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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玩得最愉快的地方是吕贝克。

　　　　吕贝克仍保留着古城门、古石板路、古教堂甚至古代天空的蓝色。当然也保存了不少旧宅邸。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兄弟的故居是其中之一。大理石圆柱大厅，可以开几百的人舞会。花园里老树参天，石径蜿蜒。二层以上的生活区，房间很多，舒适宽敞。我在欧洲看过几个作家故居，这是最富有的一处。相比之下斯特灵堡、席勒、歌德等人的房子都大为逊色，距此不远，就是“布登勃洛克”家族的故居。托马斯·曼那部名著所写的故事原来就发生在他家门口！参观这房子会令人惊诧托马斯·曼描写事物的精确，以致怀疑是按这房子写的小说，还是按小说建的这房子！这一天本来是故居休息日，听说我们要来参观，市文化局特别例外开放，并派了一位官员在此等候，为我们作导游。参观完毕还代表市政府请我们吃了中饭。饭后我们去参观了一个奇特的地方——木偶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原是私人收藏，最近才捐献给政府。他的原主人和王安忆是旧相识，和我们也有一面之缘。是位名叫法埃的电视摄影师。开幕式那天他曾扛着摄像机在市政厅东奔西跑，有人介绍他和我们认识了，他说知道我们将去吕贝克，他会赶回去招待我们。安忆说她可能去不成吕贝克了，因为她还要去荷兰。法埃立即作了个表情，用中文说：“王安忆走，我哭！”把我们都逗笑了。

　　　　法埃业余爱好就是收集木偶。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木偶装满了他整个三层楼陈列馆。只中国木偶就摆满一层楼。其中有几个显然是江加走的作品。不仅如此，他竟然还收藏了一套福建木偶戏的舞台装置，包括守旧，桌围，门帘之类。我说：“你真了不起，这里有的东西够得上是国宝级的，在中国也很难见到了。”他听了非常高兴，把我当作知音。请我们到隔壁木偶剧场去喝咖啡。那里白天是咖啡厅，晚上演出木偶剧。

　　　　下午我们驱车去波罗的海海滨游览区，游览区给我留下的印象极好。头一条是清静，在全中国很难找到这么清静的游览地，偌大一片青山绿水，除去我们竟没有别的游客！海山树下，目光所及，满是蓝绿两色，空气似乎也染上了淡绿色，饱含松针和海水的清香。对岸是苏联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去年在瑞典、芬兰我也曾从那里遥望过海的这岸，当时还曾想，这波罗的海多少年来都是战火纷飞的水域，二次大战后虽平静了些年，也一直被冷战阴影所笼罩。近年来世界局势趋向和缓，长期稳定，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不可阻挡，也许从此波罗的海会成为人们友谊交流的水道，再不闻厮杀之声。

　　　　离开海滨时天已黄昏。我们又进了吕贝克，并在一间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饭店门外停了下来。奥斯特先生说：“今天是鲁彦周先生的生日，我们在这里给他祝寿。”大家听了意外地高兴。这个节目是事先没宣布的。我们都不知道今天是彦周的生日，德国朋友却早有准备了。看来信息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这家百年老店确有特色。家具，地毯，幔帐，灯具，多是百年旧物。侍者着黑礼服戴白手套。乐声悠悠，烛光熠熠。大家轻声议文学，论音乐，讲交流，谈友谊，在和平与友好的温馨气氛中，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回到汉堡稍作停留，我们便告别了朋友们，到斯图加特和法兰克福去。在那儿分手各奔东西。张洁等回北京，我去纽约，结束了这次有益的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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竹风

　　　　“竹风”，凡看过郑板桥画的人，都有极深的印象。“竹风”一词不大常见，我是在长岗京才弄懂这个词的。

　　　　日本的古都，有三个：京都、奈良，大家都熟悉；还有一个长岗京，就不大为人所知了。我一向把冰心老师视为日本通，谁知她竟和我一样，是这次才知道的。

　　　　长岗京不为人知，一是它作为京城的时间短；二是它后来没有发展成大都市，至今仍是个只有七万人口的小城。尽管如此，它仍有着故都特点，那就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深刻痕迹。

