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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谓必无乱；隋氏之未亡，自谓必不亡。所以甲兵屡动，徭役不息，至於将受戮

辱，竟未悟其灭亡之所由也，可不哀哉！

夫鉴形之美恶，必就於止水；鉴国之安危，必取於亡国。故《诗》曰：“殷

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又曰：“伐柯伐柯，其则不远。”臣愿当今之动静，必

思隋氏以为殷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若能思其所以危，则安矣；思其所以

乱，则治矣；思其所以亡，则存矣。知存亡之所在，节嗜欲以从人，省游畋之娱，

息靡丽之作，罢不急之务，慎偏听之怒。近忠厚，远便佞，杜悦耳之邪说，甘苦

口之忠言。去易进之人，贱难得之货，采尧、舜之诽谤，追禹、汤之罪己，惜十

家之产，顺百姓之心。近取诸身，恕以待物，思劳谦以受益，不自满以招损。有

动则庶类以和，出言而千里斯应，超上德於前载，树风声於后昆。此圣哲之宏规，

而帝王之大业，能事斯毕，在乎慎守而已。

夫守之则易，取之实难。既能得其所以难，岂不能保其所以易？其或保之不

固，则骄奢淫泆动之也。慎终如始，可不勉欤！《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

不忘亡，治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诚哉斯言，不可以不深察也。伏

惟陛下欲善之志，不减於昔时；闻过必改，少亏於曩日。若以当今之无事，行畴

昔之恭俭，则尽善尽美矣，固无得而称焉。

太宗深嘉而纳用。

贞观十四年，戴州刺史贾崇以所部有犯十恶者，被刺史劾奏。太宗谓侍臣曰：

“昔陶唐大圣，柳下惠大贤，其子丹朱甚不肖，其弟盗跖为巨恶。夫以圣贤之训，

父子兄弟之亲，尚不能使陶染变革，去恶从善。今遣刺史，化被下人，咸归善道，

岂可得也。若令缘此皆被贬降，或恐递相掩蔽，罪人斯失。诸州有犯十恶者，刺

史不须从坐，但令明加纠访科罪，庶可肃清奸恶。”

贞观十六年，太宗谓大理卿孙伏伽曰：“夫作甲者欲其坚，恐人之伤；作箭

者欲其锐，恐人不伤。何则？各有司存，利在称职故也。朕常问法官刑罚轻重，

每称法网宽於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今之所忧，

正在此耳！深宜禁止，务在宽平。”

卷八　赦令第三十二（凡四章）

贞观七年，太宗谓侍臣曰：“天下愚人者多，智人者少，智者不肯为恶，愚

人好犯宪章。凡赦宥之恩，惟及不轨之辈。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

‘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昔‘文王作罚，

刑兹无赦。’又蜀先主尝谓诸葛亮曰：‘吾周旋陈元方、郑康成之间，每见启告

理乱之道备矣，曾不语赦。’故诸葛亮理蜀十年不赦，而蜀大化。梁武帝每年数

赦，卒至倾败。夫谋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已来，绝不放赦。今四海安

宁，礼义兴行，非常之恩，弥不可数。将恐愚人常冀侥幸，惟欲犯法，不能改过。”

贞观十年，太宗谓侍臣曰：“国家法令，惟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格

式既多，官人不能尽记，更生奸诈，若欲出罪即引轻条，若欲入罪即引重条。数

变法者，实不益道理，宜令审细，毋使互文。”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诏令格式，若不常定，则人心多惑，奸诈益

生。《周易》称‘涣汗其大号’，言发号施令，若汗出於体，一出而不复也。

《书》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为反。’且汉祖日不暇给，萧何起於小吏，

制法之后，犹称画一。今宜详思此义，不可轻出诏令，必须审定，以为永式。”

长孙皇后遇疾，渐危笃。皇太子启后曰：“医药备尽，今尊体不瘳，请奏赦

囚徒并度人入道，冀蒙福祐。”后曰：“死生有命，非人力所加，若修福可延，

吾素非为恶者；若行善无效，何福可求？赦者国之大事，佛道者，上每示存异方

之教耳。常恐为理体之弊，岂以吾一妇人而乱天下法？不能依汝言。”

