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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杂拌-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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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想来，我在宣传队的别扭和对愿坚不喜欢，除去我个人毛病之外，还由于两个团体作风的不同，军部文工团有不少从上海、济南等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还有几位在全国颇有名气的大明星，比如与石辉搭档的白文，演《秋海棠》出名的郑重，洋戏可以演《前线》、《俄罗斯人》，大戏可演《雷雨》、《李闯王》，平日业务演习，基本功的训练都较重视，艺术空气较浓，作风上么也多少有点文艺工作者的浪漫劲头。有些人还有点个人癖好，比如我们的画家彭彬，不论发了什么军装，他自己一定要改一下，主要工程是把帽檐加长，领子放大，还有位潘今席，他怕背背包沉重，总是把被子的棉花拆去，打背包时用秫秸扎成架子，外边包上被单，作成一个空壳。当然碰到开会时，别人坐在背包上他只蹲在地上，蹲久了就会假装上厕所出去休息一会儿。这些我们只觉得有趣，并不看成是什么缺点。这些人不少是我的偶像，我曾有意无意地模仿一二。到了师宣传队这就不行了，这里是严格的军事作风。我的有些习惯就成了自由散漫、军事观念不强的缺点，我觉得人家对我要求过苛，其实人家还是格外客气的。我对愿坚的不满其实是误会。
没多久，这误会意外地解决了。
开始了宿北战役，头一天出发，当夜就行军120多华里，从鲁南一口气走到了苏北，走到80多里时我的腿简直就不像是长在我身上了。每迈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脚一落地就痛得咬牙**，王愿坚看了看我，悄悄到指导员那里说了几句什么，指导员就叫住我，要我伏到他背上去要背我前进，我认为这是寒碜我了，坚决予以拒绝，指导员就把小丁背走了。我正背着背包一步一拐往前挪，忽然有两只手伸进我的两肩，抓住了背包带，不由分说把我的背包抢了过去，驮在了自己的背包上，我一看，就是王愿坚。我强充英雄地说：“不用，我可以……”他说：“我知道你可以，这是头一天，明天还要行军呢，你留点力气给明天吧，我比你大，吃的也比你多，这在我不算啥。”其实我早就背不动了，就顺坡下驴，把背包给了他，心里觉得以前对愿坚的反感有点过分了，我真怀疑，他要不给我背背包，这最后20里地我能不能坚持到底。
从这开始，我和愿坚也有话说了，并且越来发现他的长处很多，比如，我唱歌跑调，他不跑，到了驻地看房子，借铺草他动作比我麻利。小组会上我把这些优点提出来并表示愿意向他学习，他却说：“你的优点更多，在业务上我要向你学的多了，这么小就能写剧本啦，我多久能学会？”终于我和他也成了朋友，过了许多年后，有次在北京我和他谈起那时的事来，他说：“那时你说你要写剧本，我们就都依你，你写的我看了，算个啥玩意呀，俺就装糊涂，不打击你的情绪就是了，就你自己认真当回子事。”说完我们大笑，我才觉得愿坚当时最大的优点是比我成熟。
后来我们回到了野战军政治部。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愿坚他们还经常有碰面机会。1947年刘邓部队从大别山转战到河南，我们曾一起到豫西一带去慰问。受到刘邓首长的鼓励，洛阳战役，开封战役，我们都在同一条战线上作宣传工作。渡江之后，我们在南京，他们进了浙江，见面少了，后来我调整到北京，并且离开了部队，就没再见过他。1954年再见到时，他已在总政***编《红旗飘飘》了，我觉得那是件很繁杂，很辛苦，甚至有点枯燥的工作，可是他干得任劳任怨，而且接二连三看到他的《七根火柴》、《党费》等作品发表出来，思想性艺术性在当时都算得上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顶峰作品。我着实为他高兴，也有些纳闷，愿坚平日拘谨理智，他的作品怎么这样感情丰富，这么生动活泼，这么有灵气，这里有什么秘密？另外他又是什么时候学会写作，并把文字功底打得这么扎实的呢？我们从小当兵，上学的机会都不多，我只上过4年小学，愿坚比我多些，但也有限，他当分队长时不过17、8岁，已经有好几年军龄了，他能比我多上儿天学呢？在战争时期我自学文化和写作，发了几篇稿子，就自我膨胀，到处张扬，现在才知道人家王愿坚闷声不响埋头苦干，比我有出息多了，这对我实在是个教训。从此对愿坚我又多了几分尊敬。这一段时间，我们常见面，多半是在各种会上，有时也在双栅栏总政***的宿舍，每逢我称赞他的作品和刻苦，他总是说自己不行，这时我已不认为他是“假积极”了，而是极佩服他这种谦虚的品德。他对我的创作不仅当面给了许多鼓励，在背后也曾为我某篇作品被误解而替我辩白。
