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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要车马费，完全是义务的。”散会后，他又将沈玉斌先生叫住，郑重地说：“我刚才不是随便说的。你记住。学校办起来教员有我一名，完全义务。”后来学校办成了，侯先生担任花脸教员。他住崇文门，学校在陶然亭附近，电车只能通到虎坊桥，下车要走好几里地土道，一下雨还要踩泥趟水。可是不论数九数伏，刮风下雨，他没有一天误过课。学校送车马费给他，他吵得脸红脖子粗，说什么也不肯收。

　　　　侯先生一生没摆过名角架子。作风谦虚诚朴，唯一的爱好是和劳动平民交朋友。所有小茶馆，小饭摊，药铺，车场他都有朋友，坐下就聊。听说有个小茶馆买卖不好，要关门，他慷慨援助，在那茶馆义务清唱三天，把个要黄的茶馆救过来了。他自奉俭约，衣着朴素，一九五六年京剧界著名演员们在新侨饭店开会，大伙都到齐了，忽听说门外来了个乡下老汉，正打听开会的地点。沈先生心想：八成是侯先生。连忙迎了出去，一看果然是他。侯先生仍穿着对襟小褂和千层底布鞋，留着帽缨子，连帽子也没戴。沈玉斌说：“到这儿来开会，您怎么还这个扮相啊？”侯喜瑞说：“老百姓嘛，不这个扮相什么扮相？我穿身干部服像样儿吗？”不论开会，上剧场，凡能步行处，他从不用车，公家派车接送他也多次拒绝。这样一个好演员，优秀艺术家，在旧社会受尽折磨，“***”又对他来了次残酷的摧残。十年动乱中，他被扫地出门，连老伴都含冤死去了。可他对党对国家的信任热爱始终如一，至死未减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对于党和政府给他的爱护与支持，对打倒“***”后为他落实政策，始终充满了感激之情。打倒“***”后，在一个追悼会上他碰上了沈玉斌，拉着沈玉斌的手说：“现在党的政策好啊，咱们又熬到好日子了，我这把老骨头得多为国家出点力啊！上台不行了，我还能教，咱们一块好好教学生吧。”

　　　　侯先生是我弟弟的老师。我只看过侯先生有数的几次戏，但每次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本想写点东西作为纪念。听沈先生谈后，觉得沈老所谈远比我要写的更为亲切深刻。为此我将沈先生的话记录下来代替我要写的短文以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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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别了，鲍昌

　　　　鲍昌去了，我很哀痛。

　　　　我认识鲍昌很晚。虽然1957年报纸上曾宣布我和他同属一个“反党集团”，而且都是“要犯”，我和他初次见面却是20余年后大家都“改正”了的时候。真正认识他则是1985年初同时调到中国作协书记处以后。

　　　　这四年我们在一起相处很融洽。

　　　　鲍昌有学问，当过大学的系主任。他研究历史，研究美学，研究文学，都有理论专著；鲍昌有才气，他写长篇、中篇，短篇，都有成绩。不幸的是他还有做组织行政工作的才能与经历，为此才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当了常务书记。

　　　　作家协会的工作对于全国文学运动的发展与制约，对谋求作家福利，有作用也有限度。从一个组织来讲，工作做好是应该应份的，做不好受批评责难也理所当然。作为工作人员个人对这一切负有多少责任及持何种态度，则因人而异。鲍昌在这方面，称得上“忍辱负重”。常务书记的工作无所不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天天坐班。经济行政、理论创作、内事外联、会议诉讼，事务之繁杂，头绪之纷乱，决非外人所能想象。人无完人，谁也不是三头六臂，何况一个书生，差错是难免的。即使是别人出的差错，常务书记作检查也责无旁贷。人们都痛恨官僚主义，值得高兴的是责备文化团体的官僚主义比责备有权势的部门安全得多，所以他就有机会听到较多的批评甚至责难。张三得了奖，可以骂成走了作协后门，作协负责人可耻；李四没得奖，可以骂作协领导存有偏见，可恨；分房子、评职称、入会、出国，都有争议，都有矛盾，这一切最后全归到常务书记身上，他们要去解释、检查、交代。不仅任劳，而且任怨，有时，也会有些出人预料的横祸。有次作协办的一本刊物上发了篇年轻人的作品，惹得一些人恼怒了，指名作协负责人前去“解释”，鲍昌他去了半日，回来时面无人色。我问他：“怎么样？”

