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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话使我很有感触。在奈良，我们曾对市长先生说过：古时候日本以中国为师，进入近代以后，日本在许多方面走在中国前边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许多革命家是在日本受的启蒙教育、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经由日本传进来的。在四个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要向日本学习的东西更多，现在轮到我们作学生了。

　　　　市长说：“中国是母亲，日本是吃母亲的奶长大的，儿子有时会超过母亲，可母亲终究是母亲。”

　　　　谦虚好学，这的确是日本人民在各方面取得长足进展的原因之一……

　　　　话题仍回到“竹风”二字上来。长岗京人口不满七万，却是日中友好运动开展得最普及最热烈的地方之一。西园寺公一、清水正夫、秋冈家荣，都是此地日中友协的顾问。他们出版了一种日中友好期刊，取名就叫《竹风友好》，是以孟宗竹象征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的。我认为把这两字用来形容日本人民，也很贴切，虚心、有节、挺拔、长绿……我以有这样的朋友为荣，愿意学习他们重友情、爱学习的好风格。
………………………………

索尔兹伯里去德州

　　　　前年秋天，在闲谈时，哈里·索尔兹伯里对我说：“写完长征后，中国的改革又吸引了我，我要再写一本《新长征》，你对我这个计划有什么建议没有？”

　　　　我说：“希望你除去看先进典型，最好看一下最最普通的中国农村——代表多数农民生活水平的农村。中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里。”

　　　　他说：“你有没有更具体的建议？比如看哪里的农村？”

　　　　我说：“比如山东，是我的家乡，几个世纪以来生产水平都没多少提高。只是近几年才有了变化，或者说才开始变化。”

　　　　“你能为我作向导吗？如果我去山东。”

　　　　我说：“我一定陪你去。”

　　　　就这么谈定了。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接待他的单位，那单位也很支持。去年春天我在四川见到他，他就又问我：“可以决定过些天和我去山东吗？”

　　　　我说：“可以。”

　　　　五月初，由接待单位转来的一个电话，说他正在南方采访，打算几天后去山东；但我若不能去他就不去。我立即答应去山东与他会合。接待单位也很高兴我能配合他们的工作。不料中间出了岔头：山东有个单位的干部，传下令来，叫邓友梅自己去山东省某单位汇报陪同计划。并且说明邓友梅在山东的交通和住处等，一切由他自己解决。还说：“他要去德州、平原不行，那里不开放。我们招待外宾，谁都来插一手还行吗？”

　　　　中国作家协会与索尔兹伯里有工作交往。我个人对索也很尊敬。帮助这么一位对中国友好的作家完成写作计划，是我应尽的义务。我放弃自己手头工作去陪他，是个人作了牺牲的，并非认为和洋人拉拉关系就可以光宗耀祖，插一手分点好处。既如此，我只好通知出版总署转告索尔兹伯里：我没工夫去山东了，请替我表示歉意。

　　　　我以为此事就此结束了。可是过了些天，山东直接来了电话，问我：“你什么时候到山东与索尔兹伯里会面？”我说：“我已经决定不去了。”对方说：“我姓徐，刚刚接办这件事。以前的事我实在不知道。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合适，我表示道歉，希望你还是来……”

　　　　这位同志很诚恳也很友好。我只好再次改变计划，动身去德州，等候索尔兹伯里。并没打听对我宣布不开放的地区，怎么对他又开放了。

　　　　5月17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穿了条旧牛仔裤，长袖衫，胸口上戴着心脏起搏器，白发白胡须上落了一层黄土，精神抖擞地来到德州。我想，如果没有徐同志这个电话，我会失约。但是对这位年逾八十，走完了长征旧路两万五千里后，又热心关注中国新长征的好朋友失约，将使我自疚一辈子。为此我感谢徐同志。

　　　　索尔兹伯里一见面就拥抱我说：“好极了，我知道你会来！”并没说由于他的坚持我才能来到。

　　　　这晚上德州地区负责人准备了简单的地方风味的饭菜：香椿芽、高桩馒头。他吃得津津有味，谈得也很有兴致，他在饭桌上谈话也向来要记笔记。他问：“你们这里计划生育搞得怎么样？真实行了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吗？”地委书记马中才说：“没达到。现在在农村只能作到第一个生下后，几年之内不要生第二个，最多不准超过两个。城市里，干部、知识分子大多数作到了一对夫妻只生一个。”索尔兹伯里说：“是的，我在农村看到常有人身边带着三两个孩子。那么入学率呢？有多少孩子能坚持学完全部小学课程？”马中才说：“各个区县情况不一样。但山东这地方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习惯，特别是近两年富裕些了，大多数农民坚持叫孩子入学。平均百分之九十五可以坚持学完小学和初中。这几年本地考上大学的学生，在全省各地区中比例是较高的。”他还说了些具体数字。饭后索尔兹伯里对我说，这地方讲话比较老实。不久前他去过南方一个地方，那地方有位负责人说，他们那里完成计划生育的百分之百，入学率百分之百，坚持学完小学中学的也是百分之百。索尔兹伯里听了就不再往下问。他告诉我：“他们讲的可比***先生讲的乐观多了！”

　　　　我和索尔兹伯里住隔壁。当晚听到他的打字机又响到深夜。我和他有过几次较长时间相处，很知道他的习惯：采访一天不管多累，当夜一定把笔记下的材料整理完，打印清楚。我很想提请他注意身体，但这话不能说，因为美国人不愿你总叫他注意自己的年龄和健康。另外我对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也没把握。按一部分中国人的看法，他该算功成名就，生活无虑了。到了这把年纪，大可以养养花遛遛鸟，讲究点养生之道，安度晚年。他却带着心脏起搏器满世界奔波，每天工作不下十几个小时。他没说过自己要为什么主义奋斗终生，也没提倡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却把物质享受实在看得很淡，自奉简约，至今手中提的还是二次大战中在列宁格勒用的那台旧式打字机。而把全部热情投在为社会付出上。对他来说，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工作是最大乐趣。