卷八　贡赋第三十三（凡五章）

贞观二年，太宗谓朝集使曰：“任土作贡，布在前典，当州所产，则充庭实。

比闻都督、刺史邀射声名，厥土所赋，或嫌其不善，逾境外求，更相仿效，遂以

成俗。极为劳扰，宜改此弊，不得更然。”

贞观中，林邑国贡白鹦鹉，性辩慧，尤善应答，屡有苦寒之言。太宗愍之，

付其使，令还出於林薮。

贞观十二年，疏勒、朱俱波、甘棠遣使贡方物。太宗谓群臣曰：“向使中国

不安，日南、西域朝贡使，亦何缘而至？朕何德以堪之！睹此翻怀危惧。近代平

一天下，拓定边方者，惟秦皇、汉武。始皇暴虐，至子而亡。汉武骄奢，国祚几

绝。朕提三尺剑以定四海，远夷率服，亿兆乂安，自谓不减二主也。然二主末途，

皆不能自保，由是每自惧危亡，必不敢懈怠。惟藉公等，直言正谏，以相匡弼。

若惟扬美隐恶，共进谀言，则国之危亡，可立而待也。”

贞观十八年，太宗将伐高丽，其莫离支遣使贡白金。黄门侍郎褚遂良谏曰：

“莫离支虐杀其主，九夷所不容，陛下以之兴兵，将事吊伐，为辽东之人，报主

辱之耻。古者讨弑君之贼，不受其赂。昔宋督遗鲁君以郜鼎，桓公受之於大庙，

臧哀伯谏曰：‘君人者将昭德塞违。今灭德立违，而寘其赂器於大庙，百官象之，

又何诛焉！武王克商，迁九鼎于雒邑，义士犹或非之。而况将昭违乱之赂器，寘

诸大庙，其若之何？’夫《春秋》之书，百王取则，若受不臣之筐篚，纳弑逆之

朝贡，不以为愆，将何致伐？臣谓莫离支所献，自不合受。”太宗从之。

贞观十九年，高丽王高藏及莫离支盖苏文遣使献二美女，太宗谓其使曰：

“朕悯此女离其父母兄弟於本国，若爱其色而伤其心，我不取也。”并却还之本

国。

卷八　辩兴亡第三十四（凡五章）

贞观初，太宗从容谓侍臣曰：“周武平纣之乱，以有天下，秦皇因周之衰，

遂吞六国，其得天下不殊，祚运长短若此之相悬也？”尚书右仆射萧瑀进曰：

“纣为无道，天下苦之，故八百诸侯，不期而会。周室微，六国无罪，秦氏专任

智力，吞食诸侯。平定虽同，人情则异。”太宗曰：“不然，周既克殷，务弘仁

义；秦既得志，专行诈力。非但取之有异，抑亦守之不同。祚之修短，意在兹乎！”

贞观二年，太宗谓黄门侍郎王珪曰：“隋开皇十四年大旱，人多饥乏。是时

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

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所以奢华无道，遂致灭亡。炀帝失国，

亦此之由。凡理国者，务积於人，不在盈其仓库。古人云：‘百姓不足，君孰与

足。’但使仓库可备凶年，此外何烦储蓄！后嗣若贤，自能保其天下；如其不肖，

多积仓库，徒益其奢侈，危亡之本也。”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天道福善祸淫，事犹影响。昔启人亡国来奔，

隋文帝不吝粟帛，大兴士众营卫安置，乃得存立。既而强富，子孙不思念报德，

才至始华，即起兵围炀帝於雁门。及隋国乱，又恃强深入，遂使昔安立其国家者，

身及子孙并为颉利兄弟之所屠戮，今颉利破亡，岂非背恩忘义所至也！”群臣咸

曰：“诚如圣旨。”

