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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要纪念二七大罢工，她带剧团去工厂演出分文不取；组织上要她把自己的艺术经验传授给别人，她不说二话，毫无保留地说戏教身段，尽管她早已是主要演员了，当需要她当配角时她认认真真替别人配戏，没有过不平，没有过妒忌，不论角色，不争牌位；在需要有人带头参加市属剧团时，她就毫不犹豫的离开私人班社。那时和现在风气不同，现在进了公营单位是拿到了铁饭碗，求之不得的。那时公营单位制度严，工资低，要“参加革命”是得有点牺牲精神的。

　　　　她的品德得到了人民的赞许。不久就看到她和***、张百发、于是之等五十年代的北京杰出青年站在一起领奖了。那几年，全国性的、全市性的“优秀团员”“先进工作者”“优秀表演奖”“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等等头衔和荣誉一直在她头上闪耀。不久就入了党。

　　　　这以后因我进文学讲习所学习，毕业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不再参与戏曲有关的事，和韶英同志就没再有什么联系，仅仅从报纸上看到她不断上演新剧目和不断得到新的荣誉，心里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再以后，我因为57年那场误会，脱离了生活正轨，当然更远离了文艺，就不大知道评剧界的事了。

　　　　经过那场九死一生的“*****”，我逃出一条穷性命再回到北京，已是二十多年后的事了。碰到当年北京文化界熟人，打听起几位老朋友的情况时，我顺便说了一声：“这几年文艺界的大部分朋友都遭了殃，唯有戏曲界的某些人可以逃脱此难，有个把唱样板戏的还唱出红顶子来了，如那位从前姓钱现在姓浩的文化，部负责人……”

　　　　朋友作个手势叫我低声，悄悄说：“还是倒霉的多，你记得咱们团支部那个邢韶英吗？”我说：“当然记得，她不是出身很苦，政治上很进步吗？”

　　　　“完了，赶下去劳动改造去了。”

　　　　我说：“下去劳动的人多了，这也不算什么。”

　　　　“可你知道叫她干什么？杀猪！这人善良得要命，平时连蚂蚁都不敢踩，偏把她下放到屠宰厂去，说要改造她的资产阶级臭思想……”

　　　　我听了许久说不出话来，我早知道“***”一伙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出来，但真听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时仍会被他们的“创造性”所震慑。

　　　　到底阴天还有转晴的时候，国家还有复兴的力量。“***”倒台了，小平同志等一些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全国人民扭转乾坤，一轮红日又照到了中国人的头上。那一阵有个风气，许多多年不见的朋友都又联系起来，走动起来我又见到老北京文化局时代的朋友关士杰、黄秉德等人。他们有的还在戏曲岗位，有的当了领导，黄秉德到崇文区当了文化方面的负责人。他说北京实验评剧团调到崇文区来了，改名燕京评剧团。她们把调到戏校当老师的邢韶英请了回来当团长，要为振兴评剧大干一场。说这个团正式演出时，请老朋友们都去捧捧场。我答应了，尽管我并不爱看评剧，但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情。这样我就看了邢韶英的打炮戏“桃李梅”，坦白地说，我看了真是一惊，也许是前些年被造反派用皮带押着看样板戏受教育的印象太深了，十几年来第一次自由地进剧场，我真感到邢韶英同志的艺术造诣非凡。在这戏里她身兼花旦、文小生、袍带小生几个行当，演得那么漂亮潇洒，唱腔如此醇厚动听，甚至叫我回忆起儿时随父母听刘翟霞，白玉霜的情境。老实说，几十年前我认识韶英同志时只是对她的为人敬重，对她的艺术并没太多了解和重视。这时我才发现，我们中国艺术界真有人材，邢韶英是个评剧最好的演员之一。

　　　　从这以后，韶英又恢复了她的艺术青春，十多年来活跃在首都的舞台上，她主演的“海棠红”、“绝户”、“赛金花”都得了奖。“啼笑姻缘”、“秦香莲外传”等在电台和电视台播出后很为一些观众所钟爱。有一位老大姐，对她的戏百看不厌，剧团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看，并把自己做的小菜，衣物送到后台去慰问她，一个演员有这样的知音，今生也该满足了。

