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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妹妹，”那位侨胞介绍说：“那是我侄女。”在我这次走访的七八个城市中，长崎的中国留学生加上在造船厂实习的工人、技术人员，是学习人员最多的一个地方。恰好这时中澳合营的旅游船“明华号”也在长崎停靠。有一天晚上，华侨、我们、留学生，加上船长、大副、政委一群人从饭馆出来到“明华号”上去参观，一下子把个“明华号”小餐厅变成了中国俱乐部。有几位华侨听不懂中文，可也恋恋不舍一直和大家呆到深夜。一些平时极讲礼貌的人，都毫不客气摊开手帕把船员们做的点心包起来带回去给孩子，因为这是从自己家带来的东西。

　　　　日本是好客的。长崎人和中国人、西方人有悠久的友好相处、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传统。人民之间的友谊要靠人民来保卫。我不止一次经过***纪念馆时，仰视祈求和平的纪念像，在绿草如茵的广场上，一个巨人一手指天，一手平举，关切地注视着草地上在喂鸽子的天真儿童们，艺术家把他塑造得那么健壮有力，大概不是没有用意的。我的理解是这样：过去的让它过去吧，但要使和平天长地久，要使悲剧不再重演，要让孩子们永远和鸽子一起不再受恐怖惊扰，需要用力量来制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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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林归来

　　　　在民主德国，走路要格外小心，稍一疏忽就会漏掉一个文化圣地或历史遗迹。在柏林我上菩提树下大街散步，看到了马克思当过学生、黑格尔、爱因斯坦等人教过书的洪堡大学；看到了希特勒焚烧书籍的广场；看到了列宁读过书的图书馆，看到了季米特洛夫、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活动过的场所，满以为无所遗漏了。回来后人们问我对海涅的故居有什么印象，我却茫然，再问我别的几个地方，我更傻了。从此就特别紧张而小心。到魏玛的时候，看到一块石头我也要问一下是否贝多芬或歌德在这儿坐下来沉思过、休息过，哪怕是系一下鞋带。后来进了植物园，我才松弛下来，心想在这些棕榈树、龙舌兰之间总不会有什么历史遗物了。恰在这时，一个中年人就过来问我有没有时间看一点他负责保存的“有趣的东西”。我当然要看。他领我进了一个比较大的房间，我竟在那里看到了拿破仑从莫斯科城下逃跑后一路所乘的那辆马车。我还看到了另一辆马车，是嫁到魏玛来的俄罗斯公主乘的。我从没想到马车会造得这么精美，甚至带有厕所！还有一次，是在葆琛，主人请我去吃饭，我无竟朝窗外一瞥，主人立刻对我说：“对面这个小楼安徒生居住过……”

　　　　所以，回国之后，要想写篇文章记录这次旅行，就十分困难。反法西斯同盟军会师的易北河，发表了有历史意义宣言的波茨坦，以及浮士德博士喝醉酒后骑在酒桶上飞翔的那个地下室酒馆，哪一处不值得一写呢！

　　　　我只能先写最重要的，最感我心怀的，那就是人，民主德国的朋友们和同行们。

　　　　我读过坎特的短篇小说。尤其是《第三颗钉子》，给我印象极深。他写的那些“关系学”在我们中国随处可见。他现在是民主德国作协**，我到柏林的第二天去拜访作协时见到了他，一看那矮矮的个子，充满机智和幽默的目光，马上就认出了他。我说：“你就是钉那棵钉子的人吧？请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一架特殊的望远镜，把中国的事情全看到眼里了？不然怎么会写得这么像在中国发生的事？”他挤挤眼，笑而不答。可到我送他一幅国画作纪念时，他找到报复的机会了。他和《新德意志文学》主编沃瓦·沃伊斯基不约而同地问我：“这是不是‘画儿韩’伪造的一幅假画，你拿来骗我们？”

