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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杂拌-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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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的路上寄水有事，上电车走了。金受申跟我仍就伴步行。我就说：“没想到旗人之间你们还保留着原来的称呼，并且来往挺密切。”他说：“他们都是黄带子，还保持联系。我是平民，只是逢场作戏，平日并没交往。你没见寄水至今作派跟咱还不一样吗？”说完一笑。我听不出这话是褒是贬，按为人来说寄水是更随和，更谦逊的人。虽然有点儿个人习惯，比如都混到一天两顿窝头一碗粥了，咸菜还要切得像头发那么细，凉窝头得切成片要用油炸着吃。这是穷讲究，算不上摆作派。
后来我上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去了，就不大再见金受申，有次我回北京文联办事碰见了他，见面他不问学习情况，却问：“你们是住在鼓楼东大街吗？”我说：“是。”他说那把角儿有个大酒缸，一到冬天门口就挂只鹰，挂些野兔野鸡，现在还在吧？我说：“在呀。”他说：“你再去喝酒甭给钱，你就说你是金受申的朋友，给钱他也不要。”后来我真的去那酒铺喝了两回酒，跟掌柜谈起金受申来，问他认识不认识？掌柜连说：“金爷吗，安定门里这一片老户谁不认识他呀，这要是搬家呀，拉煤什么的，要用排子车，您去雇车就提金受申，他们绝不敢多收钱。”话是这么说，他可没提不收我的酒钱。于是，他们为什么都知道金受申，以及怎么都这么大面子，我也就没问，后来想问时别说酒馆，连那片房子都拆了。
大概也就是那一阵，金受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谈北京的电车，他还存有北京头一天通电车时的电车票。还有一篇谈“勤行”，说了他早年在砂锅居吃饭时堂倌的服务态度。又有一天我翻旧杂志看到他写的一篇谈风筝的文章。其中特别讲了当年在放镖砣玩的人。别人在红墙里边放风筝，他在红墙外，看谁的风筝好他把镖砣甩上去钩住人家的线，把风筝拉拽到墙外取下抢走，场内的人要绕出红墙得走好半天，追出来抢风筝的人已跑远了。这些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跟寄水打听他以前都在哪里发表文章。经寄水介绍，我才找了当时的立言画刊等旧杂志来看，才发现他写北京风俗的文章，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茶馆酒肆，花鸟鱼虫的文章足有几百篇，少说也有几十万字，其知识之丰富，文字之老道，绝非一般小报文章可比。在这方面他确实称得上是既杂又专的一家。我这才明白老舍先生为什么对他器重，也觉得他这套学问和他这人都还没得到充分发挥。
我有意找他闲谈，想了解他以前的情况。他拿出一张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毕业纪念”的照片给我看。那上边有他。他以此证明他是正经进过大学门学文学的，他说只因后来选择了通俗文化这一行，就困顿住了。我怀疑搞通俗文化是他困顿的唯一原因，我觉得他自己也并不把这话当真，但我们谁也不想点破这一点，谈话就此结束。
1957年我又回到北京文联。反右前曾和金受申有过较多的接触，听到他酒后说几句平常不说的话。反右中我成了右派，就断了和他的私交，只在会上听到他几次发言，也听到几句他平常不说的话，那些话都是在泛泛的讨论问题时说的，到揭发批判我时，他却闭紧了口一声不出。由此我对他的为人、处境和心态又多了点儿了解。我下去劳动改造之后，有天在西单街头碰上了他，本想避开，他热情地叫住了我，问我生活怎样？我说还过得去。他说，我在研究你的会上说了，小邓就是个毛包，别的有什么？你别急，劳动两年就完了，你才多大岁数！我很感谢他，但没多说什么就分手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后来我去了东北。后来听说他得了病，是癌，但他拒绝开刀，后来就听说他去世了。
“*****”过后，我又回到北京来。有次去看金寄水。谈起金受申，寄水说金受申去世前他去看过。见到寄水他哭了。金受申说：“这年头你还敢来看我，真够朋友。”我说：“金受申这病和他爱喝酒怕有关系吧，他酒上太没节制。”
寄水说：“咱们全叫他蒙了，最后见面时他才告诉我，其实他不能喝酒，也并不多喝。带点儿酒气去上班，是故意要给人造成个长醉不醒，懵里懵登的样子。这样可以减少许多麻烦……”
这也是最后一次和人谈起金受申，不久寄水也去世了。我总以为都住在北京，来往很方便，反倒没抓紧时候多去看几回寄水，他去世时我正出差在外，回来看见讣告，我很伤心，觉得对不起朋友。
我想将会有人正经写写金受申，也会有人正正经经地写写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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挂甲屯的怀念
从圆明园废墟，往南，再往西，绕过一片有围墙的基地，就是小村“挂甲屯”。
记不得是在《帝京景物略》还是《苑署札记》里，见过这个村名。它的历史比圆明园久远。八国联军焚烧圆明园时，海淀一带的村落全遭了洗劫，但似乎并没有全放火。不然那叫作“吴家花”的废园不会留到今天。
