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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咣当”一声爆炸似的巨响，接着一股巨浪般的狂风，把张曼新和欢欢及乐乐同时吓了一跳。

　　　　是紧挨着张曼新办公桌面前的一扇玻璃窗不知怎么被肆虐的狂风刮开了。

　　　　“我妈什么也没说，就说马上让您回家。”机灵的乐乐急忙上前关好窗户，转过身来如实地说。

　　　　“好。我们马上回家。”张曼新为了弄明实情，收拾了一下办公桌上的材料，急匆匆往家里赶。

　　　　张曼新一进寝室，见妻子朱宝莲伏在被子上哭得好伤心，肩胛一耸一耸的，似乎受到了什么欺辱。

　　　　“宝莲，怎么啦？”张曼新见状，眉毛一耸，急切地问道。

　　　　“还不是因为你总跟人家过不去？”宝莲猛地挺起身来，一脸的怨艾。

　　　　“怎么，他们又打恐吓电话啦？”张曼新目喷烈焰。

　　　　宝莲讷讷地“嗯”了一声，接着强忍伤感地告诉张曼新，今天发现有几个陌生的人鬼鬼祟祟地在他们的住宅周围转悠，联系到前几天有人扬言要杀张曼新一家的恐吓电话，她担心小女儿菲菲遭绑架。因为，在他们一家人中，朱宝莲和张曼新都有自己的事业，每天早出晚归；蹦蹦、彤彤和欢欢也都在搞贸易，并成立了自己的兄弟公司，整天忙得不行；乐乐虽然年岁小一点，但也是十六岁的小伙子了，最近又给“华联会”开车，不会出问题；惟有八岁的菲菲，放学后常常一个人回家，既没有反抗能力，也不懂得自卫。华人社会中的恶势力，要报复张曼新，最容易得手的是在菲菲身上打主意。所以，朱宝莲很怕，而且越想越怕，便急忙派欢欢和乐乐把张曼新叫回来，商量一下怎么办。

　　　　“要是菲菲有个好歹，我也就不活了！”朱宝莲说完又哭了起来。

　　　　“这些流氓！”张曼新如狮般怒吼。

　　　　看来，华人社会中一些恶贯满盈的歹徒真想拿张曼新和他的家人开刀了！

　　　　应该说，张曼新对这种后果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

　　　　就在去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华联会”主办的《欧洲之声》报发表《关于惩治邪恶，维护安定团结》的紧急呼吁书后，实际上身为“华联会”会长暨《欧洲之声》报社社长的张曼新，就与华人社会中的恶势力公开宣战了，彼此将是水火不容，势不两立。

　　　　你想，在这生死存亡的问题上，惩处者与被惩处者能“和平共处”么？

　　　　所以，被“华联会”惩处的华人社会中的罪恶势力一定会首先把张曼新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故而，张曼新的一家人整日里为他提心吊胆。儿子们轮流放下生意，当他的司机和贴身护卫。

　　　　彤彤发表在《欧洲之声》报上的一篇文章这样写道：

　　　　我的烦恼

　　　　张彤彤

　　　　我的烦恼最近一段时间特别多，缘由是我父亲引起的。

　　　　我的父亲张曼新是匈牙利华人联合总会会长。为人正直、仗义，嫉恶如仇，已被此地的华胞所公认。虽说为华人做公益的事情，我作为儿子应该支持，但是，人总是食人间烟火的。特别是在国外这个特殊的环境里，自己的生活，自己的生意事业，自己的身体，自己的生命安全，这应该是非常要紧的。