　　　　我们在笑声中发现，两国作家尽管中断来往二十多年，可谁也没忘记谁，大家都注视着对方的工作。

　　　　和坎特相比，作协副**舒尔茨教授是个更富有学者气质的人，他高个子，男低音，说话一板一眼。他主持《思想与形势》杂志的工作，并且和“人民与建设出版社”有工作联系。这个出版社为向民主德国的读者介绍外国文学作了很有益的工作，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探索》就是他们出的。前不久他们又出版了《天云山传奇》。在地铁火车上，在饭店大厅里，我都见到有人津津有味地读它。也许这个书名不好记，我问一个姑娘，“你在读什么？”她说：“鲁彦周。”我问她：“喜欢吗？”她说：“很喜欢，这里写的一切对我都是全新的，可又是熟悉的。这是中国当代最好的一本小说吗！”

　　　　我说：“是好的，是不是最好的，我不敢说，因为这样水平的小说，中国有不少，而且还在不断地写出来。”她先把眼睛睁得很大，“噢”了一声，随后说：“希望我们多看到一些。”我把这事告诉了舒尔茨教授，他说：“这两本书确实很受欢迎，《探索》出来三个月，已经准备再版了，在民主德国这是少有的。希望你给我推荐一批作品，我尽快找人译出来出版！”此后每次见面他都提醒我这件事，到临走时，他又嘱咐我千万把这事记住。

　　　　这种对中国当代文艺的关心也表现在许多普通工作人员身上。有一位电台的女编辑，在柏林要见我，我没抽出时间来，她跟踪追击，在莱比锡找到了我。我以为她是来采访的，见面才知道她另有所求。她说她决心在电台安排一个固定时间，专门播送中国当代的广播剧或独幕剧，可她不知哪儿去找剧本。她带来一本1977年出的中国广播剧选，问我能不能用？我看了一下，那还是**前后的作品。

　　　　我说：“这是本过时的作品，有些错误观点早被我们否定了。”她焦急地问：我到什么地方能找来你们新的作品呢？我告诉了她应当找中国的广播电台和戏剧家协会，并且答应替她传递信息，她十分感谢。

　　　　民主德国的同行们关心中国文学，当然也关心中国作家，尤里·布雷赞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是民主德国作协的副**，又是民主德国少数民族——索尔维族作家，他的作品在世界上到处流传，而他自己则深居简出住在葆琛的乡下，一般有外国作家来访，他都拒绝接见。我们到柏林后，作协打电话给他，说中国作家代表团来了，问他有时间会面没有？他说：“当然有。”9月9日我们一早到了葆琛。访问完民族联合会去吃中饭时，他已在餐厅等我们了。他满头白发，身体却十分健壮。他从乡间这么远开车来招待我们，使我们很不安。他说：“这不算什么，我已经买了辆自行车，还打算骑着车上北京去访问你们呢！”我说：“中国有几个人正在骑车来欧洲旅行，他们都是青年人。如果知道你也有这个雄心，他们会吸收你作队员。”他说：“也许我骑车在半路上会碰见他们，正好向他们打听一下，去中国哪条路最好走。”

　　　　饭后我们去参观一个索尔维族学样，他非要陪我们一同去不可。在学校里，孩子们为我们唱了斯拉夫族民歌。索尔维是斯拉夫族的一支，风习仍保持斯拉夫人的特点。我们对这里的一切极感兴趣，和老师们谈话时间就长了些。我担心布雷赞同志会疲倦，谁知离校时，他却极郑重地对我说：“这儿离我家不远了。我想请大家到我家喝一杯茶，不知道能不能赏光！”我说：“当然愿意去，可是那不使你太疲劳吗！”他说：“能有这种荣幸的机会，怎么会疲劳！”他立刻打电话请他夫人作准备。