　　　　今年是邢韶英同志从艺五十周年，政府和朋友们为她举办纪念，我感到高兴和安慰。这证明，在我们国家，一个像韶英同志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为艺术献身的艺术家，是会受到尊重和爱护的，是不会被人忘记的。这对我们大家都是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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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象中的金受申

　　　　我相信将会有人写写金受申。

　　　　说“会有人写”，是因为近来有人开始注意他的学问和作品了，前边加个“将”字，是眼下还没听说谁想写他。解放后，金受申不算得志，一来是因为他个人的种种原因，发迹不起来；二来是他那套“学问”在前些年没人当成学问，不仅不当成学问，说多了还有怀念旧社会、为腐朽生活方式招魂之嫌。他的作品主要是在解放前发表的，解放后没写多少东西，熟悉情况的老人，大半和他一样作古了。新人想写，却了解得不够。

　　　　我认识金受申是在解放之后，熟识，但没交情。

　　　　北京饭店后身霞公府，西头有幢红色小楼，如今成了北京饭店的后勤部门，躲在高大漂亮的贵宾楼后边，显得又矮又旧，死鼻子塌眼，来往行人谁也不注意它。可在五十年代这门口还真热闹过一阵子，因为北京市文联和市府文化处都设在这儿，出出进进有不少名人。名人有两派，一派是解放区来的，如李伯钊、赵树理、马烽等等，刚从解放区进城，生气勃勃，风华正茂，是革命文化的主流，当然引人瞩目；另一派是北京原有的大家名流或刚从国外归来的文人学者，如老舍、梅兰芳，名高望重，根深位显，是团结统战的对象，格外受到尊重，坦白地说，有些后来被尊为“宗师”、“泰斗”的人物那时都还站不上最前排。出出入入，打头碰脸遇见名人是常事。有回我要出门办事，有个瘦溜溜的中年人挡住了路，那人正冲着传达室姓田的老头一个劲鞠躬，谦恭地说：“您辛苦，您多照应，您多捧……”刚说声“劳驾，让我过去，”那人回过脸来冲我也来一躬，笑着说：“我叫马连良，刚从外边回来，还不大懂咱们的新规矩，您多照应，您多捧，您……”我连忙还礼。门外头更热闹，一群年轻人正伸着脖子往文化处院里看，一打听才知道新凤霞刚走进门去，戏迷们要等着她出来时再看一眼，那时候谁会注意穿装打扮都像个摆卦摊的金受申？

　　　　我跟金受申在一个单位工作也算有些年，没记得他换过行头，不论是冬天的干部服，还是夏天的白衬衣，都是又肥又大，袖子盖住手，裤脚掩着脚面，一年四季顶着个干部帽，大概从头上就没摘下来过，一手拄着根大拐棍，一手挎着个破书包，手中攥着条大手绢，他的手有残疾，还有一边走路一边拿手绢擦鼻子的习惯。

　　　　金受申是老舍先生使了些劲才调到文联来的。闹不清那以前他干什么，好像是在小学教书，但也不一定，总之调来前他的处境不好，为什么不好？我既不知道也不想多嘴，只是老舍先生对他的关怀给我留下挺深印象，为调他来文联，老舍先生说了好几回：“这个人有用，现在他处境困难，咱们调来也算人尽其才，大伙儿都帮帮忙，都是动笔杆的……”

　　　　金受申来了，先在《说说唱唱》，后在《北京文艺》，都是当一般的编辑，拄着拐棍按时上班，老老实实看稿退稿做一切分配他做的事，开会很少发言，平时我们聊天他也不大插嘴。那时我们年轻人正全心全意学**大哥，读小说读的是法捷耶夫、尼古拉耶娃，看电影看的是《幸福的生活》《攻克柏林》，我们说这些他插不上嘴。不过他能插嘴的事情他也不大插嘴，研究工作，给领导提意见他不说话，争等级，争待遇这类事他不掺和，人们也并不因此表扬他，人们不怎么注意他的存在，他也满足于不被人们注意，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身上总带点儿酒味。早上就有，下午尤甚。