　　　　可我的父亲，将这一切都没有放在眼里，每天都在为“华联会”及在匈华人的事业而无昼无夜地奔波。

　　　　——华人公司被黑社会抢劫了，找他投诉；

　　　　——公派公司的几十万美元的货物被人骗了，要他出面与有关人员协商；

　　　　——华胞的身份无故被警察局弄黑了，向他反映、诉苦。

　　　　——甚至，个别华人被警察驱逐出境没路费，也找到我爸，要求解决。

　　　　每天家里从早上至深夜，来访者、电话铃络绎不绝，极少有空闲，除非我爸不在家。所有作为一个家庭而应该具备的环境气氛，全被破坏。

　　　　他做生意没时间了，可每年还得往“华联会”搭进一大笔钱。

　　　　这些事情，我都忍了，反正我们家人多，不缺我爸花的钱，但要命的是，从去年冬天开始，“华联会”协助匈警察局打击在匈华人犯罪活动后，我们全家人都跟着他过不好日子了。在华人里出头露面的都是他，可他要打击的都是些手里持枪、杀人越货的老手啊。

　　　　为此事，我们几个兄弟日夜提心吊胆地护卫着有严重心脏病已五十岁开外的疲惫不堪的父亲。……

　　　　爸爸为在匈华人的公共事业积了这么多的怨，如果有人要报复……我们几个兄妹为此苦苦哀求爸，要花我们自己的钱给他雇几个保镖，但遭到他的拒绝。

　　　　没办法，我们兄弟只得自己日夜跟着他。虽然他很不乐意，可我们跟着他并不是要沾他什么光，而想到的是他的安全。万一有事，同其他人都没有太大关系，可我们的家就要塌了天了！

　　　　我爸没日没夜地为“华联会”工作，这我们没意见。他在“华联会”工作中廉洁奉公，有时竟然到了“迂腐”的程度，我有时候都感到不可理解。我无偿地给他这个“华联会”会长当保镖，可每当他以“华联会”会长的名义请客吃饭的时候，却让我饿着肚子在外面等着。有一次我实在忍不住了，就对他说：

　　　　“爸，我也是为公家办事，工资不但没人发，莫非连顿饭都不管吗！”可我爸却说：“你是我儿子，儿子为老子服务，天经地义，可饭钱是公家的，是大伙的，你吃了，不了解情况的会说我利用会长职务搞特殊。”这是什么逻辑？但又不能与他较真儿。

　　　　我挺不情愿这种局面可又不得不忍受。不能有自己的正常生活，不能做自己的生意，没有节假日，真烦死了！

　　　　时隔几个月，张曼新的三子乐乐也以《我的烦恼》为题，写了一篇文章，登载在《欧洲之声》报上。张曼新的儿子们是这样写的，那么他的女儿们又是怎样说的呢？

　　　　一次，张曼新的长女欢欢直率地对他说：“爸，我看您是一个自私的人。为了追求自己的事业和精神支柱，您根本不顾家，不管家。家里人都理解您，可您理解家里人吗？您也不能太过分了，无论干什么事情都是先‘华联会’，后才轮到家。‘华联会’、‘华联会’，‘华联会’又不能当饭吃。妈妈背后不知哭了多少次，您知道吗？您也应该为我们家人考虑考虑了！每天为您提心吊胆不说，还把辛辛苦苦挣的钱给您交‘华联会’的费用。小菲菲也哭了好几回，说人家的爸爸都带自己的女儿去逛公园，惟独您不带她到公园去玩。人不光有事业，还有家庭，有天伦之乐。有一回您见了我哥的儿子，问这是谁的孩子，结果弄得我二嫂听了很不是滋味。您一年到头有过星期六、有过星期天吗？父亲节那天，我们兄弟姐妹几个想得好好的，要给您好好过个节，可您却没有时间，整天泡在‘华联会’，整天见不到您的影子。爸，您知道吗？大哥、二哥为您的身体和安全担心，可又不敢说您，一说您就吼，其实一家人都是为您好。他们的事业您从来不过问，他们很需要您的帮助和支持。您认识那么多人，国内的关系又多，应该介绍一点给他们，他们挣了钱，你怎么贡献给‘华联会’、办《欧洲之声》报，我们都没有意见。另外，您的心脏病要注意，安全也得注意，您如果有个一差二错，‘华联会’还会在，可我们全家就别想活了……”