　　　　长岗京以产竹著名，有贵客来访，主人总要以笋飨客。宴会上用的碗、盘、筷，全以竹制，酒杯则是一段新伐下来的尚带着翠叶的小竹筒。酒宴完毕，主人就把酒杯赠与客人当作纪念品。

　　　　我们到长岗京那天，正下瓢泼大雨，汽车突然在一片竹林边上停下，市长先生请我们打开车窗欣赏竹林的景色。竹林深处正有一位妇女和一位壮年男子举着此地特有的长头竹镐在挖笋。主人招呼了一声，那位妇女捧着一颗鲜嫩的大笋跑过来，浑身往下滴水，一位日本朋友介绍说：“这是市长夫人。”

　　　　夫人深深行了礼。我们问：“为什么这么大雨，您还来挖笋？”

　　　　旁边的人解释说：“夫人是为欢迎中国作家，特意来表演给大家看的。”

　　　　我们一听，赶紧从车上下来，向夫人道谢。她说：“原来是要请大家来一道挖笋的。下雨了，只好由我挖给大家看了。”我们请市长先生劝夫人回去。为了不致让女主人再挨浇，说完赶紧回到车上，离开竹园。

　　　　在车上，我问陪同的朋友：“日本各地皆有竹林，为什么长岗京对竹子格外重视？”那朋友说：“竹与竹不同，这里产的是孟宗竹。全世界到处都有竹林，可孟宗竹只有杭州和长岗京两地才有。”我说：“怕不见得吧？”他自信地说：“别处即使有，也是从这两个地方移出去的。这竹子，原来只有杭州产，一千年前，僧人道无把它引到了长岗京。从一千年前，就虚心向中国求教了，还有哪个国家能超过日本呢？”

　　　　我这才明白，长岗京人重视孟宗竹，首先着眼的是它所代表的中日友谊，它所代表的日本人民那种勤奋好学、虚心求教的精神。

　　　　由于这一点启发，我觉得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情。

　　　　我到奈良时，鉴真大师已启驾归国探亲。陪他回国的是当代唐招提寺的住持森本孝顺长老。在御影堂内，人们对我讲了许多森本长老的事情。长老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自幼年入寺，供养鉴真和尚。早上朝见活像，总先要问一句：“您昨夜休息得好吗？今天可是上好天气，您会觉得愉快的。”晚上定省，又总要问一声：“您今天觉得身体安泰吗？早一点休息吧。”数十年如一日，风雨阴晴，从不间断。前年我国领导人访日，在唐招提寺见到长老，表示欢迎他访华。长老说：“我很想去中国，可是几十年来我侍奉恩师身边，没敢远离一步，如今更不能离开他了，还是等他归国探亲时我陪他一道去吧。”今年终于完成了他的夙愿。

　　　　原来我只把长老的行为归结为“宗教信仰”。后来，一个偶然机会使我改变了这个想法，我们在大阪机场，正碰上护送鉴真和尚还乡的队伍，人很多，也很忙乱。为了不打扰他们，我们悄悄走进一个候机室，并约定不再去见长老。可是森本长老听说我们来了，立即从百忙中抽出身来，向大家合十问候。我们说：“长老很忙，何苦还这样客气？”他说：“你们是大和尚的乡亲，也是文化使者，我怎能不来致敬意？”

　　　　“文化使者”几个字，一下提醒了我。只要知道日本天平文化的高度，知道日本人民对天平文化的自豪感，就会体会到森本长老对鉴真大和尚的敬意，是包含着对来自中国的“文化使者”的感激之情的。

