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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杂拌-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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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是这几句引起了我的兴趣，大概是我的眼神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冲我笑了笑，问那位熟人说：“这位是？”熟人说：“大陆作家邓友梅。你们没见过？”“没有没有，幸会幸会，久仰久仰。”他每个字都重复两次，热情地伸过手来，并递过一个名片，上面写着“全美江西同乡会会长，谢天乐”。接着他主动问我什么时候来的，住在什么地方？我说住在台湾作家C家里。他说：“他家离市中心太远，天天要坐地铁是不是？算了，搬到我旅馆来，我管你吃管你用车，别的事你自己负责，好不好？”我说：“初次见面，怎么好打扰？”他说：“都是中国人么，我以前也写作，我读过你的小说，见面就是朋友了，是不是？我来美国时一个钱都没有，全是在这里挣的，死了又带不走是不是？到我这来住吧。”态度很诚恳。我不久就要去西部，不想再折腾，终于没有搬去，但这个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人既热情又有点怪僻，事后向几个朋友打听，才知道二十多年前他在台湾是很出名的作家。在那个时期，人们论到近年出现的文学新秀，谈小说必提於梨华，写诗就举谢青，也就是这位谢天乐。在短短几年内他连出几本书都得到好评，二十几岁时就担任《中国时报》驻欧洲记者。曾采访过梵蒂冈百年难遇的教会盛典。但他不满足在新闻界的这点成就，既想闯出番更有声色的事业来，老实说也想改变一下文人常有的拮据状态。他来到了美国，耍笔杆同时业余半做起地产买卖来，不知道怎么一来（按他自己的话说是交了狗运。这未免太抽象），三晃两晃，他竟然真发了财，成了纽约有名的房地产资本家了。他挣下了多少财产，尽管人们说法不一，但算得上是个美国财主。这一点则是公认的。可此人仍保留着文人和中国贫苦知识分子的许多脾气。比如说，好交友，爱清谈，生活作风另有一套路数。比如出席上层社会的集会，他浑身高档名牌，绝对美国第一流标准，但居家生活，他的裤子不发现有两个破洞，决不肯丢掉。平时去唐人街，他总是我见到的那一身旧衣，两只旧鞋，连大陆刚来两个月的留学生都当他是打工仔。这又帮他创了另一个奇迹，就是在纽约二十几年，居然没遭过一次抢劫，因为美国的暴徒持有的也是美国人的逻辑，不能想象有钱人肯穿这么一身来糟蹋自己。
和谢青成为朋友之后，我曾问他这种作风是有意识采取的呢还是习惯成自然，改不了在中国，在贫困时养成的**惯？他说是有意采取的，不过人们对他的动机不大理解就是了。衣着是为人服务的，不能叫它管着你，这点中国人就比老美聪明。参加上流社会活动，美国人要看你的衣装估量你的地位。派头不够，礼仪不周，人家连理都不愿理你，还想和你谈什么作生意？当然要衣冠楚楚。唐人街是另一个世界，多半是自己人，越随便越好，大家相处亲切。这就叫入乡随俗。到哪里成为哪里的一员，才不显得特殊，不引人注意。越不引人注意才越能作出事业来。由此又引出他许多感慨，他说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机会，但真要取得成功也是很不容易的事。要在一个方面取得成功常常要在另一方面付出很大牺牲，他在经济上这点成就，就是用牺牲文学抱负换来的，这很令人辛酸，但对谁说谁也不信，人家反以为他在说俏皮话。文学界朋友们聚会，他常常不积极参加，人家以为他忙于赚钱。其实是自己有种失落感。当年同时起步的人，如今著作等身，名扬天下了。他自己却被读者忘却了。但他并不死心。他想过一二年就从商业事务退休，重新投入写作。他不相信缪斯已永久弃他而去了，经过几十年的生活磨练，他想会比以前写得更踏实些了。这两年稍有空闲，他就要拿起笔写点散文随笔之类，作为热身……
这话说过，也就放下，我并没太认真，而且我以为，一个在商战中连连取胜的武士，发些感慨是可以理解的，若真让他弃商从文，怕也积重难返的。
不久前，他突然来到北京了。他打电话约我见面。我问他来作什么？他说是来谈生意，我去看他时他却意外的拿给我一本散文稿，说是他近一年的试作，拿来听听我的意见，看他这种写法国内的读者能否接受？
我说，看来你生意也在做，笔杆也又耍起来了。他说，本来他对做生意已不感兴趣了，可目前中国有困难有关方面要找我合作。我能出力的地方怎好不出力？中国有缺点不假，可再有缺点也是我的祖国。我还是爱她，儿不能嫌娘丑是不是？我投资不是来挣中国人的钱，我和中国合作，在国外做生意，挣外国的钱。他们有钱，我们有他们需要的东西，可是中国对外国还有许多不够了解的地方。常常把可以赚钱的生意也做赔了。我来经营，比国内一些人有把握。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何乐不为呢？我这本散文，也是有的放矢的。我认为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也是个伟大的国家，可是这两个国家互相对对方都太缺乏了解。我在中国和在美国都生活了几十年，我有责任帮助我的两个祖国互相沟通。以前中国一些文章，把美国说得毫无是处，眼看就要灭亡，这当然不正确；可是现在有些人又把美国想得一片灿烂，遍地黄金，也不是事实么。这两种误解都会误事。我这文章写的是一个普通老华侨的眼睛看到的美国。我不谈政治，看的全是凡人小事、日常生活，但全是真实生活。不妄加捧场也不吹毛求疵，没一件事没根据，绝对叫美国人看了也服气。
