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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癖的，连邹荻帆也听不懂的北京土话跟她聊天：“邓友梅没有好湮台、想叫我喝喇嘛了，你可别让她有猫溺——”她越听越糊涂，最后急了，哀求说：“刘绍棠，你别说这种话了，我完全没办法了！”引得我们大笑，她却认真地把这些听不懂的话全记在本上，不断地复习。

　　　　至于我们的朋友，留小胡子的司机克劳茨，我只能说我永远不忘他对我们的热诚与负责，我也希望我们中国的司机个个都有他这么好的技术和这么好的工作态度。跟我们在一起，开车成了池的副业，一切生活杂事他都包下来了。从葆琛去莱比锡的夜里，我们走错了路。一向以记忆力好自夸的刘绍棠也不再“向左、向右”地发号施令了。克劳茨只好一个人到村子里去挨门求教，打了三家门才找到个老人问清路线。他始终笑嘻嘻的毫无倦色。

　　　　我们在民主德国欣赏过好几次音乐、舞蹈、戏剧演出。有的很好，有的一般，印象最深的是布莱希特剧团演出的“三便士歌剧”。我一向敬仰这位大师，他的剧本凡译成中文的我都找来读了，也看过中国人演的布派戏。甚至自己也写过一个没有人演、也幸亏没有人演过的“布式”剧本。这次一看地道的布莱希特剧团的演出。才知道我所理解的布莱希特和它的本来面貌相差极远。当然，各国可以有各国的“布莱希特”戏剧，各人可以有各人心目中的布莱希特，但认识一下地道的布莱希特却是十分必要的，总要看看庐山真面目，才可以评论和发挥。我想，对整个的民主德国也是如此，亲自看看，才知道这是个有着多么深厚文化历史传统，而又有着多么强大现代活力的国家，才知道那里的人民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抱有多深的友谊。

　　　　离开民主德国的前一天，我们登柏林的电视塔。有几个朋友陪我们一道去参观，在路上他们笑着说：“你们来以前，我们作过一个估计，中国作家会是什么样。大家说，会彬彬有礼，会握手，不会有深入的谈话，更不会拥抱。可是现在我们什么都谈了，而且拥抱得很紧！”我说：“为什么那样估计呢？我们不都是马克思的学生吗！不都在建设社会主义吗！”他们说：“是的，我们相同的地方究竟比不同的地方多！所以称作同志！”

　　　　友谊之花盛开的。喂，同志，一齐加把劲来培育它！
………………………………

巴黎漫记

　　　　一

　　　　一位作家朋友曾对我说：“写文章的人一个劲的追求‘知名度’，这是很傻的。知名度远赶不上‘知容度’。‘知容度高’才能走遍天下。”对这番话的正确性我从未怀疑过，但对它真正有深切体会，是这次去巴黎。我去巴黎和岳华同行。办理机票时，航空公司的小姐一见手执机票的是“大醉侠”，真是眉飞色舞，满面春风，和言细语，有求必应。笑嘻嘻地在机票上签了两个座位。不偏不斜恰好是机舱紧急出口处的第一排，而前一条通道，可以伸开腿睡觉，站起身伸懒腰，万一出了什么事故，跳伞也比别人抢先，比起两个月前去美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那次是十四位作家，什么张洁、李存葆、祖慰都是满有度数的名家，上了飞机老老实实和我一块挤在又窄又闷的座位上。隔壁一位日本女士，带了位不满一岁的小朋友。那小朋友将来肯定会成为男高音歌手的。哭起来嗓门又大，气力又足，从太平洋西岸一直哭过东岸。耳朵听着这哭声，两条腿重如千斤，直挺挺支在地上，睡又睡不着，站又站不起，真叫受罪。后来张洁实在受不了，去求空中小姐给她换个位置。那是新加坡飞机，空中小姐叫她讲华语，又是女性，这才动了恻隐之心，为她换了个离哭声远些的座位。根本没问她会不会写小说。

