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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此情况下，周开始重新考虑在与两个超级大国关系中坚持“两
大敌人”的概念的后果。尽管中国在其声明中仍然强调美苏之间的
所谓“互相勾结”，但是，苏联直接的军事挑衅与美国对中国所造
成的威胁显然是大不一样的。虽然莫斯科不会轻易采取大规模的军
事行动反对中国，但是中苏之间漫长的边境线，使中国极易受到攻
击。1945年的满洲之战，使苏军总参谋部十分熟悉中国境内一些可
能发生战斗的地区的地形。另外，苏联还掌握所有中国武器体系运
作的详尽情况。尽管苏联东部地区远离其军事供给线，但是不久苏
联的后勤供应能力便会得到改善。更为可怕的是，1969年夏苏联人
已在从东欧到中亚一线重新部署了轰炸机。美国情报机构认为这些
部署可能是在作袭击中国核设施的准备。①美国主要依靠其部署在远
离本土几千英里外的空军和海军力量“遏制”中国；而苏联则有其
固有的地理优势，它的军事力量（包括地面部队、空军和核武器）
就部署在苏联本土上，对中国的工业中心和北京新兴的战略武器都
构成了长期的直接威胁。
　　这些潜在的危机导致了1969年冬的边境流血冲突。这次冲突是
因争夺乌苏里江上的珍宝岛而发生的。正如第三章所述，3月的敌对
行动很可能是中国方面首先挑起的；中国人似乎想不仅是在口头上、
而且要在行动上警告苏联的军事集结所造成的危险。然而，苏联方
面随后敌对行动的不断升级和莫斯科苏军总参谋部的公开警告，使
大规模毁灭性的冲突随时都有可能发生。8月末，在新疆发生的争端
以及苏联官员私下做出的有关可能对中国发动惩罚性战争的不祥暗
示，表明情况越来越糟。北京的官员看来是真的担心莫斯科会发动
大规模的武装进攻了。
　　中国对苏联军事、政治压力的不断升级主要做出了以下三点反
应：（1）在近期，通过与苏联直接谈判以控制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
的危险；（2）从长远考虑，在不过分惹恼莫斯科的前提下于中苏边
境部署大批装备精良的军事力量；（3）主动积极从事政治、外交活
动，包括直接向华盛顿作出某种表示。这三方面的工作在同时进行，
然而第三条，也许是最关键的一条“腿”却行动得最为缓慢。
　　1969年夏是中国最有可能受到苏联突然袭击的时期，但是直到
1971年春末，北京才明确表示准备接受美国的高层使者。为什么时
间拖得这么长？首先，新上台的尼克松政府对中国想重新改善与美
国关系的最初表示没有迅速作出反应。1968年11月26日，中国外
交部发言人宣布中国准备来年2月底恢复与美国在华沙的大使级谈
判。更重要的是，这位发言人还说中国有兴趣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这是中国长期以来发展国家间关系的准则，但60年代中期以来中
国对美国的政策中却缺乏这一点）的基础上与华盛顿达成协议。尼
克松新政府虽然同意了北京提出的谈判时间，但是尼克松总统原先
的对华看法减少了中美关系近期改善的可能性。1969年1月24日，
中国一位低级外交官在荷兰寻求政治避难；中国为此提出了抗议，
但是一直等到2月18日（预定恢复大使级谈判的前两天）才宣布不
参加谈判。一直到1970年1月华沙谈判才得以恢复。
　　尽管中国寻求中美和解的意向比较明显，但是美国对中国最初
的和解表示却未能积极响应，从而妨碍了1968年10月中共八届十
二中全会提出的积极外交政策的实施。①10月19日，中国打破了对
美越巴黎和谈长达5个月的沉默，第一次含蓄地声明支持美越通过
和谈结束战争。11月底，北京重新发表了毛泽东在1949年3月七届
二中全会上的讲话，其中有段引人注目的话是：“我们不应当怕麻
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
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此外，
北京将美国描绘成一副孤独、衰败的景象，并发表了尼克松宣誓就
职的演说词以资证明。
　　然而1月底，毛自八届十二中全会以来第一次公开露了面。中
国高层领导人的大型聚会表明上层可能存在着紧张状态；这种紧张
状态可能是国内外事态发展造成的。当中国取消即将开始的中美华