　　　　他小声说：“重温了一下受围攻，挨斗的场面。”

　　　　他苦笑了一下，把桌上两份报纸推给了我说：“我们这么干，可你瞧人家还说什么？”

　　　　这两份报纸，一份是国内的，上边有人写文章说作协是个名利争夺场，一些人在这儿抢着做官，表示嗤之以鼻；另一份是国外的，又有人在那里说：“作协的领导人有的也曾是作家，所以迫害作家更有办法。”

　　　　我说：“怨谁呢？你当教授，当学者，当作家，那样也能混碗饭吃，何苦来干这个？”

　　　　“不就是还有点共产党员的党性嘛！不就是服从组织决定嘛！”说完叹口气。

　　　　话，说完也就过去了，第二天他仍然如常的处理工作。不仅如此，当我在一份向理事会作的书面发言中提出辞职时，他正色地劝阻我：“把这一段划下去，不然我不同意发。我们是党员，作协的工作总要有人作，我们问心无愧就完了，别的不管它。”

　　　　我真佩服他的忍劲儿。而且在这种境遇下他还能不断地发表作品，出版辞典，带研究生。我问他时间哪里来，他说他回家后放下筷子就拿起笔，从不舍得睡午觉，很少娱乐。他能倾听各种不同的文艺论调，很少与人争执，但是他自己坚持为人生的艺术观，始终把社会效益看作天经地义的写作目的，所以他的小说一向是有所为而作的。他读书很勤，新发表的重要作品，他极少漏掉，因而对文学动态总有清晰的了解。在讨论文学状况的会上，他的发言有材料，有分析，有见解，从不信口开河。有几次与外国作家座谈，他发言后引起客人热烈鼓掌，并且向他表示感谢。除去王蒙之外，我觉得在作家中再找这么一个会做组织工作的人才不容易；在领导干部中找这么个有学问会写作的也不多；而既能做组织领导工作又同时有心境、有韧性去做学问和写作品的人更难，他去世后人们会更加感到这个人才的可贵。

　　　　鲍昌作人，有良好的道德情操。他是长子，多年来负着赡养老母幼弟的责任，他自己还有两个孩子。我也是长子，也当过“右派”，深知在那困难的岁月中这挑子有多重。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把另一副担子也担了下来，他家有位老保姆，无依无靠，他请到家当长辈一样供养，病了殷勤伺候，平日问寒问暖，多少年如一日，从无倦色从不懈怠。

　　　　他是易于合作的伙伴，不盛气凌人，不装腔作势。他是我的领导，我们外联部门有急事分派他任务，他从未推脱过，常常碰到别人不愿接受的工作，我就扔给他，他一定认真作好。而在私利上，他却自律很严，没见他伸手要过什么、条件、什么待遇。说话办事总给对方、下属留有回旋余地。鲍昌自青年时代追求革命，抛开都市生活投奔解放区，在解放战争时期就作出了成绩。解放后当了二十几年右派分子，含冤蒙垢，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未动摇；对革命的热情从未稍减。当“右派”时认认真真地劳动，复出之后热情写作，努力工作。为人处世有原则，有理想，有分寸，有节制。一辈子如此作人，我认为可以问心无愧了。