　　　　奈良市长一间客厅，他命名为“西安厅”；因为没有长安，也就没有平诚京和奈良的文化风貌。在这间放满中国文物的客厅内，他拿出两枚古钱给我看。一个是在奈良出土的“开元通宝”；一个是从西安挖掘出来的日本古币“和同开宝”，两枚钱的形制，字体都很相近。它们各自出土的地点，却是那么耐人寻味。看着这两枚钱，眼前就浮现出千余年前那一支不畏艰险、甘受辛劳、漂洋过海、跋涉在中国大陆的遣唐使和留学僧的队伍。而迎面走来的，又是中国的东渡高僧，赴日巧匠。那一夜，我恰好住在晁衡日夜怀念的三笠山麓，窗外春雨绵绵，我久久不能睡去，又想起这两枚钱来。我觉得两国人民祖祖辈辈用血汗结成的友谊纽带，像是一根纤绳，曾把两国文化的航程，拉到了灿烂完美、共同促进、共同繁荣的航线上。后来航道上出现了暗礁险滩，航船遇到九级风暴，那根纽带磨损了，破败了，但是由于两国人民的努力维护，终究没有断开，所以一旦雨过天晴，船仍旧能扬帆前进。日本人民对中国文化那种尊崇与感激的心情，就是他们维护住纤绳使之未能彻底折断的内在动力之一。而且我觉得，不从历史的角度去观察，对今天许多日本朋友那种真挚的友好心愿，也难以理解得深刻。

　　　　广岛一位行政官员极诚恳地说：“我们种水稻，是积累了一些好经验的，学起来也不难。你们好不好派几名农民来学习，我保证短时间内全部教会。”长岗京的人民正为与杭州建成姊妹城而努力，再三叮嘱，请作家代表团从侧面帮帮忙。而长崎的造船厂，主动提出欢迎中国造船工人来厂里实习……

　　　　这种在文化源流方面的“认同”情感，在作家、艺术家身上就表现得格外浓重，井上靖先生的《天平之甍》已是家喻户晓了。这次我见到水上勉先生，又给了我极深的印象。那天《朝日新闻》社请客，招待我们吃“涮牛肉”，水上勉和我隔着红铜火锅对面坐着，一下子谈起禅宗来。他眯起眼，无限甘美地向我讲述他去湖北访寻禅宗发源地的情形。他到了湖北黄梅，那里已是一片青山，数段断垣，有的地方连瓦砾也没留下，可是他恋恋不肯离去。忽然，远处响起了笛声，万寂之中，不绝如缕，他感受到了那种超脱的境界，似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他在山中拣了两粒枇杷子，小心地带回日本，一颗送给朋友，一颗自己种在庭园里。朋友那棵枇杷树长得很好。他那棵却没有破土发芽，他又到朋友那里要枝条来压种。他眼睛望着空中，憧憬着说：“我的窗外就要长起一棵黄梅的枇杷树了，啊，真幸福！”

　　　　日本人民谦虚、好学，但又不生搬硬套，学来则按自己民族的特点加以发展改造。他们尊重历史传统，却又不拘泥、保守，而是广开眼界，兼收并蓄，只要“于我有利，就拿来为我所用”。这点，在长崎看得最清楚。因为长崎在锁国时代是唯一开放的口岸，所以那里留下来的遗迹最多，这里不仅有中国人建立的孔庙、佛寺，还有法国人建立的日本第一座教堂，荷兰人的“洋馆”、石板路。

　　　　我尊重他们这种宽阔的胸怀和尊重历史原来面貌的客观态度，但我不完全赞成一些观点，我把我的想法说了出来。一位日本朋友说：“我感谢你的坦率，从我的观点看，日本是个小国，面积只有中国国土的十六分之一，可是人口却是你们的十分之一，不敞开胸怀接受外国一切好的东西，怎么能挤进先进国的行列呢？”

　　　　这话使我很有感触。在奈良，我们曾对市长先生说过：古时候日本以中国为师，进入近代以后，日本在许多方面走在中国前边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许多革命家是在日本受的启蒙教育、中国最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