我听说过那废园为什么姓吴，也探求过“挂甲屯”村名的来历。从今往后，我希望世人把这一切忘记。因为“挂甲屯”和“吴家花园”，有了自己历史最辉煌的一页！这里的村民，将满怀骄傲地，一代又一代地往下传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一位终生横刀跃马的元帅，为人民而自愿挂甲之后迁居到了这里，度过了他戎马倥偬的一生中“闲居”最久的岁月！
六年，两千多天啊，我们的彭德怀老头子！
一
西邻老张，带点沉重的口气对我说：“头一个接待老头子的，恐怕是我！”
他在房管部门工作，这一带是他的管区。打解放以来，吴家花园没有住过人。荒草没膝，蛇兔出没，淘气的孩子都不敢翻墙进去捉蛐蛐！忽然间来了房客。草还没清除，污水沟也没挖竣，渗水发霉的住房还没修，人就搬进来了。这个有责任感的房管人员很有点歉疚。他是准备好挨批评走进这个大门的，一进门听到前院有人声，就径直上了前院。
自西而东，横穿前院就是那条臭水沟，十月天气，已经很凉了，他看到有几个人光着膀子，卷起裤子站在臭水里挖沟。他自报了身份，一个光膀子，穿着有补丁裤子的老年人就走了上来。
“我是彭德怀，”他在裤子上蹭蹭手，伸向老张，哈哈笑着说，“没经你批准，我们动了土了！来个先斩后奏。”
老张鼻子有点酸。
彭德怀拉着老张往干净地方走去：“这些泥就堆在这里行不？冬天我要开块地种庄稼，就不愁肥料了。院子里的草，等我挖完沟再去动它好不好？”
老张想：这些话本该是我对他说才合适。他沉默好久，才勉强挤出一句话来：“您要我做些什么不？”
“你给我讲讲一个住户应守的规矩！”彭德怀说，“我不大懂这些。”
老张讲了点一般的规定，觉着不大自在，告别要走。彭德怀却拉住他问起家常：你住在哪儿？几口人？工资多少？工作忙不忙……
老张总是觉得没修好房子过意不去，所以尽可能少来打扰。可是有一天黄昏后下起大雨来了，转眼间村道就成了水溪。他知道彭老头子住房有一处还漏水，职责所在，便打起伞赶去查看。大门开着，屋里却没有人。可以人不在屋进去，不可以屋内无人走出来，这是老规矩。老张只好看着那漏雨的天花板等着。过了好久，才听到哗哗的趟水声，老头子披着件雨衣、打着手电筒进来了。老张说：“我来看看这房子漏不漏雨！”
“咱俩一个样，我也是去看看邻居们的房子漏不漏雨！”老头子用手擦着脸上的水说，“我怕哪一家房子危险，好叫他们上我这家来挤一挤。还好，农民自己对自己的房子平常照管得很好，比咱们对公家的房子要负责得多！你住的公家房吧？怎么样？要不要先搬到我这儿来？”
老张再也呆不住了，告辞要走，可是老头子拉住了他：“你人口多，收入很少，生活有困难吧？我的工资多些，也是党给的，你拿一点去用吧……”
我问老张：“老头子住了几年，难道就没向你提过一点修建方面的要求？”
他说有。有一次他要求在院墙上开个洞，把院里电井的水管接出去，叫全村人来吃这个水，不要叫大家再去远处挑土井的水吃了。还有一次他自己掏钱买了电线，求我帮助把电线从他院里拉出去，让没有电灯的邻居安上电灯。“***”得势时，他们说老百姓吃了电井水不忘老头子的好处，硬是把水管锯断，把水停了，全村只好又去挑土井的水吃。只是人们反而更加想起老头子来。大家一边打水一边嘟囔：“若是老头子在，再不会叫我们还吃这份苦水！”
“***”宣布了要把电线也掐断的，大概鉴于断水的结果适得其反吧，终于没有敢再下剪子。
二
屋顶漏雨的那间居室，已失去当年的格局。一位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彭总的亲属，指着几个方位说：“当年这里是书架，放着书；这里是长桌，放着书；这个长木板上，放着书……”
我思忖着说：“那么说，这屋里除去书，剩下的地方只够放一张床和一套桌椅了？”
“对，不过床头和桌面上也放着书！”
他们告诉我，老头子一搬进这屋，就雄心勃勃地说：“我小时候没钱念书，长大后没功夫念书，现在好了，我总算有时间认真地念点书了！”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选集，农艺学，文学作品……一页页、一本本地往下读，别人没起床，他书桌上的灯亮了；别人睡下了，他书桌上的灯光还没熄。
读得最多的，是有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著作。他发誓说：“弄不通这个题目我死不瞑目。”有些专门问题弄不懂，他就不耻下问。这里距中央党校只有几里路程，他常常夹了书上党校去投师访友，要求人家收他当读书班的学员。党校的老同志们同意了，从此不管风多大雨多急，他没有缺席过一次讨论会。用密密的小字写满了一本又一本的心得笔记。
他不仅自己勤奋苦学，而且督促身边的人学。对他们说：“你们跟我工作这些年很不容易，一直没有好好学习的机会，现在有机会了，不能轻易放过呀！”他亲自和党校联系，要求人家吸收这几个人进文化班。他自己洗衣服，补鞋子，亲手弄小锅给晚归的人热饭吃，决不肯占用一点大家的学习时间。
他当然不满足书本知识，每天抽出一定时间来作社会调查，用以和书上学到的互相印证。学了“农艺学”，他亲自在院子里开荒种田，接种果树。为了模拟当地的耕种条件，他把卫生设备关上，自己积肥，晒粪。夏初，麦子成熟了。他量好地块，称准收获的麦子，然后问左右邻舍：“我一分地打了八十斤麦子，算丰收不算？”老农说：“一亩地合八百斤，大丰收了。”他又说：“我管理得不好，鸟吃虫打损失了些，不然亩产一千斤可以吧？”老农说：“那算顶天了！”最后他斩钉截铁地骂了一句说：“什么亩产三万斤，五万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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