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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钱比起来，还是权力更加重要，只要有权，迟早有钱，要是没了权，钱再多也没用。
　　　　一介豪强罢了。
　　　　前汉中后期，新兴豪强是如何被老牌豪强——士族所打压，大家记忆犹新。
　　　　不能成为最顶端的士族，家产再多，面对高层的打压也是脆弱无力的，这一点，大家都很清楚。
　　　　所以现在大家最关心的已经不是最开始的那件事情了，而是郭鹏对此有什么应对方案。
　　　　是郭某人对此的态度。
　　　　那位掌握了极其庞大的权力的皇帝，会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
　　　　又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情？
　　　　崔渠是不是唯一会死的那个人？
　　　　如果不是，还有谁会不幸的成为皇帝发泄怒火的工具？
　　　　没人知道。
　　　　但是毕竟已经有人死了。
　　　　这两年大出风头，隐隐有成为朝中士人领袖趋势的崔琰在自己家里把从子崔渠活活打死，然后抬着他的尸体亲自前往皇宫向皇帝请罪。
　　　　以这样屈辱的姿态换取皇帝的原谅，求取家族的生存。
　　　　也只有在家族存亡之危面前，崔琰这位正气凛然的“士人领袖”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做出这种令所有人都感到震惊的事情。

九百二十七　崔渠案
　　　　崔琰大义灭亲的消息震动了魏帝国的官场。
　　　　也震动了魏国士林。
　　　　中央官员但凡知道这件事情，就没有不为此感到震惊和担忧的。
　　　　有一个算一个，大家都觉得心中惴惴不安，甚为担忧。
　　　　崔琰这两年的风头很盛。
　　　　作为礼部尚书，他掌管礼部和公府复试之权，在地方举荐官员来到中央候选的时候，就是崔琰进行选拔，决定到底是那个官员可以在洛阳做官。
　　　　这种权力让崔琰在大家心中的地位节节攀升。
　　　　比起程昱决定的官员职位的升迁，崔琰掌握的是与否的权力才是更重要的。
　　　　有了崔琰的“是”，才有程昱之后的发挥，没有崔琰的“是”，程昱也不会对一个没有入选的人假以辞色。
　　　　要讨好程昱的是官员，要讨好崔琰的才是那些想在中央做官的人。
　　　　很多人都试图讨好崔琰，与崔琰拉关系。
　　　　崔琰则表现出一副刚直无私的模样，拒绝接受任何礼物，拒绝任何走后门的行为，公正无私的处理每一名士子的问答，决定谁去谁流。
　　　　这让崔琰广泛的获得了大家的称赞和敬仰。
　　　　汉魏交替之际，正是传统颍川顶级士族逐渐衰弱、而青兖冀等州的二三流士族逐渐攀升地位的时候，崔琰作为礼部尚书，则是其中的代表性人物之一。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士人私下里谈论，说以荀攸和陈群为代表的旧颍川顶级士族豪门已经衰落了，被皇帝压制，巨大的权力真空与话语权真空出现了，谁能抢占先机，就能成为新的顶级士族。
　　　　很显然，崔琰是众望所归，大家都认为崔琰会接替那个地位，成为新的顶级士族。
　　　　然后是田丰，田氏家族不仅是士族，还是皇亲国戚，又和崔氏有姻亲关系，种种加持之下，成为不亚于崔氏的顶级豪门也未可知。
　　　　接着是程昱，虽然程昱家族是寒门出身，但是现在程氏家族毫无疑问也是士族。
　　　　登基之后，郭鹏为了嘉奖程昱的功劳，便代表颍川郭氏授予程氏家族小杜律的传承，允许程氏家族家传此经典，代代相传。
　　　　程氏家族就此摆脱了寒门出身，一跃而上，跨越阶级的鸿沟成为了律法士族。
　　　　虽然时日尚短，还是有很多士人拿程昱的寒门出身说事儿，但是程昱家族毫无疑问已经完成了从寒门豪强到士族的转型。