　　　　鲍昌当然不是完人，他也有中年知识分子常有的弱点与短处。我们受过类似的政治伦理熏陶，经历过相同的苦难，相比之下，某些消极因素留在我骨子里的痕迹更深，所以我就容易更多地看到他的苦衷、委屈与善意，也容易体谅他的处境与谅解他的不完善处，因而他的去世，我感到哀痛。

　　　　永别了，鲍昌，你这一辈子不容易！

　　　　1989年2月21日深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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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赵伯溪兄

　　　　我这马虎毛病改不了，把你的地址又丢在飞机上了，这封信只好

　　　　“假公济私”拿到报纸上来。多谢你和大嫂，使我在美国这块陌生的地方

　　　　“有家可归”。我在美国怎么也过不自在，只是到了你那儿才舒一口气。

　　　　我无拘无束地吃中国饭，说中国话，唱中国戏，谈些连在中国也找不到几个知音的陈谷子烂芝麻。

　　　　嫂嫂仍然拿我当小孩，换着样给我弄饭，开车好远去给我买烟，弄得连我自己都忘了是快六十岁的人了。

　　　　最高兴的是，在你那儿我见到张文娟女士、李金堂先生和一见如故的摄影师老弟，没想到你家成了道地中国味的票房啦。

　　　　金堂先生那天感冒，还专为我唱了大段的《鱼肠剑》，字正腔圆，师承正宗，真叫一曲难忘。

　　　　本来我正在楼上摆弄录像机，忽听楼下传来一声：“老丈不必胆怕心惊！”叫我一愣：美国还有这么地道余派？

　　　　！下来一看，他们几位正唱得热闹，嫂子介绍说这是李金堂。金又一愣，沈玉斌先生在世时谈起他的在台湾的老学生，我有印象，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

　　　　回来后我跟李玉茹大姐说起来，她高兴得直拍巴掌。那天李先生唱完，我们就聊了起来，说起我们共同的熟人——李玉茹、冯玉增、沈玉斌……李先生很动感情。

　　　　我们说话又被那位打鼓佬听见了，他跟我打听北京几个地方的变化，自新路、陶然亭、窑台、万寿西宫、第一监狱……原来数十年前他住牛街南口，敢情跟我算邻居。

　　　　你瞧，世界就这大点儿，撞来撞去全是熟人：文娟女士曾在北京市青年京剧团呆过，我们还是一个系统的同事，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在西方不少国家的华人社区我都遇见过这样的小沙龙。我到过巴黎的票房，在伦敦容庚先生家中和朋友们一起品赏过国画。

　　　　我感觉参与这类活动的华人同胞并不仅出于文化爱好，而是在这种活动中肯定自己民族的价值，宣泄交流怀乡爱国的感情。

　　　　我不知这看法是否武断，至少我用它解释你的行为很合适。你早已是有成就的美国公民了。

　　　　事业成功，家族兴旺，论财产，论地位，都够份了，孩子们都劝你该享享清福啦。

　　　　可你三番五次奔走于大洋两侧，投资吧，合营吧，引进吧，开发吧，忙得不可开交。

　　　　费了多少话，搭了多少钱，甚至于憋了多少气却乐此不倦，百折不挠，图什么，不就是对故土的一点感情吗？

　　　　同时你又成了在美国的中国戏曲艺术倡导者和收藏家。大概在中国也难找到像你收藏中国戏剧、曲艺声像资料那么丰富的人了。

　　　　为什么？不就是对老根的一丝怀念吗？这种文化上的追求和你爱故国行为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我对你家那股深厚温馨的民族文化氛围永不能忘。美国有许多叫人赞叹、留恋的好地方，但对我个人来说，如果在美国没到你家，这趟就算白去了。

　　　　我的小说《那五》已拍成电视剧，制成带后，有人去美国即捎给你，算我的一点薄礼，并祝健康长寿，合家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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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徽班怀故友

　　　　看报上那劲头，近来是要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了。在这个日子里我由不得又想起故友沈玉斌先生。

　　　　沈先生是道地的梨园世家。祖上沈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