　　　　我们在他的写作间受到了家庭般温暖的接待，他拿出一本纪念册给我们看，上边有贺敬之、黄药眠等同志的照片，有冯至、田间的签名。他说：“瞧，你们距离上一批中国同行来，二十多年了。希望下一批不会再隔这么久。”天黑以后我们才和他告别，可他却说：“不不，我要陪你们去吃晚饭，不能这么早就告别！”那天是在一个乡村小酒店吃的晚饭。环境、风味全是最地道的斯拉夫式的。喝了几杯酒后，布雷赞兴致更高了。他告诉我他读了《探索》这本书，也读了《画儿韩》，这真是一种全新的文学体验。中国有一个和欧洲的、西方的美学经验完全不同的美学体系，是几千年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晶。他说：“你们有你们的特色。用你们的特色来丰富世界文学吧，千万不要丢掉自己的宝贝去照搬别人手法。”

　　　　像布雷赞这样热诚的老朋友，我们几乎走到每个城市都碰到。在魏玛，曾在我国工作多年的哈里·吐尔克，自己开车陪我们去参观布痕***集中营、歌德的故居，一路上打听丁玲身体情况，笑嘻嘻地跟我说他和杨宪益住邻居时的各种笑话，问我：“他还那么喝酒吗？他好像有抗酒精的特异功能，从来没见他醉过。”在柏林，汉学家梅慧华把我们请到她家时：拿出她北京大学同班同学照片给我们夸耀：“我们那一班是最出人材的一班。瞧，这是陈丹晨，这是谢冕——谢冕在当学生时就特别胆大、爱发表独立见解，这是张炯——”比她低两班的尹虹很文弱、轻声细语地说，他们那班素质也不错，不过时间赶得不巧，碰上些意外的干扰。她现在正致力于中国当代戏剧的研究，对目前中国话剧舞台的状况十分关心。梅慧华教授为欢迎我们到来，专门在洪堡大学的亚洲院开了一次汉学家的座谈会。会上大家发言、讨论全用中文，我们仿佛又突然回到了北京。

　　　　我们这次十四天的访问，能如此顺利而愉快，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三位陪同我们的德国同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用心来接待我们，那是三颗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友好情谊的心。

　　　　芭芭拉·舒曼夫人，是作协的外事秘书。我在作协搞外联工作，有二十多位同事。我们忙得团团转，头昏脑胀。她就是一个人，面对五大洲，广拓八方客：井井有条，轻松愉快。她漂亮，豪爽、能干。不论我们提出什么要求，她把手在空中划个弧形，高声说“古——得”，就全齐了。所以我学会的唯一一句德语就是“古——得”；她请我们去她家作过客，我发现她爱人舒曼先生对她的指挥才能比我们更心服口服，所以她们家也秩序井然，气氛温暖和美。舒曼先生是个自由职业的翻译家，对波兰的历史、文学极有研究。因为他在家中工作，家务劳动一半以上都落在他身上。芭芭拉陪我们去旅行。我说：“这几天舒慢先生会轻松一点了。”芭芭拉说：“不会。我临走给他留下了作业，回来我要检查的。他不敢偷懒。”可是她爱他爱得要命，说她能安心把作协工作做好，全靠有他作后盾，“噢，他太辛苦了！我不是个好妻子。没照顾好他！”

　　　　翻译施白兰，看起来还像小姑娘，像我们五十年代的共青团员，信仰坚定、热情、坦率又有些固执。我们在一起常忘了是两个国家的人，为一些小事争论下休，一边争一边笑。越争论越亲切，真正成了一家人。她是在列宁格勒学的中文。毕业时俄文倒是学好了，中文却不大理想，为此她又到中国来工作了几年。平心而论，她的汉语满不错了，可她不满足，还想到中国进修一次。她常常一边翻译一边虚心地问我们她哪句话说得不对。刘绍棠很赞佩她的求学精神，就故意逗她，专用一些生癖的，连邹荻帆也听不懂的北京土话跟她聊天：“邓友梅没有好湮台、想叫我喝喇嘛了，你可别让她有猫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