　　　　对程家来说，程昱的地位就相当于司马家的司马防。
　　　　加上郭鹏对程昱的信赖，如果程昱的寿命够长，过些年份，程氏家族未尝不能争取一下士人领袖的地位。
　　　　旧的豪门衰落，新的豪门正在进取，这个新旧交替的关键时刻，崔渠案爆发了。
　　　　崔琰、田丰和程昱都被牵连进去，三个士族领袖的热门人选相继中招，朝廷局势顿时变得扑朔迷离，阴风阵阵。
　　　　而崔琰亲自打死了崔渠，并且去向皇帝请罪这件事情，更是极大地震撼了这群刚刚抬起头的二三流士族的心。
　　　　他们忽然意识到，崔琰，倒下了。
　　　　他们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他们远远没有达到当年颍川和汝南等顶级士族在东汉中央的势力。
　　　　而铲除了这些顶级士族豪门的皇帝的力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想象。
　　　　在皇帝的雷霆之怒下，士族领袖一号种子选手崔琰毫无反抗之力的跪了。
　　　　打死了族人崔渠，崔琰屈膝求饶。
　　　　他倒下了。
　　　　这个消息造成的震荡还没有平息下去，或者说是刚刚开始的时候，吏部那边又传出了程昱提请皇帝严惩吏部官员的消息。
　　　　七个吏部的官员倒霉了。
　　　　他们或自首，或被查出与崔渠有不正常往来，程昱亲自调查，亲自汇报，表示了自己绝不姑息养奸的态度。
　　　　三司火速会审，秉承皇帝的意思，将这七名官员严厉惩处了。
　　　　因为这七人有渎职和滥用职权的罪责，他们被革职，抄家，斩首，所有财产和违法所得归公，之后全家被废为庶人，一起发往凉州参与屯田。
　　　　且被强制迁移户籍到凉州，永世不得回祖籍。
　　　　很显然，程昱根本就不想抵抗，他也跪了。
　　　　郭鹏亲手把他拉过了阶级的鸿沟，那么很显然，只要郭鹏愿意，也能随时让他跌回寒门。
　　　　程昱恐惧着，所以他毫无疑问的主动投降，无条件投降，清洗了吏部。
　　　　他的七名部下被他献祭了，换取了自己和家族的安全。
　　　　接下来就是田丰。
　　　　崔渠本身是工部官员，在工部内办事，所以田丰对于这件事情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案发之后，田丰无比主动地配合程昱和三司一起调查，查处了工部内和崔渠有不正当怜惜的官员五人。
　　　　全部交出，绝不姑息养奸。
　　　　嗯，田丰也跪了。
　　　　三名士族领袖的热门种子选手一起跪下，面对着皇帝唱征服。
　　　　他们被打败了，被征服了。
　　　　除了吏部的七人和工部的五人之外，其他几个部门也纷纷爆雷，一把手们相继下跪爆头唱征服，交出了和崔渠有关系的十个人。
　　　　和崔渠有关系的这群人，或是协助他与人便利的，或是给他钱求取便利的，一共二十二人。
　　　　全部斩首，没收家产，夺取户籍，全家废为庶人。
　　　　二十二户。
　　　　三百多口。
　　　　除了二十二个为官的男主人被斩首之外，其余家人也一个都没有逃掉。
　　　　郭鹏没有株连他们全族，但是他们本身的家庭是逃不掉的。
　　　　他们之中有冀州人，有兖州人，还有青州人。
　　　　无一例外，他们都被剥夺了原先的户籍。
　　　　然后郭鹏下令，把他们迁移离开原籍。
　　　　或到凉州金城郡，或迁移到并州雁门郡，亦或是平州辽东郡，成为了一个没有任何权势和资本的庶人家庭。
　　　　屯田将是他们永远的事业。
　　　　还有特别重要的一条
　　　　这二十二户将被记录在案，遇赦不得归，且子孙三代不得离开新的籍贯，不得回中原，不得为官，以此为贪污渎职和苟且钻营的惩处。
　　　　这样残酷的惩戒让官员们不寒而栗。
　　　　郭鹏杀人不多，那么大的事情，才杀了二十二人，但是对剩下来活着的人来说，比被杀掉更加可怕。
　　　　士人家族出身，却失去了士人的身份，成为了一个庶人，而且子孙三代不得回中原不得做官，等于三代人都没有任何希望了，根本不要想着能回到原籍，能回到这花花世界之中。