　　　　这次的旅行还有一个优越处：法航飞机上的酒好，而且满足供应。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有。喝了甘醇的葡萄酒，伸开腿闭上眼，一路上腾云架雾，就有点半仙之体了。当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也正因为便宜酒喝多了些，飞机停在孟买时，糊里糊涂随人群走下飞机去转了一圈。看到商店里有檀香木雕的佛像，颇为精致，就买了一尊。第二天醒来再打开看，发现竟是一对印度青年在拥抱，春色浓艳，毫无四大皆空的神色！就在这惊讶与懊悔间到了巴黎。

　　　　二

　　　　到巴黎是凌晨。出门的人很多，我和岳华分别排在两行。我这一行进展较快，边防人员看看护照，冲我笑了笑，说了句法国话。我冲他笑笑，说了中国话。他盖了个章我就出来了。他说的什么我一点不懂，我说的估计他也未必懂。恰好我身后走着的也是几个中国人，我便问他们：“则才那法国人对我说什么？”他们热心地向我解释，为我翻译，但他们的话并不比法国话更好懂。我费了半天劲，只分辨出他们讲的是温州话，话的内容还是不明白。

　　　　出了关，我就站在大厅里等岳华。他那条队排得很长。等他出来，已没有多少人了。我问他：“现在上哪儿去？”

　　　　他说：“哪儿也不去，等朋斯先生来接我们。”

　　　　我问：“你和朋斯先生很熟？”

　　　　他说：“没见过，不过不要紧，中国人总会互相认出来。”

　　　　我这才知道朋斯先生是中国人，而且他也没见过。

　　　　我们的飞机提前到达了，天还刚拂晓，巴黎人大半此时还在睡觉。我百无聊赖地站在大厅看人、看狗——一个法国人运了一箱大小七条狗，狗长得都不像狗样儿，方脑袋、圆脑袋、三角脑袋。身上的毛剪成各种形状，染成各种颜色，有点像我在美国和日本看到的应克头发。远看巴黎的交通图，因为不认识法文，越看越乱。正这时有人用甜甜脆脆的上海话打招呼：“侬阿是岳华先生？电影上见到过的，还是格漂亮来……”原来朋斯先生和太太到了。

　　　　三

　　　　朋斯先生中等个儿，戴一副近视镜，满脸是厚道祥和的笑容！我一见他就想起狄更斯笔下的皮克·威克先生！朋斯太太聪明、漂亮。先生不大说话，只是笑着点头、握手、抢行李。太太一直嘴不停地寒暄、问好，道歉晚来一步，说一口地道的上海问话，不大地道的香港白话，有时夹一两句我听不出地道还是不地道的英语或法语，总之我们在一片友好热诚的气氛中被送上汽车，朋斯先生驾车拉我们直奔往巴黎。

　　　　我对巴黎的第一眼印象就很好。不是因为它的建筑壮观和市面的繁华，是因为它实在清静。八月份，巴黎大部分人都去南方洗海水浴晒太阳去了。又是清晨，街上看不见人，偶然过一两辆车，也是懒洋洋的。在北京拥挤惯了又到香港更加拥挤的过了几天，一到巴黎马上觉得格外的清静、安静、整洁、从容，远远看见了铁塔，从凯旋门近处转了个弯，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也睡意蒙矓。

　　　　朋斯先生把我们送到雨果广场附近一个僻静街上，这街上接连有几家三星的旅馆，我们住进挨近广场的一家。三层小楼，房间不大，壁纸和家具的颜色有点俗气，令人想到左拉笔下写过的巴黎小旅馆。我估计这旅馆年龄也决不会比左拉小。洗过脸后，朋斯先生请我们去饮咖啡。他领我们走出旅馆，转进一条街，来到直通凯旋门的一条街上，伸手掏钥匙，打开一间咖啡店的门，屋里空无一人，所有的椅子都四腿朝天放在桌上。朋斯太太回身把门关上，朋斯先生放下几张椅子请我们坐下，他就到柜台后边自己动手煮咖啡。我问朋斯太太：“怎么店里没有人？”她说：“他们全休假去了。我们是店主的朋友，有一把钥匙，要喝咖啡就自己打开门来煮，喝完锁上门走人。”

