益削弱。③把党政
职能分开的目的，据说是要党的干部集中精力处理全局性的原则和
路线问题。地方政府官员和管理人员（他们并不都是党员）无需考
虑意识形态问题，在工作将有更大的活动余地。
但在一个全部高级政府官员实际上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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