　　　　他们废了。
　　　　这二十二个家族或者是家族分支，或者是家族主脉，皇帝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如此凶狠。
　　　　不杀光，却起到了比杀光更加可怕的效果。
　　　　这比逼迫崔琰直接祭出家法打死崔渠更可怕。
　　　　把这二十二户人直接赶到了边疆苦寒之地去屯田，简直就是另一种死刑。
　　　　这还没完。
　　　　三司会审总结出来的崔渠的违法违规事实也送到了皇帝面前。
　　　　崔渠是如何利用崔琰的声望和权力在吏部拉扯上了关系，然后为人提供便利，这其中的渠道和方式都给审问出来了。
　　　　据说皇帝为此极为愤怒。
　　　　皇帝认为魏国建立才两年，在官员问题上已经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可见吏治问题之严重，他决心要从严整治这一问题。
　　　　这让不少官员感到了危机重重。
　　　　他们四处询问这样的情况是否可能发生，以及他们自己是否是安全的。
　　　　惴惴不安的恐慌情绪席卷了整个尚书台，也波及到了御史台和内阁之中。
　　　　魏帝国建立前后所隐藏的核心矛盾之一在这个时候似乎就爆发出来了。
　　　　这一核心矛盾的牵扯面真的很广。
　　　　所以一经暴露，立刻就爆发了。
　　　　这场延德三年年初发生的震惊朝野的大案，被称为崔渠案。

九百二十八　他们不该受教育
　　　　崔渠案发，对整个郭魏帝国官僚系统的打击是很大的。
　　　　前朝一直以来都遵循的潜规则，到了新朝默默运行了两年多之后，忽然被皇帝打击了。
　　　　其实说到底，这在东汉帝国时代就是惯例，就是大家一直以来都在做的事情。
　　　　可这件事情并不简单。
　　　　不是简单地争权夺利，不是简单地皇权和群臣的斗争。
　　　　这也是郭某人为大规模发动变革做的一次预演。
　　　　培养门生，辟召故吏，这是顶级士族营建关系网络的方法，是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等四世三公的顶级士族成就伟业的正常操作。
　　　　门生，故吏，这是顶级士族的立身之本，没有门生和故吏，就没有顶级士族。
　　　　门生且不说，这些大家族在中央依靠三公的辟召权，在地方利用郡守刺史的辟召权，大肆招揽故吏，营造自己的政治势力。
　　　　这本身就是双重君主规则下被允许的事情，是东汉帝国皇权衰落之后默认的事实。
　　　　但是很明显，现在的郭魏帝国，这是不被允许的。
　　　　中央集权制度被再次确立，且被大大增强，恢复到了连东汉最开始建立的时候都没有的地步，几乎接近西汉后期了。
　　　　依靠绝强的武力和个人威望还有超强的权术手段，郭鹏建立起来的郭魏帝国大肆打压了官僚们招揽故吏的权力。
　　　　虚设三公，罢免重号将军开府权，限制刺史郡守辟召权，将察举制度直接导向中央，通过礼部连接到吏部，最后指向皇帝本人。
　　　　这一系列的操作大大削弱了反中央集权势力的强度。
　　　　可以说东汉以后地方主义的盛行趋势到了郭魏帝国建立之后被猛然打断，还有了些许回流向西汉的趋势。
　　　　在局部层面，比如军队层面，甚至还有回到秦帝国时期的程度。
　　　　这都是郭鹏一手缔造的局面。
　　　　很明显，郭鹏早已洞悉了东汉末年群雄割据的真实原因。
　　　　于是对于各种盛行于地方的官员辟召权进行了强力限制，将地方保护主义和分离主义的势头狠狠地打压下去，再次树立了中央集权的威望。
　　　　这一点是制度确立之后士人们才逐渐反应过来的。
　　　　政治上的潜规则，士人们自己心知肚明，却绝对不会对外宣扬，更不会记载在史书之中。
　　　　就算记载，也要用仁义做外衣，好好地掩饰一番。
　　　　战争的确摧毁了很多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