　　　　喝咖啡中间听岳华和朋斯先生谈话，才知道朋斯先生早年在上海和香港的电影圈，是颇有修养和名气的摄影师，后来洗手不干，来巴黎开饭店开酒吧和咖啡厅，再后来则也不开饭馆也不开酒吧了，并且把咖啡厅也卖了出去，这间咖啡厅就是他卖出去的，买主也是朋友，所以保留了开门自煮咖啡的权利。这次来巴黎拍片，翰祥约他当临时摄影师。朋斯先生重友情，大概也留恋他的老行当，欣然答允，重作冯妇，只是说：“我没得机器！”

　　　　岳华说：“我们去租。”

　　　　朋斯说：“八月份，统一休假了，租不到。”

　　　　岳华说：“租个工作用电视视摄像机也可以的。”

　　　　朋斯：“没有玩过那个东西，怕玩六灵光。”

　　　　他们约好睡一觉后去租机器，朋斯先生就锁上咖啡厅的门送我们回旅馆。他有一辆很新的雷诺车，车身可以升高。朋斯先生表演很好，住巴黎多年，除去那辆车完全法国味，他二位身上法国味很少，上海味十足：朋斯太太随身总带个小录音机，录音机里反复放《苏三起解》。我问：“谁唱的？”她说她自己唱的。她是巴黎票房的票友。我问她有小孩子没有？朋斯先生悲痛地说：“我们的孩子上个月死了……”我抱歉说：“对不起，我不该这么问。”朋斯先生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照片说：“这就是我们孩子的照片，满漂亮吧。”

　　　　我郑重地接过来看，照片上是一支小狗，满漂亮的小狗，但看不出公母。我想先生改叫作他的儿子，大概是公狗。同时我也为朋斯夫妇感到一点安慰，这样的儿子我相信还可以再找到一个，不致使两个善良的人成为绝户的。

　　　　四

　　　　睡醒一觉后，朋斯夫妻果然来接我们。我们先把太太送到票房。她说有两个从北京来的琴师在给她们说戏。在票房门口我碰上北京来的母女二人。女儿早来定居了，似乎是京剧界的。老太太刚来，一听我说北京话，大家就谈得很亲切。老太不喜欢巴黎，觉得什么也不对味。“您瞧瞧，满街都说外国话。咱说中国话的倒成了外国人了！我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来。”我说：“您也常来听他们唱几段吗？”她说：“我就来听听自己人说中国话。尽管他们说的事跟我多不挨边儿，可我全听得懂哪！这比唱的还好听哪！”

　　　　我们到拉丁区一家出租机器店问了一下，那里说九月份以前不可能有机器出租，但打听到在圣母广场附近还有出租店。这时大家已经饿了，决定先去填肚子，顺便看望岳华的老朋友刘先生和刘太太。

　　　　刘先生开的中国菜馆叫锦丰园，中等门面。他隔壁一家同样的门面房屋大敞着门，似乎在搬家。有几个黑人坐在搬到便道上的家具中间，弹着吉它唱歌。这时已过了中午的开饭时间，又是休假的月份，店中只有一个法国学生在吃馄饨面，一个中国青年陪他聊天。刘太太和刘先生意外地看见岳华和朋斯先生，高兴得笑不拢口，忙招呼我们坐下，先弄来点小吃和饮料，陪我们谈天。刘太太说：“我才买来韭菜，我给你们包饺子吃，尝尝是不是家乡味。”刘太太说话倒是地道的我的原籍家乡味，一问之下，方知她是徐州人，而刘先生则是台湾人。攀谈几句之后，我大致就知道了刘太太的情况：四十年代末上学的时候，随着学校逃到台湾。在台湾和刘先生相认、恋爱、结婚，随后逃到了巴黎。几十年下来，事业颇有发展。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一个在工作，一个大学将要毕业。坐在旁边吃馄饨面的那个法国青年就是他小儿子的同学。隔壁那个门面房出是刘太太的，他租给