　　　　第二天，5月18日，我们就去平原县。

　　　　我在车上给他作了简单的介绍。平原县的名称来自战国时期“惠文王封弟胜为平原君”，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是典型的黄河下游农业区，这里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刘备在这儿当过县长，因为地方太窄，战事不已，半途从下水道逃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里是前沿阵地，颜真卿就当了平原郡守。到了明朝，燕王扫北时，此地被杀得血流成河，十室九空，最后只好从山西往这里移民。我的祖先就是那时从山西移来的。军阀混战时，又成了直皖奉各系拉锯战的战场。而抗日战争一开始，日本军队就沿津浦线南下占了这地方。八路军随之开来展开游击战，这里又演出多少英勇悲壮的故事。这地方人虽然拼搏挣扎了几千年，吃饱肚子则是最近几年才实现的梦想。不过也就是得到了温饱，不要说和美国比，就是和广东、烟台等等地方比，生活水平也相差很远。你和农民交谈一下，会知道他们想些什么。一切你自己直接去看，去问，我不再多嘴。

　　　　9点多钟我们到了马腰务村。

　　　　这一天马腰务逢集。集上人山人海，尘土蔽天。赶集的人穿得大部分很整齐，面色健康喜悦。集上商品很多，许多大城市过时的服装、日用品，在这儿正时兴，所以陈列得琳琅满目。也有几个时髦青年穿牛仔裤，骑摩托车。蓝牛仔裤里还露出粉红色棉毛裤来，摩托车上驮着鲜鱼活鸡和香椿芽、嫩韭菜。女孩子还有挎着篮子穿高跟鞋的。因为街上人太多，我们只好把车停在村政府，步行去村里。我领他走到村北头，告诉他日本军队就曾在这里一次枪杀了三四十名抓来修据点的民夫。这个地方原有的居民全被赶走，安下了据点，住了一排日军和十多种不同的伪军和伪政权机关。我当时作为八路军的交通员给被俘的两个伤员传信，看到伪军用烧红的木柴烫普通老百姓，用子弹打断他们的肋条，就为了逼他们承认家中藏有枪支，叫他们家人卖房卖地来赎人。

　　　　他们尽管凶残，但又胆小，天一黑便拉起吊桥，锁上围子门，龟缩在堡垒里不出来。所以夜里的村庄又是八路军的天下了。我们收集敌军情报，作抗日宣传，向据点里的敌人喊话，甚至把传单投进围子里去。

　　　　许多赶集的围上来看我们。索尔兹伯里问：“这里是否很少见到外国人？”

　　　　我说：“有史以来大概见过两次：一次是日本军队，一次就是你。不过日本人在这里决没见过这么多笑脸，更没人向他们招手。”

　　　　他听了大笑，冲乡亲们招手，拍了许多照片。

　　　　我说我们在这里和日本军队战斗时你正在列宁格勒和希特勒战斗，咱们早就是战友了。他说：“我只是用笔，这里的老百姓可是用枪啊！值得尊敬的人民！”

　　　　我们回到村政府休息，请来几个村干部和农民说话。来的人多半很年轻，也有一两位老人。他们说话很朴实、坦率，给索尔兹伯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索尔兹伯里问：“现在你们一年人均收入有多少？”

　　　　年轻的干部说：“600多元。平均一户还喂着三口猪、两头大牲畜。”

　　　　索又问：“十年以前呢？”

　　　　那位老头迟疑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那时候一天的工值是九分钱，嘿嘿。”

　　　　索说：“那时候口粮能分多少？”

　　　　几个人抢着说：“平均每人每年不足300市斤，”“最少的时候120斤，一个月吃10斤粮食。”

　　　　索睁大眼问：“10斤？”

　　　　翻译说：“就是5公斤。”

　　　　索尔兹伯里把头狠摇了摇，满脸同情地望着我说：“5公斤那不会饿死人吧？”

　　　　人们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过，不止一口；草根、树叶全吃。”

　　　　一个新村干说：“十年前粮食亩产才100斤左右，棉花才30斤！”

　　　　索问：“现在呢？”

　　　　村干说：“现在粮食单产1300斤，棉花500斤。”

　　　　索说：“简直不可思议；不还是这些地吗？”

　　　　农民们说：“地还是那些地，人也还是那些人，可政策不是那个政策了。吃大锅饭没人干活。现在家庭承包了，连黑带夜地干，也舍得上肥了！”

　　　　索问他们教育情况。他们说村里有一所小学、一所中学，还建了个幼儿园，最值得骄傲的是他们有个卫生所、5名医务人员。适龄儿童百分之百入了学，巩固率百分之八十，因为再要高产，不懂科技不行了，所以叫孩子上学。

　　　　在这里谈了一阵后，就到邓庄去。

　　　　邓庄距马腰务八里地，是我的故乡。我就是在这儿参加八路军的。四十多年来我只回去过两次，加在一起总共不超过几十小时。如今我已不认识几个人，而村子的面貌也大变了。以前只一户地主家有瓦房，那也只是房顶挂瓦，墙仍是土坯的。如今满街是砖瓦新房，连我自己家在何处也找不出来了。我们就到我的族兄有平家去，他在公安局工作多年，早已退休，新盖了五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