反右开始后，周扬同志曾找文学界几个年轻人谈过一次话，关照一下大家，要严于律己，谨于言行，实际是爱护与保护的意思。我和愿坚都被召去，那天很热，所有的人都短袖薄衫，唯独愿坚是全副军装，还扎着武装带。我说：“这个天你怎么还穿这个？”他说：“部长召见，哪能随便呢？”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打算写一篇小说。听周扬同志谈话后，想先放一放再说了，先整顿一下思想，等有时间你上我那去，咱们细谈。没想到从此一别就是20多年，因为我不久就成了右派，离开正常的生活轨道了。这20多年中我只有两次想起过他，一次是1958年反右倾时，他有篇作品被批了，说是他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我很奇怪，心想王愿坚别的毛病有，可跟资产阶级怕是很难沾边吧？他干嘛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呢？想不明白也就不想了，我不是连自己怎么成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没想清楚吗？再一次想起他是*****时，又从油印的传单上看见他的种种罪行了，这一次倒很容易就想明白了，我很为他担心，因为我知道他是个谨慎小心，自制自尊的人，不像我这么脸老皮厚，经打又经踹。我怕他想不开，受不住，心想如有机会见面我要和他谈谈我对诸如此类事的看法，哪知我们再见面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了，这些已用不着再说，于是又和20多年前一样，说些创作打算和生活体会之类。
40多年，我和愿坚就是这样的淡淡的交往，见了面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不见面也很少找机会故意相会。从来没亲昵过，也从来没有疏远过，平时相忘于江湖，根节上又会互相想到，从病房走出来，我才感到失去了多么难得的一个伙伴。
晤别的第二天，愿坚走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写作，这样的离去，对人对己都可以交代了。旧朋友散尽，余也等轻尘。这条路大家都要走的，只希望自己也能像愿坚那样有拼搏，有成绩，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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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馒头的往事
偶阅文学报，读到绍棠的自我表现之三“馒头和党费”，心中许久不能平静，情不自禁打破自己“不谈往事”的戒条，略作一点补充。
那三个屎盆扣在绍棠头上多年，实在叫他吃了不少多余的苦头，这是至今叫人一想起来就难过的。绍棠说“带着馒头下乡”这事是一位刚从西山体验生活回来的朋友揭发的。他的记忆可能有错，当年在青年团中央大会上揭发这件事的是我。我并没去京西山区生活，如果绍棠记错了人，请务必纠正，别把我的过错算在别人帐上。此事给绍棠带来不幸，以前我曾非正式的口头上表示过歉意。现在我想公开的向绍棠道歉。
五七年那场风暴中，绍棠的案子是弄得较热闹的，大会小会，长短文章，不计其数。我只有幸发过一次言，就是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中揭露的那一次。维熙文章写好后曾跟我说：“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了你批判绍棠的那件事，你有什么意见吗？”我说：“没有，是我干的，我要对历史负责。”他的文章发表后，不少朋友来信来电话，说这篇文章反应强烈，人们对你看法不佳，你有没有要说的？我说：“没有，过去的就过去了，若说吃苦头，我比谁也不少，要写，怕一本书写不完，算了往前看吧！”有的朋友听了这句话反倒引起了向我约稿的积极性。我也曾一度动心，但终于没有写，这和我脾性有关，我是怕找麻烦的人，极不愿卷入任何新闻事件中去。绍棠的文章引起我的情绪波动，我倒想趁着我勇气未退，说两件有关的事。一件事别人不大知道，另一件事是知道的人不大肯说。
一、绍棠在1957年春，报上已号召大鸣大放，但还没见什么鸣放文章之时，已决定下乡去。有天他已买好车票，打好行李。（不知有没有馒头）正准备上火车了，忽然接到一位长辈的电话，约他，从维熙，林斤澜和我谈话。他临时退了车票，去参加谈话。那天在座的除我们几个青年外，还有三位作家老师，其中邵荃麟同志温和地批评了绍棠对三十年代的一些情况不了解，有时会说错话。也批评了我对抗战时一位作家写的作品过于欣赏，指出那篇作品脱离抗战的实际生活。随后几位老师问我们当前的工作计划，绍棠表示他不想再在城内呆着参加各种座谈会了，要马上就下乡去。这时却遭到了另两位老师的批评，他们说：“目前党号召知识界鸣放，你们是青年人，又是党员，你们不带这个头谁带这个头？怎么能这时下乡去呢？”于是绍棠才打消了下乡的计划，我后来便想，如果当时绍棠下了乡，就不会有机会再说一些当时看来不合适的话，或许就躲过了那场灾难。当然，那几位老师谁也没规定绍棠说什么不说什么，绍棠自己要对自己的发言负责，但这次劝告确实起了留下绍棠的作用，是不成问题的，后来我见许多人写的回忆文章，都没人提这一段，我大胆冒失在这里不避尊者讳，把它说明一下，以证明绍棠并非是自愿参加那场鸣放的。
二、从维熙在《走向混吨》中对我的揭发，除情绪的感受上各有不同，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但此事有些背景怕他并不详知，团中央开大会前两天，北京文联一位负责人找我谈话，告诉我两天后要在团中央开会批判绍棠，要我发言。我说我对绍棠关系不深，没什么可谈，他说：“关系不深才好谈，从维熙和刘绍棠关系那么好，人家都能撕开情面，在北京文联的会上对刘作了揭发批判，你不是也听见了吗？人家不是党员还能划清界线你该怎么办？现在是考验你的时候，给你戴不戴帽子还没决定，就看你的表现，给你这个机会，就是挽救你，你要认真考虑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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