贞观九年，北蕃归朝人奏：“突厥内大雪，人饥，羊马并死。中国人在彼者，

皆入山作贼，人情大恶。”太宗谓侍臣曰：“观古人君，行仁义，任贤良则理；

行暴乱，任小人则败。突厥所信任者，并共公等见之，略无忠正可取者。颉利复

不忧百姓，恣情所为，朕以人事观之，亦何可久矣？”魏徵进曰：“昔魏文侯问

李克，诸侯谁先亡？克曰：‘吴先亡。’文侯曰：‘何故？’克曰：‘数战数胜，

数胜则主骄，数战则民疲，不亡何待？’颉利逢隋末中国丧乱，遂恃众内侵，今

尚不息，此其必亡之道。”太宗深然之。

贞观九年，太宗谓魏徵曰：“顷读周、齐史，末代亡国之主，为恶多相类也。

齐主深好奢侈，所有府库，用之略尽，乃至关市无不税敛。朕常谓此犹如馋人自

食其肉，肉尽必死。人君赋敛不已，百姓既弊，其君亦亡，齐主即是也。然天元、

齐主，若为优劣？”徵对曰：“二主亡国虽同，其行则别。齐主忄耎弱，政出多

门，国无纲纪，遂至亡灭。天元性凶而强，威福在己，亡国之事，皆在其身。以

此论之，齐主为劣。”

卷九　征伐第三十五（凡十三章）

武德九年冬，突厥颉利、突利二可汗，以其众二十万，至渭水便桥之北，遣

酋帅执矢思力，入朝为觇，自张声势云：“二可汗总兵百万，今已至矣。”乃请

返命。太宗谓曰：“我与突厥面自和亲，汝则背之，我无所愧。何辄将兵入我畿

县，自夸强盛，我当先戮尔矣！”思力惧而请命。萧瑀、封德彝等，请礼而遣之。

太宗曰：“不然。今若放还，必谓我惧。”乃遣囚之。太宗曰：“颉利闻我国家

新有内难，又闻朕初即位，所以率其兵众，直至於此，谓我不敢拒之。朕若闭门

自守，虏必纵兵大掠。强弱之势，在今一策。朕将独出，以示轻之，且耀军容，

使知必战；事出不意，乖其本图。制服匈奴，在兹举矣。”遂单马而进，隔津与

语，颉利莫能测。俄而六军继至，颉利见军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惧，

请盟而退。

贞观初，岭南诸州奏言高州酋帅冯盎、谈殿，阻兵反叛。诏将军蔺謩发江、

岭数十州兵讨之。秘书监魏徵谏曰：“中国初定，疮痍未复，岭南瘴疠，山川阻

深，兵远难继，疾疫或起，若不如意，悔不可追。且冯盎若反，即须及中国未宁，

交结远人，分兵断险，破掠州县：署置官司，何因告来数年，兵不出境？此则反

形未成，无容动众。陛下既未遣使人就彼观察，即来朝谒，恐不见明。今若遣使，

分明晓谕，必不劳师旅，自致阙庭。”太宗从之，岭表悉定。侍臣奏言：“冯盎、

谈殿，往年恒相征伐。陛下发一单使，岭外帖然。”太宗曰：“初，岭南诸州盛

言盎反，朕必欲讨之，魏徵频谏，以为但怀之以德，必不讨自来。既从其计，遂

得岭表无事，不劳而定，胜於十万之师。”乃赐徵绢五百匹。

贞观四年，有司上言：“林邑蛮国，表疏不顺，请发兵讨击之。”太宗曰：

“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故汉光武云：‘每一发兵，不觉头须为白。’自

古以来穷兵极武，未有不亡者也。苻坚自恃兵强，欲必吞晋室，兴兵百万，一举

而亡。隋主亦必欲取高丽，频年劳役，人不胜怨，遂死於匹夫之手。至如颉利，

往岁数来侵我国家，部落疲於征役，遂至灭亡。朕今见此，岂得辄即发兵？且经

历山险，土多瘴疠，若我兵士疾疫，虽克剪此蛮，亦何所补？言语之间，何足介

意！”竟不讨之。

贞观五年，康国请归附。时太宗谓侍臣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