沙谈判时，它的外交政策已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外交人员的叛逃
被说成是“美国政府精心策划的严重反华事件”，尼克松与林登约
翰逊被视为“一丘之貉”。对美国的评价重又强调了美苏“勾结”；
而这一点在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是不怎么提了的。所有这些都
表明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所倡导的强硬外交政策的特性。随着
1969年初中苏紧张局势的不断加剧，中国外交政策短暂的缓和趋势
停止了。中国越来越立足于战争了，其突出表现是沿中苏边境集结
军事力量。
　　然而，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开始认真地在内部对中国的战略
和外交政策做出广泛的重新评估。①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及其亲信
完全控制了军事指挥部门，实际上在中国国防战略的制定和执行上
取代了其他几位尚健在的元帅。最大的牺牲者是陈毅，他是外交部
长，是周恩来最亲密的政治盟友之一。他虽然受到了冲击，但仍是
中国军事事务上的一个骨干。1968年后期，国内政治有了一定程度
的稳定，中国外交政策又开始趋于正常。中苏边境冲突爆发以后，
周恩来立即将能起主要政治、战略作用的陈毅放到真正能起积极作
用的位子上。
　　3月5日发生了第一次珍宝岛事件，周恩来命令陈毅召集一次国
际形势特别讨论会，参加会议的有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三位元
帅（在此之前，毛泽东显然已提出要成立类似的组织，只是中苏冲
突促使其立即诞生罢了）。在外交部官员的参与和协助下，讨论会
从1969年3—10月总共召开了23次会议，向党中央提出了许多重
要报告。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便是苏联是否有向中国发动直接军事
进攻的能力和意图，另外尚有美苏是否会互相勾结共同反华的问题。
陈毅认为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竞争仍然是首要的，实际上是否认了
美苏联合反华的可能性。据称，陈毅是与会者中第一个作出这一判
断的人，其他人后来也同意了他的观点。陈毅元帅给毛的一份报告
中提出，激烈的边界冲突使中国有必要采取积极的外交姿态，首先
应立即恢复中美大使级华沙谈判。一年多之后中美会谈终于得以恢
复。
　　尼克松政府公开声明美国不会参与苏联威慑中国的图谋；显然
北京领导人受到了这一声明的鼓舞。此外，美国领导人也开始发出
信号，有意与北京打开关系。1969年8月1日，尼克松总统（当时
正在巴基斯坦访问）向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表示他有意与北京
打开关系，并要叶海亚汗把他的意思转告中国。①然而，中国人由
于起初未能与美国取得政治上的突破，所以没有很好地直接利用美
国政策立场的这一转变。对中国人来讲，避免战争的关键所在是与
莫斯科会谈；因此，北京很快就邀请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在
参加完9月份举行的胡志明葬礼后访问北京（柯西金接受邀请时，
已准备返回莫斯科了，但还是接受了邀请。这表明局势是非常紧张
的）。周恩来与柯西金达成了10月份恢复中苏边界谈判的协议，中
苏关系的严重危机期总算过去了。尽管中苏边界谈判没有什么突破，
但是正常的政治、外交接触的恢复却避免了最糟糕的事情的发生。
尼克松政府尽管当时对中苏对抗的危险十分敏感，并开始了对中国
政策的重大变革的探讨，但也只是才开始寻找与中国对话的渠道。
　　不过，虽然尼克松政府不断表示有意改善同北京的关系，但1969
—1970年美国的政策中仍然有着许多不利于中国政治利益和安全利
益的东西。在1969年11月尼克松和佐藤发表的联合公报中，日本
第一次公开声明对台湾和南朝鲜的安全负有责任。该公报很难使北
京相信美国有与中国和解的意图，也使北京在19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