　　　　可时间一长，就露出点儿他的面貌了。

　　　　这年冬天我病了，高烧不退。那时候还没有公费医疗，我自己买些羚翘解毒丸，阿斯匹林之类吃了不见起色。在走廊上碰上金受申，他问了问我的病情，站在那儿号了一下脉，说：“到屋里去。”进屋之后他找了张稿纸，掏出他的大号金星钢笔，哗啦哗啦，就开了一张方子说：“到北边的药铺抓两副，吃好了请我碗老豆腐，不好我退你药钱。”我半信半疑去药铺抓药，柜台上一看方子，问我：“您跟金大夫是同事吗？他近来怎么样？”我一听愣了，笑道：“这位金同志是我们的编辑，不是大夫，您认错人了吧？”药铺的人说：“编辑开的方我们敢给抓吗？金受申，正式挂过牌的！我们都认识。”

　　　　吃完药病好了。我没请他吃老豆腐，过了几年又想起这件事来，我就请他跟金寄水吃了顿馄饨。那工夫要吃馄饨到处都有，他们俩却指定要上首都电影院旁边的一家个体户小门脸儿去。那时卖馄饨的就卖馄饨，不带卖酒菜，路上他买了两条黄瓜，进门后找掌柜兼厨师借了一个大碗，上隔壁山西大酒缸买来半斤汾酒，说声：“劳驾把黄瓜拍拍，多搁姜丝，可别放芝麻酱。”掌柜走后他又发表言论说：“现在有人拌黄瓜要放芝麻酱，那叫什么玩意儿，北京人哪有这样吃法的？拍黄瓜就是酱油醋外只加姜丝，这才吃出菜味来。”一会儿掌柜把拌好的黄瓜端来了，寄水和受申都坚持请他喝一杯。掌柜推谢再三，抿了一口，连连鞠躬道谢。受申说：“咱们谁跟谁呀，您怎么这么客气呀。”转身就对我介绍说：“这是尚掌柜，平南王尚可喜的后人，都是朋友。”尚掌柜笑笑说：“以后您多照应。”

　　　　喝了两杯酒，又进来一位，有四十来岁，上身穿杭纺衬衫，下身是制服裤，圆口千层底布鞋，手里摇着把折扇。两位金爷都起立问好，说：“六爷您怎么闲在？”那位说：“机关开会，会散了不想回家赶饭了，没想到碰上您二位。”寄水又转身给我介绍：“这位是王府六爷，本来他要袭王的……”那位客气地一笑说：“别折我的寿了，手拿把掐要袭王的还是您……”谈笑声中六爷就坐到了我们桌上，先问：“给你们几位再添点什么？”然后自己要了碗馄饨，叫多加芫荽，就跟我们喝起来。这时受申拿过他那把折扇来看，看着上边的画和题词念叨说：“唔，甲贝勒画的草虫，乙额附的兰草。这丙王爷的几笔字还真有他祖上成亲王的神韵……”接着寄水就和那位王爷互相打听几个皇亲国戚的近况，说话就热闹起来。

　　　　“您见五贝勒爷替我请安。”

　　　　“再碰见老王爷可替我问好。”

　　　　听口气他们是常有来往，不断川换的，谈得高兴，金受申说：“再两条黄瓜来。”寄水就跑出去买根黄瓜还带来一包铁蚕豆。我整个听傻了眼，因为从没亲耳听身边的人讲皇亲贵族的事这么亲切，这么熟悉，这么没当回事的。

　　　　回去的路上寄水有事，上电车走了。金受申跟我仍就伴步行。我就说：“没想到旗人之间你们还保留着原来的称呼，并且来往挺密切。”他说：“他们都是黄带子，还保持联系。我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