　　　　张曼新深深感到，为支持自己“华联会”的事业、为维护华胞利益的工作，妻子和儿女们为自己付出的太多太多，可自己为妻子和儿女们应尽的责任和义务又太少太少了。为此，他时常感到不安，感到有愧，感到对不起妻子，对不起儿女，甚至他认为自己的确在个人与家庭的关系上是一个自私的人。特别是自从“华联会”发动广大旅匈华胞打击犯罪分子后，给全家人带来了深深的不安，更叫他感到愧对家人。

　　　　张曼新在这个问题上大伤脑筋。自己既然已经投身于“华联会”的事业，甘愿为了广大华胞的利益牺牲个人的利益，那么就存在一个为“大家”舍“小家”的问题。虽然理论上“大家”与“小家”并不矛盾，俗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无水小河干”，意思是指有“大家”才有“小家”，“小家”要融入“大家”之中。但是，到具体问题上，矛盾就突出了。你要为“大家”，必须顾不了“小家”；你要为“大家”牺牲，“小家”必然随着你一起牺牲或者是为了你而牺牲。

　　　　现实情况不正是这样的么？

　　　　既然“华联会”是广大旅匈华胞“文化的、保护利益的代表”，那么对于分割广大华胞利益的犯罪分子，“华联会”能不下定决心挖掉这些痈疽么？

　　　　而“华联会”一旦与犯罪分子宣战，那么作为“华联会”会长的张曼新能不身先士卒、一马当先么？

　　　　乐于奉献，是张曼新的情操。

　　　　不怕牺牲，是张曼新的胸襟。

　　　　可是，张曼新站在与犯罪分子斗争的前沿阵地，而他的全家无形中则成了“敢死队”的成员。因此，他的全家也就成了犯罪分子要报复的目标。

　　　　然而，难道由于家人要承担风险，自己就患得患失，退避三舍么？

　　　　对于这个问题，张曼新心中虽然有矛盾，但是为了“华联会”的事业，他是不会打自己的小算盘的，也绝对不会成为达尔杜弗式的人物。

　　　　谨记“白刃交战之前，视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的张曼新，清楚地知道，只有勇者之无畏，才能威震敌胆，无往而不胜。

　　　　眼下，面对妻子朱宝莲的忧虑，张曼新思考再三，决定把八岁的爱女菲菲以过继的方法，托付给他已定居西班牙的挚友林明超夫妇帮助照管。

　　　　“你说什么？”朱宝莲听了张曼新的想法，惊讶地问道，从她的表情看似乎以为自己的耳朵有毛病。

　　　　当她证实自己没有听错时，气愤地向张曼新质问道：“亏你说得出来！你说，菲菲这几年失掉的父爱和母爱还少吗？这次又要把她过继给别人，你不觉得对孩子愧得慌吗？”说着又伤心地哭了。

　　　　张曼新听了朱宝莲的斥责，难以形容此刻的心情，他只觉得心里像被什么利物一下比一下猛烈地刺激着一样，痛苦得难以正常地思维和平缓地呼吸，意念中似乎一下子塌了什么，说疼痛难忍也不是，讲一切都被掏空了也不像，总之有一种酸酸的、热辣辣的又空落落的感觉，觉得特别不是滋味。

　　　　谁都知道，菲菲是张曼新与朱宝莲共同生育的惟一一个孩子，菲菲又是张曼新六个孩子中的老幺。张曼新将菲菲视为掌上明珠。

　　　　菲菲活泼可爱，聪明伶俐。

　　　　可是，张曼新的心尖子一样的菲菲，却没有一个在父母温暖的怀抱里生活的童年。

　　　　张曼新和朱宝莲夫妇带着三个儿子初闯匈牙利时，忍痛把菲菲留在国内。虽说不久菲菲也到匈牙利来了，却很少得到父母的照料。

　　　　那时，张曼新和朱宝莲正处于艰辛的创业阶段，整天忙得连轴转。小菲菲跟着父母，常常像个吉普赛人，没有安定的日子。一日三餐饥一顿饱一顿，有时还睡在“大篷车”上。后来，虽说有了个固定的家，可是由于张曼新忙于“华联会”的工作，朱宝莲忙于生意，只有晚上才能照看她。有相当一段时间，就将照料她的任务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