我把稿子带回家中，连夜读了一遍，读的中间我就有了结论：这是本难得的好作品，思想内容，文采和可读性都独具一格。这不是到美国浮光掠影转一圈就下笔的即兴之作，也不是只有生活体验而缺乏文学经验的枯燥文字。我甚至认为，即使是文学里手，如久居美国书斋，一帆风顺，没有亲自在下层社会挣扎过，没在商业圈子奋斗过，要写出这样有血肉，有情趣的作品也不大容易。作者在美国生活久了，也感染上了美国式的幽默，文中充满了嘲讽和调侃却不带火药味，读起来诙谐有趣又引人深思。如果只看文章，人们或许会以为作者是个尖酸刻薄，玩世不恭的人。其实错矣。他的热情是令人吃惊的。他偶而来一次北京却很少有机会去参观旅游。除去正事外，他还揽许多杂事。他听电视上教英语不大理想，就马上打电话给电视台反映意见，人家约他到电视台去谈谈，他马上答应。我一个朋友想到美国开发点事业，想请他给提点建议，他为此又拿出一个下午，而且不论是旧识新交，谈起意见来爽快坦诚，决不敷衍客套……
对谢青的简短介绍到此我看差不多了。也许读者会问，怎么关于他的文章没谈什么？我主张文章让读者自己去阅读，去评判，不需别人多嘴。所在关于文章的话我就不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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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作戏 清白作人
——贺邢韶英同志舞台生活五十年
接到朋友电话说，邢韶英同志舞台生活满五十周年了，政府和同志们都想为她纪念一下，我非常赞成。
我是先看她戏后认识人的。四十年前，我们初进北京，北京市还没建文化局，只在文教局下边设一个文艺处，新成立的文联与文艺处合署办公。行政机构、党团组织全是一个。只在业务上有点分工，分工也不明确。比如我本是文联的编辑，却又参加文化处编审科的工作。那时却有影戏审查制度，编审科就管这个，不过并不是审查决定那些节目能否演出，而是决定那些节目可以减免演出税。也不是所有的演出节目都有权审查，北京人艺话剧团演老舍先生的《龙须沟》，歌剧团演李伯钊同志的《长征》，用不着它审查，它主要审查戏曲和要上演的电影。这个科有两位科长一个科员，两位科长是凤子和沙鸥，科员就是在下。沙鸥兼任新民报文艺版的主任，他是那个年头的“新潮诗人”，在报社的时候多，在文化处的时候少，他似乎对戏曲兴趣也不大。凤子大姐倒是常来，可总是被伯钊同志拉着办外交的时候多，按现在的话说她更像个“公关主任”。坦白的说为戏曲演出发减税证的事多半是我这个科员干。其实决定哪个戏减税或免税自有许多领导和前辈管，用不着我操心，我只是听谁讲一声“小邓，给某个戏开个免税证！”我开个证明，打个图章就行了。不过这样我就有了一点特权，可以领到一个审查证，进出剧场通行无阻，也有一份任务，哪个戏曲剧团排新戏的时候戏改科的同志常拉着我一起去了解情况、或看彩排。那年正好赶上宣传婚姻法，苗培时同志写了个新戏叫《二兰记》，由鸿巧兰剧团排演。彩排时我就被拉去看戏了。我看到剧中一位演第二主角的女孩子很朴实、本色，没有旧演员的作派。就问身边的同志这位演员是谁？他说“她叫鸿效兰。别看年轻，已经有八九年舞台经验了。”
这戏演得不错，当时在北京很受欢迎，但我看过也就看过了，除去照例开了一张免税证，没有过问其它的事。过了不久，开团支部会，讨论通过新团员入团，当支部书记介绍申请人邢韶英时，从墙角站起来个小姑娘，穿着件米色风衣，向大家鞠了一躬，就坐下去，怯生生的低头不语。我觉得此人有点面熟，可想不起来在那里见过。等到介绍人介绍情况时，才知道她就是那个鸿效兰，并觉得她和在台上的那个人完全两样，台上是个朴实活泼的女孩，这里坐的却是个很拘谨羞涩的姑娘。
介绍人开始介绍情况。其他申请入团的青年，都是文化局文联大院内熟人，情况大家都了解，介绍时大家听得并不很在意，唯独对邢韶英的介绍，大家听得十分认真，不仅因为她和我们不熟，她的悲苦经历也实在使人震惊。她从小就进了戏班，至今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自己多大年龄，哪一天的生日。她八岁进戏班，到十岁时已会了三十多出戏。对评戏名家刘翠霞、白玉霜、爱莲君等人的唱做，都作过认真的学习。十四、五岁就成了独挡一面的主要演员。碰到一对好心的老夫妻把她收留就认作了父母，真正是共产党来了她才得到新生，所以她对共产党无限的感激，由衷的信仰，党的号召她实心实意地照办。介绍人谈完，大家都觉得上了一堂阶级教育课，几乎没怎么讨论就把手高高地举了起来。
这以后和邢韶英同志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每次过组织生活她都来，从来没请过假，但从来也没发过言。同志叫她发言，她说在座的都是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她听着就长了学问，她自己没什么可说的，好好向大家学习就是了。她说戏班里说的全是另外一些事，一到这里好像换了个天地。
只有在团员汇报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时她才谈到自己。从她朴素的谈话中我们才知道号召慰问志愿军，她就带着剧团去了朝鲜，在战场上坑道里演唱；长辛店工人要纪念二七大罢工，她带剧团去工厂演出分文不取；组织上要她把自己的艺术经验传授给别人，她不说二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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